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疫情的特殊性，考驗民間救援的，遠遠不止籌錢的能力。”
“當我0經驗開始做公益，我才發現，這事情這麼難，5天6夜，比連續經歷5個雙11還累。”
對於品牌方和電商賣家，雙11這一天是一年中精神壓力最大的24小時：要確保庫存準備充分，進店流量的高轉化率，還要及時發對貨，及時送貨到消費者的手裡。
春節期間爆發的武漢疫情，民間救援展現了洶湧澎湃的行動力，企業家捐錢捐物是常見的方式，據《中國企業家》不完全統計，自1月23日至1月31日以來，約350家企業向武漢及湖北疫區捐款捐物，預計捐款金額總計超120億元，其中民企捐贈83億元。
阿當是其中一位，除了捐錢，他還忍不住擼起袖子直接幹。
大年二十九，身兼多家公司的VP以及電商企業導師的阿當在朋友圈號召大家儲存糧食自我隔離，讓確診城市的夥伴們“不要害怕”，提醒藝人和直播機構注意“不要亂講話，不要抬價賣口罩”。第二天，他便開始進入了資源對接整合的高度緊張工作狀態。
接下來的5天裡，他每天的工作時間長達20小時，從早上8點到凌晨4點。睜開眼就處理各種群內的突發信息，統籌協調資源，採購合格的物資送往湖北疫區醫院。
能把自己的情緒跟疫情進展緊緊綁定的，是對那片土地的特別感情。
阿當是湖北襄陽人，今年在湖北過年。根據丁香醫生疫情地圖的統計，襄陽新冠肺炎的確診人數在湖北省排名第5，目前已經有600多例。
讓阿當最終躬身入局做公益的機緣，是同為湖北人的企業家在朋友圈籌資，作為多年相熟的老友，阿當首先認捐了10萬元用於採購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物資。
但他很快發現，這件事的背後是不同以往地震等救災的公益捐贈，因為疫情的特殊性，所需物資是市面上極為短缺的專業醫療物資，如何快速地籌集到合格物資並匹配給一線醫護人員，考驗民間救援的，遠遠不止籌集錢的能力。
找到符合需求的物資並以合理的價格買下，再送到一線有需求的醫院，這條看起來非常簡單的鏈路，在突然爆發的疫情和複雜的現實面前，非常考驗一個臨時組建的志願者組織的
資源整合能力、應變決策，以及協調管理能力。常年從事企業導師和組織戰略諮詢工作的阿當，在統籌了5天6夜的捐助行動之後感慨：
“這完全不是連續上5天雙11主會場，這是直接從0開始，在路上拉幾個人就上市，而且在各個環節、規則、人力等方面不斷出現突發事件，更要命的是還不能退市。”
我們根據採訪內容整理了阿當在此次捐贈行動中的3點經驗。
面對武漢疫情，大多數國人都想盡辦法略盡薄力齊心過關，但過程中也頻頻暴露出了我們在系統性應對方面的不足。
2003年的非典一役已經開啟了現代化防疫的進程，相信2020年的武漢一役，對民間公益和政府機構甚至是企業社會責任部門如何更好參與公共事件的救援會有所啟發。
做公益，也需要定位和聚焦
本次武漢疫情，為什麼民間組織如此積極參與救援？
重大突發性公共事件發生之後，最先啟動的應急部門應該來自政府機構以及政府部門相關聯的非營利組織，在政府無法顧及或暫時無暇顧及的區域，民間救援補充配合，全力實現災情救援的全覆蓋。
從此次武漢疫情爆發初期，外界就頻頻質疑政府在應對過程中缺乏經驗。
1月23日凌晨武漢宣佈封城之後，很快出現了救援物資不及時發放，一線醫護人員在病毒面前“裸奔”，武漢各大醫院集體對外公開發聲求救等事件。
正是這第一步的缺失，“攪動”了普通老百姓的巨大情緒。從1月23日開始，社交媒體平臺上湧現出了海量的求助和捐贈信息，大家都想有所參與，有所助力，卻又常常淹沒在無數的非官方待確定信息中。
在這個過程中，石墨文檔作為協作工具為信息蒐集和整理提供了助力，而諸多主流媒體平臺如三聯生活週刊、GQ也提供了確認完畢的信息鏈接，跨國的志願者小組如“布穀小組”不斷更新新冠肺炎科普帖和求助捐贈等經確認核實的信息，並在互聯網上傳播。
