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萧红短促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一生,只有痛苦,没有欢笑

萧红是20世纪30年代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家之一,她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31个春秋,便像电光石火似地倏尔而逝了。萧红的短促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一生,只有痛苦,没有欢笑,她的一生是一幕悲剧。萧红这个名字,尽管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在现代青年人中,除研究文学者外,却很少有人知道她。因此,在她逝世60年后的今天,我来写这个悲剧性的人物,也算是对她的一点悼念吧。

萧红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父亲是这个县里一个不小的地主,母亲在她幼年时便去世了,父亲又是这个家庭的暴君,所以萧红自幼便没有得到过家庭的幸福与温馨。只有在老祖父那里才得到一点儿温暖。

女作家萧红短促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一生,只有痛苦,没有欢笑

萧红原名张秀环,后来外祖父给她改名叫张乃莹,萧红是她后来的笔名。15岁时,萧红在本县的高级小学里毕业了,因为县里没有中学,她的一些家境比较富裕的同学都到百里之外的省城哈尔滨去上中学,可她的父亲重男轻女,当她提出此一要求时,却被父亲骂了一阵,说什么也不让她走出家门,并且说:“女孩子能识几个字就不错了,还上什么中学、大学,有什么用!早晚还不是人家的人!”可萧红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她扬言:如果不让她到哈尔滨去上中学,她就到修道院里去当修女,或到姑子庵里去当尼姑!就这样,经过斗争,她才被允许到哈尔滨女子中学去读书。

五四运动以后,像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一样,哈尔滨也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与“三从四德”迥不相同的新的书籍、杂志、报纸,充斥着市场和校园。萧红贪婪地读着,从中吸取着营养,产生了动力。她参加了演剧、编墙报,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爱国游行,反日示威和集会。父亲知道了她在哈尔滨的这些离经叛道的行为,为了规范她的行动,便自作主张地为她找了一个她素不相识的小军阀的儿子,作为她未来的丈夫,并命令她回家完婚。萧红不愿中断学业,更不愿跟自己素昧平生的人结婚,于是便离开了这个无可依恋的家,流浪到了哈尔滨。冬天的哈尔滨,风雪迷漫,坚冰塞途,萧红在大风雪中踟蹰。这时她遇到了一位过去在反日游行中认识的哈尔滨政法大学的姓李的学生,这位大学生热情地与她打招呼,当他了解到萧红当前的困境时,便殷勤地把她领到自己的住所,在走投无路之际,萧红无可奈何地将这位大学生的住所作为自己的暂时投宿之处。也许是出于对她的父亲、对她的未曾谋面的未婚夫的报复,也许是为这位风度翩翩的大学生的信誓旦旦的话所打动,几天之后,她作了这处住所的主人的新娘。可是,他们的蜜月尚在进行,一位抱着孩子的少妇便踏进了家门——这位大学生的妻子回来了。萧红惊呆了,她简直不能想像这位大学生几天前对她所说的一切竟是谎言!她觉得自己受骗了,一怒而去。

萧红的未婚夫是一个纨绔子弟,名叫汪恩甲,他听说父亲为他选定的妻子,是一个明眸皓齿其貌如花的妙龄女郎,如今离家出走,在哈尔滨流浪,他便四处探听她的行踪。“功夫不负有心人”,当萧红逃离那位有妇之夫的大学生的家在哈尔滨街头再度踟蹰时,汪恩甲根据她的未婚妻的父亲提供的关于萧红的外貌特征等线索,出现在她的面前,他对她作了自我介绍。她对他打量了一下,居然也风度翩翩。这位汪姓少爷说,他和她虽然是父母做主的婚姻,两人过去互不了解,但感情可以培养,再说两人在年龄、学历、外貌等方面并无多大悬殊,将来两人结合后,他一定会好好待她,并且可以资助她继续读书。汪恩甲的甜言蜜语在萧红的心中掀起了波澜,她渐渐地消失了原先对这位不相识的未婚夫的反感;何况她已经做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新娘,作为女性,她失去了原来的矜持与自恃;再加上漂泊无定的生活给她带来的痛苦,于是她再次轻信,投入了她为之逃婚的男人的怀抱。

