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原来都是那么虚伪

周作人和周建人兄弟二人 的关系很亲厚，但后来也是闹掰了。下面就由清水婉婉到来。周氏三兄弟里，鲁迅老大，周作人老二，周建人老三。鲁迅生于1881年，周作人比鲁迅小4岁，周建人比作人小3岁。周作人，是翻译家、近代中国散文第一人，就文学成就而言 不逊于鲁迅，但他是一个可耻的汉奸，周建人。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建人是兄弟三人里名声最不显的一个，但却是政治地位最高一个，也是最后去世的一个。

鲁迅在北京安定以后，就买下了八道湾的房子，母亲和妻子朱安首先就住进八道湾，二哥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国也住了进来。第二年羽太信子的15岁妹妹也来到中国周家居住。同时23岁周建人也住进了八道湾。二嫂羽太信子一眼就喜欢上这个小叔子，就希望把小妹许配给周建人，（也有人说羽太信子为了独霸八道湾的房子，这应该不会）。在1914年2月结婚。周建人时年26岁。羽太芳子时年17岁。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和企图，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芳子很爱周建人，二人有四个孩子，长子周冲（一岁余夭折）女儿：周鞠子，又名：马理，第二个儿子叫周沛，第三个儿子叫周丰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二人是有感情基础的。

周建人到京后没有工作，后在胡适帮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到了工作，每月工资六十银元。已经属于高收入了，后来周建人不顾已经怀孕的芳子的苦苦哀求于1921年去上海，在上海的周建人曾多次写信给芳子，希望她去上海生活，但芳子已经习惯了北京的生活，（应该也有她姐姐的反对）坚决不去海。而在上海的周建人和她是学生王蕴如同居了，在周母80寿辰的时候（这时候鲁迅已经去世）周建人携王蕴如及两个女儿周瑾，周蕖们去北京，为母亲拜寿。在此期间，周建人让芳子给王蕴如让位，要和芳子离婚、但这个行为，却让周母，芳子，信子包括周作人都强烈反对。他们和周建人蕴如二人大吵一场。周建人和周作人经过这场大吵，彻底闹掰了，周建人彻底离开北京，放弃芳子，就相当于“离婚”在在法律上说，周建人和鲁迅一样，第二任妻子一辈子不合法。在私生活上，周作人很严谨。和妻子羽太芳子恩爱了一辈子。

周建人和王蕴如及两个女儿返回上海，和北京周作人断绝了一切往来。周作人写信给周建人，指责他遗弃羽太芳子而和王蕴如同居，并且说“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周建人就此勃然大怒，觉得这是二哥对他和王蕴如巨大侮辱，随即公开声明和芳子脱离关系。不再向八道湾寄钱。而周作人则开始抚养起羽太芳子和她的四个孩子。但在周建人的儿子周丰三1941毫无预兆地自杀了，周建人在上上海数十年没有尽过一个父亲的责任。周丰三彻底的永远失去了父亲。伯父当汉奸，而他们全家的生活又得不依靠伯父周作人的接济。巨大的压力之下，19岁的周三丰只有自杀了，也就是说，他的父亲周建人是凶手。

解放以后，羽太芳子在1951年向法院起诉周建人重婚问题，结果败诉了。周建人说,当年是周作人对他的逼迫，真是翻脸不认人啊。羽太芳子就此彻底死心，在1964年去世。周建人在1984年去世。可以说，周作人和哥哥鲁迅弟弟周作人全部失和。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清水空流

关于周作人与周建人之间的关系，鲁迅之子周海婴在《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有两段描写。

周建人的婚姻坎坷而辛酸，而这一切都和周作人有关，或者说是与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有关。

一切都要从羽太信子说起。周作人讨了这个日本老婆竟“乐不思蜀”，不想回来了。还是父亲费了许多口舌，还亲自到日本“接驾”，他们才全家回到绍兴定居。从此父亲一个人在北平挣钱，每月寄去所得，以供养绍兴一家人的生活，包括周作人和他的老婆。为了让信子在家中有稳定感，便把经济大权交到她手里，让其主持家务。也许她自知出身平民，起初还有自卑感（她原是父亲和周作人东京留学时寄宿房东的女儿，专事打扫一类杂务。这是父亲同学告诉我母亲的）。但随着看到家中老太太（祖母）和朱安都放权，又不以尊长的身份约束她，那种要完全主宰周家的野心就此逐渐膨胀起来。