阿當和朋友在第一時間的討論中便確定了要做的事：真正幫助有需求的醫院和醫護人員。在阿當看來，初心是好的，如何確保初心不變，就要有定位和聚焦，“有要幫到人的明確目標”。
面對令人揪心的疫情信息，情緒被帶動情有可原，但第一次參與民間救援的阿當認為：使命驅使之餘，真正的救援行動需要經過理性的思考和分析。
在每一個人都想有所作為的這個春節，籌款成了最容易的事兒，朋友圈和各類社交平臺充斥著各種籌款項目，多個臨時上線的湖北救急項目幾乎都是一夜籌滿。
難的是搞清楚到底什麼醫院需要多少物資；難的是籌到的錢怎麼買到稀缺的口罩、防護服等專業醫療物資；更難的是如何協調已經封閉的物流，將貨品及時送達醫院。
因為有親人在武漢的抗疫定點醫院工作，團隊首先獲得了一手信息。他們加入了一個武漢當地的醫院需求對接群裡，很快就鎖定了第一批武漢醫院的確定需求。
後期政府加強對武漢定點醫院的援助之後，阿當他們又快速轉向了武漢周邊二三級醫院以及黃岡醫院的需求對接。
定下來要做這件事後，大年三十這天上午，阿當和他的企業家朋友根據彼此多年在商業領域打拼的人脈關係組建了一個“武漢口罩救援商討群”，拉了一批企業、工廠、代理商入群，從源頭上開始採購緊缺的物資。
先審核、確定醫院方的需求，再公開募捐並尋找源頭供應商，在這一過程中，隨時溝通信息進展，每日播報募捐、採購、物流的相關信息。
使命驅動下的精細化管理
現代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在1990年出版的《非營利組織的管理》中肯定了美國40多年來非營利組織對社會發展的巨大作用，他認為
如果只幫助一個人，根本不需要什麼策略，若需要幫助一百人，就需要良好的裝備和計劃，而要幫助一萬人或更多，則必須要有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和策略，將每一個實施環節落實到位。通過朋友圈的號召，阿當臨時組建了30餘人的志願者小組，並且在政策不斷變化的情況下，經過3次大的組織變革，發展出在總協調下的不同角色分工——審核組、專業採購組、醫院對接以及需求分配小組、物流小組，以及各小組快速分工合作的“非專業+全鏈條”模式。聚焦在“符合要求+能被接收+最快送達”。
每一個小組的角色中，都制定了工作優先級，為下一個流程收集充足的信息，比如採購小組的四個優先級是：1. 根據需求量確定採購策略；2. 打包發貨能力和發貨時間；3. 確定價格在均價範圍之內；4. 確定車輛到達時間和裝車量。
一方面專業的採購小組引入了具有專業刑偵背景的志願者，通過國家備案的信息先找到相關醫療器械生產企業的聯繫方式，主動加對方微信聯合醫院共同審核廠家資質；
同時，採購小組採取了兩種採購模式，一種是淘寶平臺採購模式，只要價格在合理範圍之內，產品符合資質要求，全球採購什麼都買；一種是京東的自營平臺採購，第一時間採購湖北境內廠家的物資產品，直髮對應的醫療機構。
作為電商培訓機構企業導師，“好歹教了七八年電商賣家”的阿當，跟一幫操盤手級別的志願者，在信息的搜素和審核採購上佔據了主動優勢。
醫院需求分配小組除了有明確的工作優先級之外，還制定了特殊情況的處理方式，例如司機去了工廠雖然資質齊全，發現產品質量嚴重不符合標準；或者醫院開始說接收，因為規定變動不允許接收民間捐贈；又例如貨車上路遭遇封堵無法出城需要二次轉運，等等。
其流程管理的操作細節落實到了溝通中“6個必須做到”，例如“如何與組內同步溝通時，語氣、哪些點必須溝通到，哪些不能講”，而且“邀請一到兩位志願者演練一遍再溝通”。
擔負著京東自營採購模式負責人和總協調兩個身份的阿當，每天一睜眼就對著手機開始做溝通協調，5天下來電話不斷，他的間歇性耳鳴又犯了，一度沒有辦法聽清聲音。
阿當認為，憑藉多年訓練出來的商業敏感度，志願者小組對於產業供應鏈上下游信息變動的反應速度已經相當敏捷，比許多專業NGO和民間救援組織都要快，“但沒想到黃牛的反應速度比我們還要快”。