萧、汪的自动结合给两个家庭带来欣慰,新婚的生活还比较愉快。然而当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一个阶段之后,她发现汪恩甲每当精神萎靡不振之时,便匆匆出去,回来时精神特别亢奋,对她的肉体的需要又特别强烈。她悄悄跟踪窥探了一下,原来汪恩甲每天必到“鸦片专卖所”去,而那里是吸食鸦片和海洛英的地方。她愤怒了,原来她的丈夫是吸食毒品的瘾君子。一怒之下,她登上了开往北平的列车,去投奔她偷偷爱过的表哥。

萧红在北平刚刚安顿下来,汪恩甲便跟踪而至。他威胁她,说她是他的合法的妻子,她的肚子里已怀有他的孩子,如果她不跟他回哈尔滨,他便要诉诸法律。为了自己肚子里的无辜的小生命,她妥协了,又随汪恩甲回到了哈尔滨。

女作家萧红短促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一生,只有痛苦,没有欢笑

在哈尔滨,他们住在一个叫东兴顺的旅店里。汪恩甲照常去吸食鸦片,萧红却腆着个大肚子呆在旅店里,像个女囚。在这个旅店里住了一些日子,萧红的肚子越来越大,欠旅店的食宿费也越来越多。汪恩甲以回家弄钱还账为名走了,萧红却像人质一样被典押在旅店里。

萧红的产期越来越近了,而汪恩甲却一去不复返——他将萧红遗弃了!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大腹便便,欠了旅店那么多食宿费,旅店老板像看守犯人一样地监视着她,惟恐她再偷偷溜掉。

萧红呆在旅店里,度日如年。一天,旅店的小伙计对她说:“大姐,你快走吧,老板准备把你卖到妓院里去呢!”天呐,她能往哪里逃呢!这时,她忽然想起了她常常看的《国际协报》,她想:报纸不是常常标榜主持正义吗?于是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报社写了一封求援信,详述了她被遗弃并即将被卖入妓院的状况。没想到,这封信改变了她的命运,使她走上作家之路。

两天后,一个年青的关东大汉来到了萧红所住的旅店,他说,他是《国际协报》的助理编辑,名叫萧军,现在奉主编之命,来找向报社求援的张乃莹。萧红说,她就是张乃莹,并再次申述了自己的不幸。萧军立刻去找老板,警告他,不许虐待张乃莹,如果她有不测,报社将找老板算账。老板虽不乐意,但又不敢得罪报社,只得诺诺连声。萧军虽然十分同情这个被欺骗、被损害、被遗弃的女子,可是他却拿不出萧红所欠旅店的660元的食宿费。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1932年7月,松花江发了大水,哈尔滨一片汪洋,东兴顺旅店被浸泡在大水中。旅店老板为了活命,他丢下萧红跑掉了。萧红获得了自由,去投奔萧军,萧军收留了她,并和她成为夫妻。

萧红和萧军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她产下了一个女婴,这是她和汪恩甲的女儿,因为无力抚养,萧红又患着病,所以把孩子送给了别人。

他们住在一座白俄开设的旅店里。萧军是东北讲武堂毕业,学过武术,为了增加总收入,他收了一个学习武术的年青人。这个年青人的父亲是哈尔滨路警处的处长,靠他的帮助,他们终于离开旅店找到了住处。

女作家萧红短促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一生,只有痛苦,没有欢笑

为了生存,萧军除教武术之外,又努力写稿,送到报社挣点稿费补贴生活费用。萧军对萧红说:“你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为什么不把你的所见、所闻、所历写出来呢?”在萧军的鼓励下,萧红写成了她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之死》。随后,他们创办了刊物,成立了剧社,以文艺为武器,参加了反满抗日的行列。

这时,萧军出版了他的文集《跋涉》,在东北引起轰动。但《跋涉》的出版给萧军带来了荣誉,也带来了不幸。当时东北已是日本人的天下,东三省早巳变成了“满洲国”,日本人哪里能容得下与他们唱反调的《跋涉》,于是下令禁止这本书的发行,并对萧军和萧红加以监视。二萧预感到他们不幸的日子即将到来,于是在 1934年6月,他们偷偷踏上了从大连开往青岛的航船。从此,他们离开了这块原是他们的家乡,今天却成为异国的土地。

