做人應當大方，應當爽快，應當光明磊落。冤家路窄，同樣是緣分，真刀真槍也沒什麼，前提是明牌明打，這才是君子的態度，反之則是小人的作風。生活中這一類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妨在這裡舉兩個極端的例子。
仿石溪山水圖
張大千畫過一幅《仿石溪山水圖》，曾以110萬元的高價拍出。畫的兩邊各有謝稚柳和徐邦達親筆書寫的鑑定意見，口徑一致，均認為是真品。此二人同為當代字畫鑑定權威，有口皆碑，不分軒輊，人稱“南謝北徐”。
豈料時隔不久，臺灣也賣過同樣的一幅畫，消息傳來，先前買畫的那位先生坐不了，連忙找到徐邦達本人再行鑑定。徐看了以後眉頭一皺：字的確是我寫的，不過原來是題在畫上，現在卻裱在畫外，顯然是做了手腳，這幅畫看來是假的，真的應該是臺灣的那幅了。買家驚恐之下自然要求退貨，拍賣公司自然又是不願退貨。不退貨得有理由，為推翻徐邦達的意見，只有找謝稚柳，當初謝也是題了字的，現在總該有個說法，不能裝聾作啞。所幸謝依然堅持是真品，理由是內地與臺灣的兩幅畫原是一幅，賣畫的一分為二，無非是想多糊弄些銀子。這一下就麻煩了，拍賣公司的態度馬上強硬了起來，買家退貨無門，無奈之下只好訴諸法律，但法院又哪裡能找到比謝、徐更權威的權威呢？只能糊里糊塗判買家敗訴。直至謝去世兩年之後，最高人民法院才鬆了一口氣，見風使舵又作出“假畫”的結論。
謝稚柳
事情似乎應該到此畫上句號，但是謝稚柳的夫人（也是著名的字畫鑑定專家）卻輕輕巧巧讓它留下了一條去不掉的尾巴。她慢條斯理地說：謝先生已經故世，不能開口說話了，此時作出贗品的結論顯然有失公允，對畫子和對買主都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謝夫人的話一以當十，局面頓時峰迴路轉，案子又“活”了，同時也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了。
徐邦達
這件事尤其讓人不舒服，其實即便“同行是冤家”，謝、徐二人不共戴天，在謝離開人世之後，徐大可冠冕堂皇以一句話搪塞：本來即是有爭議的東西，現在對手不在，我就更不能說什麼了，一旦說錯，誰來糾正？這樣既給足了死人的面子，也無形中抬高了自己。
錢鍾書的遭遇也有類似之處。錢恃才傲物，口無遮攔，年輕時更是氣盛，還在當學生的時候就放言：清華大學沒有人能教得了他，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
這是說來話長的事，已經大半個世紀過去了，應該平安無事了。孰料當他纏綿病榻奄奄一息的時候，興師問罪的聲音此起彼伏，“太懶、太笨、太俗”便是一大罪狀。當然也不時有新的內容出現，在一片討伐聲中最響亮、最剌耳的當數宗璞的聲音，指名道姓說錢曾信口雌黃中傷過她的父親馮友蘭。
錢鍾書與楊絳
此時錢大師正氣若游絲“臥以待斃”，他的三寸不爛之舌已經失去功能成了擺設。夫人楊絳倒是伶牙俐齒，然而她無論怎麼說也是白說，甚至適得其反，“越描越黑”，跳進黃河洗不清。
好在還有個吃了豹子膽的李賦寧願意站出來講句公道話，可還沒等他落音，馬上又有人說李賦寧何嘗想找這個蝨子撓？都是讓楊絳給逼的……這大概是上個世紀末中國文化界最敗人興致的事情之一，不說也罷。
做人（尤其是做文化人）多個心眼本來無可厚非，甚至很有必要，只可惜心眼一多往往不夠仗義。我素來不喜歡聽吞吞吐吐的議論，只愛看堂堂正正的交鋒。贏了固然風光，輸了也不醜。不過有一點，必須輸得明白、輸得痛快，哪怕是遍體鱗傷，同樣能叫人打心眼裡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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