志願者們在不同的資源對接群裡不斷遭到黃牛黨的阻截，有人冒充醫院的醫生髮布求助信息，渾水摸魚。
於是在審核組內，特別提出了“維持秩序打黃牛”的重點。通過醫院電話確認，醫生信息核對，工作證匹配等多種方式核實對方信息。
這一次參與募捐和救援的30多個志願者全是企業高管和CEO，調動了各自的資源共同籌集近88萬元善款，全國生成了52個訂單發往醫院，一共捐助了武漢、武漢周邊、黃岡的26家醫院以及公共機構。阿當認為“我事後想了想，我們的模式不可複製”。
互聯網的在場和缺席
因為互聯網的開放性，這一次武漢疫情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巨大的關注和討論。
聚焦在不同的視角下，有人爭辯政府的作為與不作為，有人積極行動帶來點滴希望，也有人被大量的負面信息裹挾，抑鬱、喪到不能自已。
阿當說，要先過好當下的生活。作為一個普通的個體，他幾乎很少看新聞，也幾乎不在朋友圈轉發疫情相關的新聞報道。
在這持續的5天6夜裡，他幾乎沒有心力關注媒體在說什麼，他能關注的，是做好手頭的事情，把物資送到需要的醫護人員手裡。
作為電商圈內的著名講師，7年多來，阿當不斷向各行各業的企業家傳授互聯網改造傳統企業的大趨勢和戰略戰術。
這次深度參與公益援助，阿當最大的感觸是：資源信息共享還沒有發揮互聯網的時效優勢，從供需-物流-捐贈，這一全鏈條沒有結合起來做資源整合分類。
身處湖北救災一線，阿當經常會收到這樣的善心求助：“我有幾雙拖鞋，你能幫我寄過去嗎？”“我有些中藥想寄給一線的醫護人員，你可以幫忙嗎？”“我有幾個口罩，可以寄給誰？”這些來自全國愛心的點滴發射，很容易就造成物流終端的擁堵，浪費關鍵資源。
在目前常見的捐贈行為中，需求的兩端都處於信息缺失狀態：一方面是不知道一線醫院的真實需求到底是怎樣的，每一天的需求變化曲線是怎樣的，就沒有辦法提供高效匹配的捐贈；另一方面是不清楚貨源端的生產能力，沒有辦法按需採購供應市場需求。
在阿當看來，完全可以搭建一個互聯網平臺，提供透明直接隨時變動的救災供需信息，醫院可以在平臺上發佈真實需求，廠家可以提供捐助需求，普通人可以選擇購買相應的產品一鍵捐贈給需求方，還可以在線做物流追蹤。
“在做捐助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沒有一個平臺能夠把確認過的貨源統計出來，這種符合資質的貨源很好確認，因為都在國家備了案，有資質證書。我想不通，貨源怎麼這麼難對接？為什麼不能通過互聯網去對接，然後大家直接在上面採購捐贈。就像雙11主會場，直接在主會場上買東西不就可以了。這樣的話，訂單確認信息都非常的方便。”
阿當參與的民間捐贈已經結束一段時間了，他等了很久也沒有看到這樣的平臺或小程序出現。
一些已發佈信息的整合平臺，在他看來，還不是互聯網參與公益的終極方式，“沒有資質審核，很有可能是捐的錢買錯了東西，或者買了不合格的東西”。
一切都可能受制於現有的政策變化，比如當所有人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線醫院公開求助信後，都焦灼地想辦法尋找貨源時，一線醫院可能表示不能接受民間捐助了；當一輛貨車裝滿防護物資駛往武漢時，它有可能因為沒有通行證被攔在城外……
還有一個，根據《慈善法》，只有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可以開展慈善募捐。其他組織和個人，可以與之合作，並由慈善組織管理募得款物，有這種資格的慈善組織目前全國只有1823個。
但大多數民間募捐，憑著一顆赤誠之心，並不知道自己從嚴格意義上已經違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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