1934年,山东的统治者是军阀韩复榘,他虽然不是日本人,但在镇压进步势力和禁止抗日活动上,跟日本人没什么两样。在青岛,萧红完成了她的代表作《生死场》,萧军完成了他的著名小说《八月的乡村》。除业余写作外,萧军还担任《青年晨报》副刊的编辑。二萧的作品主要内容都是抗日的,韩复榘为了取悦于日本人,禁止任何抗日宣传,于是缉捕二萧的命令随之而来,这对患难夫妻不得不在1934年冬再次逃亡,南下上海。

上海当时是中国的文化中枢,文化人大都集中在这里,各种书籍、杂志、报纸也大都在这里出版。二萧到了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冒险家的乐园,两眼墨黑,无所适从。这时,他们想到了鲁迅。过去他们读过鲁迅的不少作品,或者可以说,他们是读了鲁迅的作品才走上文学道路的?他们知道鲁迅是最富有正义感的长者,而且乐于帮助和扶持青年作家。因此,他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去拜访鲁迅。完全不出他们之所料,鲁迅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这两个来自东北黑土地上的流浪者,对这两个抗日的热血青年特别关注,在生活上帮助他们,在写作上给他们以指导,还亲自修改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和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并为这两本书作序。在为萧红的《生死场》写的序言中说:“这本稿子使我们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活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说这本书“如果还能扰乱读者的心,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女作家萧红短促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一生,只有痛苦,没有欢笑

由于鲁迅的关注与介绍,二萧的名字震动了上海文坛,自然也震动了中国文坛。从此,上海及全国各种文艺刊物都向他们敞开大门,纷纷向他们约稿,对女作家萧红,尤其是这样。在鲁迅那里,萧红、萧军又结识了胡风、聂绀弩、锡金等作家。

正当二萧在文坛上有了一席之地、事业上有了初步成就的时候,他们在感情上却发生了一些小的纠葛。发生纠葛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性格上的差异,萧红敏感、任性,而萧军却粗鲁、倔强,甚至还有些大男子主义。但是他们产生纠葛的表面上的原因却是萧军另有新欢。尽管萧军向萧红表示歉意并与那个女人结束感情,但是萧红却仍固执地说:“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为了解脱痛苦,1936年7月,萧红东渡日本,名义上是去探亲和养病。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萧红得知这一消息,悲痛不已。她怎能忘怀这样一个文学前辈呢?是鲁迅,支持和帮助她在文学创作上逐步成长起来;是鲁迅,父亲般地在生活上爱护和关注她;是鲁迅,使萧红能在上海这个茫茫的人海中有了立足之地。而今,这位伟大的哲人竟与世长辞了!萧红匆匆返回上海,哭倒在鲁迅墓前。

萧红从日本返回上海以后,虽然仍与萧军维持着夫妻关系,但二人心中的芥蒂却并未完全消除。

1937年7月,日军向北平和天津大举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日战争遂全面展开。8月13日,日军又进攻上海,战火又烧到了中国南部,萧红、萧军随文化界的一些朋友到了武汉,在这里,她遇到了她此生所钟爱的最后一个男人——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原名曹京平,是辽宁省昌图县人,中学时代便开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等。抗战时期曾参加编辑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有的文艺评论家说“端木蕻良是一位用莎士比亚的浪漫激情和华丽辞藻进行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严肃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是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气却远远比不上萧红和萧军。他崇拜萧红,也爱慕萧红。1938年春,一些文学界的人士多奔向战地采访或体验生活,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聂绀弩、艾青、田间等等也奔向了临近战地的山西临汾,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女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这些文艺家们除在一起交流写作心得或作抗日宣传外,还展开了文艺家是否走上前线问题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萧红和萧军又产生了矛盾。萧军想投笔从戎去参加实际的抗日斗争,而萧红却认为文艺家应坚守自己的岗位以一己之所长来尽上对祖国的责任。随即萧红、端木蕻良、聂绀弩、田间等和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南下,而萧军却北上前线了。临别时萧红对萧军说:“我们永远分离吧!”萧军说声“好”,从此两人的6年夫妻关系宣告终结,而萧红此时却已怀有身孕。不久,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虽然端木蕻良并不像萧军那样为萧红所不喜欢的粗暴,但端木和萧红在一起生活得却不愉快。由于两人的生活经历不同,因而性格迥异,在对方身上双方都得不到满足。1938年夏季,日军开始从长江下游和京汉铁路北段向武汉进逼,政府机关纷纷迁往重庆,个人已很难购得沿长江西上的船票,端、萧二人不得不分头奔往重庆。

