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应当大方，应当爽快，应当光明磊落。冤家路窄，同样是缘分，真刀真枪也没什么，前提是明牌明打，这才是君子的态度，反之则是小人的作风。生活中这一类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妨在这里举两个极端的例子。
仿石溪山水图
张大千画过一幅《仿石溪山水图》，曾以110万元的高价拍出。画的两边各有谢稚柳和徐邦达亲笔书写的鉴定意见，口径一致，均认为是真品。此二人同为当代字画鉴定权威，有口皆碑，不分轩轾，人称“南谢北徐”。
岂料时隔不久，台湾也卖过同样的一幅画，消息传来，先前买画的那位先生坐不了，连忙找到徐邦达本人再行鉴定。徐看了以后眉头一皱：字的确是我写的，不过原来是题在画上，现在却裱在画外，显然是做了手脚，这幅画看来是假的，真的应该是台湾的那幅了。买家惊恐之下自然要求退货，拍卖公司自然又是不愿退货。不退货得有理由，为推翻徐邦达的意见，只有找谢稚柳，当初谢也是题了字的，现在总该有个说法，不能装聋作哑。所幸谢依然坚持是真品，理由是内地与台湾的两幅画原是一幅，卖画的一分为二，无非是想多糊弄些银子。这一下就麻烦了，拍卖公司的态度马上强硬了起来，买家退货无门，无奈之下只好诉诸法律，但法院又哪里能找到比谢、徐更权威的权威呢？只能糊里糊涂判买家败诉。直至谢去世两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才松了一口气，见风使舵又作出“假画”的结论。
谢稚柳
事情似乎应该到此画上句号，但是谢稚柳的夫人（也是著名的字画鉴定专家）却轻轻巧巧让它留下了一条去不掉的尾巴。她慢条斯理地说：谢先生已经故世，不能开口说话了，此时作出赝品的结论显然有失公允，对画子和对买主都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谢夫人的话一以当十，局面顿时峰回路转，案子又“活”了，同时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徐邦达
这件事尤其让人不舒服，其实即便“同行是冤家”，谢、徐二人不共戴天，在谢离开人世之后，徐大可冠冕堂皇以一句话搪塞：本来即是有争议的东西，现在对手不在，我就更不能说什么了，一旦说错，谁来纠正？这样既给足了死人的面子，也无形中抬高了自己。
钱钟书的遭遇也有类似之处。钱恃才傲物，口无遮拦，年轻时更是气盛，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放言：清华大学没有人能教得了他，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这是说来话长的事，已经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应该平安无事了。孰料当他缠绵病榻奄奄一息的时候，兴师问罪的声音此起彼伏，“太懒、太笨、太俗”便是一大罪状。当然也不时有新的内容出现，在一片讨伐声中最响亮、最剌耳的当数宗璞的声音，指名道姓说钱曾信口雌黄中伤过她的父亲冯友兰。
钱钟书与杨绛
此时钱大师正气若游丝“卧以待毙”，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已经失去功能成了摆设。夫人杨绛倒是伶牙俐齿，然而她无论怎么说也是白说，甚至适得其反，“越描越黑”，跳进黄河洗不清。
好在还有个吃了豹子胆的李赋宁愿意站出来讲句公道话，可还没等他落音，马上又有人说李赋宁何尝想找这个虱子挠？都是让杨绛给逼的……这大概是上个世纪末中国文化界最败人兴致的事情之一，不说也罢。
做人（尤其是做文化人）多个心眼本来无可厚非，甚至很有必要，只可惜心眼一多往往不够仗义。我素来不喜欢听吞吞吐吐的议论，只爱看堂堂正正的交锋。赢了固然风光，输了也不丑。不过有一点，必须输得明白、输得痛快，哪怕是遍体鳞伤，同样能叫人打心眼里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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