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睜眼看世界，中華第一人
標題的這個讚譽之詞，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冠在林則徐頭上的，但我卻覺得不妥，真正我中華第一個睜眼看世界之人，非徐光啟莫屬。
但二人的聲名現在根本不是同一個層面上，林則徐因為一次“虎門銷煙”，使得全國人民都知道他的大名，這也是鴉片戰爭的重要誘因之一，從此的中華民族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史。
反觀這徐光啟呢？似乎現在知道他的人並不多，官方是將其定位在中國古代科學家的位置上，郵電部發行的郵票中，將他是同黃道婆、李冰和賈思勰一起發行的。
將徐光啟定位於科學家這並沒有錯，但他是哪個領域的科學家卻是很難界定的，黃道婆的紡織、李冰的都江堰，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他們的功績都很容易界定，而這徐光啟怕要羅列一堆。
可以說徐光啟的發現和發明，以及繼承和推廣之功是方方面面的，我們經常吃的紅薯就是託福於他，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天天查詢的歷書就是在他手上最後定型的。
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上海人，明代著名科學家，進士出身，官至崇禎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次輔。
他畢生致力於數學、天文、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勤奮著述，尤精曉農學，同時他還是一位溝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為17世紀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71歲時病逝，崇禎帝贈太子太保，諡文定。
徐光啟可以說是在中國古代科學家中官職最高，科學研究最廣之人，而且他還有個特殊身份，他是天主教徒，教名保祿，作為一個熟讀儒家經典之人，這樣的身份可謂是空前絕後，而他還做到了眾多儒生夢寐以求的高官，這是否可以說也反映了當時朝廷的一種包容。
他的身份的確不能以一個科學家就能包括的，除了數學家、天文學家、水利專家及農業專家這些同科學有關的名頭外，至少還應該冠以晚明大儒、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等這些頭銜，也可以說，徐光啟是個一等一的全才。
他的家庭在早期也還算很不錯的，他的祖父靠經商致富，然而到了父親手上時便敗落了，以至於是務農為生，但他對子女的教育抓得還是很緊的，徐光啟少年時一直在龍華寺讀書，而且19歲便考上了秀才。
可是後來的科舉之路卻很是不順，多次鄉試不第，只好回鄉以教書來養家餬口，並且還要幫家裡幹農活，為了掙更多的錢來養家餬口，他不得不遠赴兩廣去當家庭教師。
35歲時，徐光啟再次參加科考，母親變賣了家中所有的糧食為他籌措路費，他挑著行李，走了上百里的路方才到達考場，沒奈何還是名落孫山。
但是，運氣來了誰也擋不住，發榜前夜，當時的主考官，也是著名學者的焦宏複查落選的試卷時，看見了徐光啟的答卷，不禁拍案叫絕，感嘆道：“此名士大儒無疑也!”，遂將列為此次考試的第一名，而他的這篇文章，還被編入《讀墨簡練百篇》，成為全國秀才們的學習範文，這真是世事無常啊。
得中舉人之後，又隔了七年他才考取進士，所以徐光啟曾自嘲是“爬了一輩子科舉的爛路”，但金榜題名也改寫了他一直低谷的人生，他入翰林院並被選為庶吉士，按照儒林正常的仕途規律，其前途一片地光明。
然而，徐光啟並不是一個熱衷功名之人，他參加科舉是為了改變困窘的家境，以及躍出低下的社會階層；所以，在他還埋首那些科考的必讀書的同時，就讀了很多經世濟民的實用書籍，其中當然也包括兵書和科技書籍。
說起徐光啟，必須要提一個對他影響最大之人，那就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由於近代外國列強對我國的侵略，這傳教士的聲名在國人心中很是狼藉，他們的傳教被視為是文化侵略，是帝國主義武力入侵的急先鋒。