30年代重庆是一个并不太大的城市,由于战争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政府机关和逃亡者,顿时显得臃肿起来,除达官贵人外,一般人很难找到个栖息地,连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席的老舍先生,也只能住在一间只有几个平方米的房子里。端木和萧红无力找到供两人栖息的房舍,只能分头和别人挤住在一起。在萧红分娩前,端木把她送到江津白朗、罗烽夫妇家,其实这对作家夫妇也是寄居在亲戚的房舍里。不久,萧红生下了一个男孩,数日后夭折。

端木在重庆主编《文摘》,并在复旦大学任教。萧红生下孩子后便迁住到《文摘》社的房子里与端木同住。萧红这时身体非常虚弱,在端木身边她一边疗养一边写作。在1938到1940年这段日子里,萧红写作了《回忆鲁迅先生》及一些别的文章,端木则写了长篇小说《大江》。

1940年初,复旦大学的教务长孙寒冰建议端、萧二人去香港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他们觉得合意,于是由重庆乘飞机去了香港。

萧红到香港后,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许多社会团体都来欢迎这位来自内地的女作家。端木蕻良却在忙着编辑《时代文学》,并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大时代》。

由于上海的沦陷,当时中国的许多文化人纷纷奔向重庆或香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在香港设立了分会,茅盾、夏衍、宋之的、戴望舒、许地山等等都在香港。这里没有战争,生活还是像过去一样进行,对于文艺家来说,这本是一个适合于写作的环境。可是萧红的心情却并不好,她在写给作家白朗的信中说:“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静和优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更有澎拜泛白的浪潮。这一切不都正是我们往日所梦想的写作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她还请在重庆的朋友为她预先找好房子。

萧红在香港,而且在自己的作家丈夫端木的身边,为什么感到寂寞呢?原东北大学校长周鲸文七十年代在他的《忆萧红》一文中说:

“……我们得到一种印象,端木对萧红不大关心。……端木虽系男人,还像小孩子,没有大丈夫气。萧红虽系女人,性情坚强,倒有些男子气质。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端木与萧红的结合,也许操主动权的是萧红。”

在香港,萧红的身体很不好,常常咳嗽,到了1941年春,萧红的病更加严重了。尽管如此,当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返美途中经过香港时,当地文化界设茶会欢迎,萧红还担任了这个欢迎会的主席,因为她们已是近十年的朋友了。

1941年夏,端木陪萧红去香港玛丽医院看病,医生说萧红的病是肺结核,应赶快治疗。端木和萧红在香港生活,靠两人的稿费收入还过得去,可是要去住院,他们却负担不起高昂的医药费和住院费了。他们的东北同乡周鲸文知道了这件事,向萧红伸出了援助之手,说“一切医疗费用”由他负责。1941年11月中旬,萧红住进了玛丽医院。可是萧红在这所医院里只住了十来天,因不满意护士小姐对她的态度出院了。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 8日,日本飞机开始轰炸香港。12月18日,日军强行在香港登陆, 25日,香港总督宣告向日军投降,这块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又换了新的主人。

香港的沦亡加重了萧红的病情,1942年1月12日,萧红被送进了养和医院。可是这所医院的医生却将萧红的肺病误诊为喉瘤,并且对喉管动了手术,这样便加速了萧红的死亡。端木守护在萧红的床边,哭道:“我们一定挽救你!”1942年1月18日,端木和骆宾基将萧红转送玛丽医院,重新动手术。19日夜,萧红示意身边的端木和骆宾基,表示要笔和纸,她写下了此生她要写的最后几个字: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1942年1月22日上午11时,萧红的脉搏停止了跳动,她只在这个“天地大戏场”中扮演了31个年头的悲剧角色。

萧红被临时埋葬在香港浅水湾,以后被迁葬到广州银河公墓。一个北国女儿埋葬在南国的土地上,伴随着每天的日出和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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