對西方傳教士於我國的善惡功過就不討論了，一是複雜，二是見仁見智，根本不可能有定論，在此要說的是，當時的耶穌教會掌握著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思想和技術，作為傳教士，利瑪竇是其中的佼佼者。
可喜的是，那個時候在人們的心目中，還並沒有如後來大清王朝對外來文化盲目的排斥，處於一種新奇和接受的境界；所以，利瑪竇以其最先進的科技和文明，在中國很快就得以立足，並在明代最高領導層得到了充分的信任。
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的徐光啟在38歲時結識利瑪竇後，立即被其淵博的學識所折服，第二年，大明王朝的舉人徐光啟在南京受洗禮，正式加入了天主教，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天主教徒。
他意識到，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以解決國內眾多的現實問題，於是，他便潛心研究適合於國情的科學技術，決心用這些科技來幫助大明王朝走出困境。
他首先同利瑪竇一起，翻譯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在此之前，國人心目中的“幾何”一詞，總是帶著“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詩意，正是在徐光啟的開啟下，一個帶著自然科學含義的“幾何”走進了國人的心中，“點”“線”“面”“角”等術語第一次為國人所接受。
後來的他，又藉著回鄉丁憂之際，編纂整理數學文獻，完成了《測量異同》與《勾股義》等科學書籍；在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一個完善的數學系統，一些如《九章算術》《周髀算經》這類的學術著作，都是很獨立的作為另類著作被打入另冊而不被世人所重視，而正是自徐光啟開始，數學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學科開始在華夏大地漸次普及，可以說，徐光啟是我國數學學科真正的奠基者。
在撰寫這些科學著作的同時，他還做了一件名垂千古之事，即培育番薯，並寫出了《甘薯疏》《蕪菁疏》《種棉花法》和《代園種竹圖說》等文獻，所以，他不僅是位數學家，還是位農學家。
可別小看這種植番薯，這東東原產於南美洲，後由西班牙人攜至菲律賓等國栽種，這種植物不僅產量大，而且適應力極強，當時被為奇貨，“禁不令出境”，萬曆年間被一位陳姓之人偷帶回國，在廣東和福建一帶種植。
又是徐光啟，他敏銳地意識到番薯對我國人多地少實情的緩解作用，託人將其帶家鄉進行培育並獲得成功，他親力親為，並創造性地發明了地窖儲藏法，他根據自己的親身實踐著書立說，力圖將這項利國利民的技術向全國推廣。
可惜的是，當時的朝廷已被關內關外的一團亂事弄得是頭暈腦脹，整個官僚體制成天黨爭不斷，無人將這項成果以國家的名義進行推廣，以至於只能在民間自發地進行傳播。
有時我在想，如果這項成果能早幾年，或者徐光啟成功時，官僚機制運轉正常，在全國推廣這項技術時，是否就能緩解民眾食不果腹的狀況，如果真能這樣的話，西北的農民也不會在李自成的一呼之下，一呼百應，沒有內患，何愁關外那幾個滿韃子鬧騰，我大明也不會亡國了，是吧。
丁憂期滿，徐光啟回到朝廷，因其天主教徒的身份受到一些大臣的側目，他便索性辭職去了天津，在天津他組織開墾了大片鹽鹼荒地，通過治理鹽鹼，改進水利灌溉，終於讓南方的水稻在天津落戶。
並且根據經驗，寫出了《宜墾令》《農書草稿》《北耕錄》等農學專著，所以，可以說徐光啟是名副其實的農學家。
長期的農作物實踐，也使得徐光啟對當時普遍實行的《大統歷》產生了嚴重的懷疑，認為現行曆法與“天度不合”，遂毛遂自薦，請求重修新曆並獲得批准。
徐光啟首先我國曆來的一天12個時辰，以每天24個小時來進行了轉換，大膽將西方普遍使用的《格里高利曆》移植於中國曆法中，從而編制出適合中國的《崇禎曆書》，但可惜的是，這一曆法在徐光啟生前並示得到批准和推廣。
他第一次引進了圓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紹了地球經度和緯度的概念，這對當時中國傳統觀念上對天地的認識是一個巨大的衝擊，他所繪製的全天性星圖，成為清代星表的基礎，而他所著之《簡平儀說》及《平渾圖說》等著作，也奠定了他在中國天文學界的地位，所以，他是一位中國少有的天文學奇才。
他為官清廉，在晚明吏治腐敗的汙潭中，他就如同一股清流，“出汙泥而不染”，當他擔任吏部尚書，手握官員任命大權之時，門庭若市，多少人向其行賄以求進階時，史載他是“一概謝卻”。
對此，《明史》是有著明確地記載：“蓋棺之日，囊無餘資”；而野史《罪惟錄》則說其為：官邸蕭然，敞衣數襲外，止著述手草塵束而已”，去世時，家裡除了留下幾束書稿外，一點多餘的財產也沒有。
大名士張溥對居官而貧的他也是讚賞有加，他說道：“古來執政大臣，廉仁博雅，鮮公之比”，可見他對徐光啟的評價之高。
作為一名有責任心的朝廷重臣，面對內外交困的糜爛之局，自是要用自己的一已之長為國家盡一份職責，他清醒地認識到，只有關注農兵、崇尚實踐，才能挽救大明王朝日益衰弱的糜爛之局；所以，他在竭力推行農政的同時，更是對強兵作了最大的努力，那令滿人聞風喪膽的紅衣大炮，便是緣自於徐光啟的大手筆。
薩爾滸戰敗後，徐光啟上疏請求練兵，並提出要配備西方先進的火器，但卻因軍費問題而遲遲沒有得到落實，於是，徐光啟只能自籌資金，利用自己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從澳門購買了小部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火炮，名為“轟夷大炮”，即後來俗稱的紅衣大炮。
徐光啟積極改造火炮技術，又注重引進西方的火炮，甚至對火炮攻城、步騎炮結合的戰術都有研究，他撰寫了《火攻要略》《制火藥法》等著作，所以，徐光啟可以稱得上是中國軍事技術史上，提出火炮在戰爭中應用理論的第一人。
徐光啟的學生孫元化是著名的火器專家，當時正在兵部尚書孫承宗手下受到重用，孫元化仿造徐光啟購買的大炮，製作了很多火炮列裝了軍隊，用以協助袁崇煥守寧遠城，而袁崇煥正是用這紅衣大炮，一炮將努爾哈赤轟成重傷，不治身亡，這就是讓大明王朝驕傲了許久的寧遠大捷。
可悲的是，朝堂上是黨爭不斷，由於不滿閹黨魏忠賢的弄權，徐光啟選擇了退隱，“冠帶閒住”，全力著述他的科學鉅著《農政全書》，現代之人很難想象，這部60萬字的農學鉅著，中國傳統農業耕作技術的集大成之作，竟是一位曾經的當朝宰相親身筆耕而成的。
然而，隨著黨爭的激烈和遼東戰局的日趨頹敗，他的大弟子孫元化在黨爭中被冤殺，徐光啟傾力相救無果，憂憤中，他不久亦閉上了才華橫溢的雙目，一代巨星就此隕落。
紅衣大炮作為當時最先進，最具威力的熱兵器，徐光啟對此是認真地研習，他希望能造炮保國，一舉扭轉大明遼東戰場上的不利局勢，然而，他寄予厚望的炮兵部隊，後來卻成為滿清王朝吊打大明的利刃，也在滿人入關後，成為鎮壓南明和各地反清武裝的殺手鐧，這大概是徐光啟沒有想到的吧。
縱觀徐光啟的一生，其實也是充滿著悲情色彩的，他一生苦讀，年逾不惑方中進士；官場險惡，他歷嘉靖、萬曆、天啟和崇禎四朝，起起伏伏，於政治上無所作為，其利民救國壯志無以施展；
他雖居次輔之位，但卻遇到了一個不沒有擔當，不願負任何責任且疑神疑鬼的崇禎皇帝；他厭惡黨爭，對不顧大明王朝存亡，只顧自己小集團利益的黨派之爭深惡痛絕，他卓爾不群，不依附任何集團，“生無媚人之骨”，哪怕“言而不用，吾志則盡矣，復何求焉，又何悔焉！”始終保持著人格的完整。
他推廣番薯，研製高產農作物，養活了很多人，可以說是明代之袁隆平，可惜當時沒有在全國大面積推廣，尤其沒有推廣到西北貧脊之地，使得西北成為焚燬大明王朝之火的燎原之地。
他翻譯《幾何原本》，為我國數學打下基礎，在當時沒有引起重視，只能寄希望於未來，果然，三百年後，幾何成為中學生必學的科目。
他編纂《農政全書》，制定《崇禎曆書》，可自己生前卻沒能看到其面市刊印；他研習火炮，卻成為滿清攻克大明的利器；他位居次輔，卻保不住愛徒孫元化的性命；他建議採用的24小時制，直到民國成立後才被頒佈實施。
他歸葬故鄉，又因子孫在此繁衍生息而被叫作徐家彙，可現在這大上海的副中心，卻沒幾人記得這故土是因他的迴歸而命名的……
雖然在政治上，徐光啟的政績是乏善可陳，因他對中華科學文明的貢獻，而被歸於中國古代科學家的行列，但是，他作為“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應該被我們銘記在心的，這要比後世的林則徐或魏源要早了兩百年之久。
作為我國中西方交流第一人，徐光啟對中華文明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正如現代學者江曉原先生所說：“說這個人是一位科學家是貶低了他，這個人比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家都要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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