那么，周作人在家中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这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时家里有一个男管家齐坤，他采购家庭日用品，往往报虚账，连买双周作人穿的布鞋都加了不少码，从中“揩油”。日长时久此事泄露出来了，要向周作人讨个主意是否该辞退他。周作人沉思了一会儿，竟答复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替代得了，还是留着吧。”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家里是百事不管的，他只要自己过得舒适安逸和书斋的宁静。为此他对羽太信子听之任之，处处姑息迁就。

不过羽太信子虽然有心控制一切，她在周家毕竟势孤力单，于是想到身边需要有自己贴心的人。待她怀了孕，便提出要让她的妹妹芳子来华照料。芳子小她姐姐九岁，还是个不懂世事的小姑娘。据熟悉内情的俞芳告诉我，其实芳子起初并不愿意到中国来。因为她知道自己姐姐的脾气，任性、自私、跋扈，还有“歇斯底里”症，常常无端发作，难以服侍。可是考虑到家境困难，姐姐又连连去信催促，还汇去了旅费，这样，在犹豫拖延了两年之后，才由胞兄羽太重久陪同来到绍兴。没想到这里的生活起居大大优裕于日本的家，这自然使她乐于在中国生活了。从此，羽太信子得到妹妹无微不至的照顾，芳子对她的任性和跋扈也总是逆来顺受。与此同时，芳子的性格也渐渐起了变化。她本是无知软弱的人，但在信子日长时久的熏陶之下，思想行为渐渐有了姐姐的影子，这也许就是她后来那样无情对待建人叔叔的根由吧。

羽太信子在生活上再也离不开这个妹妹了。为了让妹妹能够永远留在身边给自己做伴，像使女那样服侍自己，并使她对自己有所依赖，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周家内部解决芳子的终身大事。家里恰好有个尚未成家小叔。虽然在她看来这个小叔子性格软弱又没学历，不能挣大钱，但总比嫁给陌生人进入陌生的家庭好得多。开头，信子的谋划未能实现。那时建人叔叔正与小表妹（舅舅的女儿）感情颇笃。可悲的是这个小表妹后来患病不治而逝。建人叔叔非常悲痛，亲自为她料理丧事。这就给了信子实现计划的机会。

应该实事求是说，建人叔叔与芳子不能说丝毫没有感情，结合以后生活上相互慢慢磨合，又互教汉语日语，并且很快有了孩子，应该说婚姻还是美满的。但信子并不把妹妹成家放在眼里，仍要她像下女那样守在身边。直到晚上，仍不让她回房去照料自己的孩子，而要建人叔叔去抱去哄。信子甚至把建人叔叔也当用人看待，支使他去烧茶水，动作稍慢就信口训斥：“慢得像虫爬”“木乎乎，木手木脚的中国人！”

叔叔老实，看在和芳子的夫妻情分上，总是忍耐着。不料到后来，

那是全家从绍兴迁到北平八道湾后的事，已属而立之年的建人叔叔由于没有相当的学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了提高自己，他到大学去旁听社会哲学方面的课，一边阅读各种进步书籍。但他在八道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信子的心目中，他只是个吃闲饭的“呒作头”，整天指桑骂槐，她还大声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指父亲和朱安），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煞”。连建人叔叔去北大听课也冷言冷语，说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去上课，多丢人……”，甚至自己的妻子也当面侮辱叔叔。这是俞芳亲眼看见的。她这样告诉我：有一天周作人夫妇和芳子要出去郊游，三先生（指建人叔叔）要同行，当他刚要迈入汽车，芳子竟然斜着眼冷冷地说：“你也想去吗？钱呢？” 在旁的周作人竟不置一词。对此建人叔叔实在忍无可忍。

叔叔的南下

父亲支持弟弟在北大进修，感到弟弟在这种家庭难以熬下去了。他们夫妇之间，已丧失了共同生活的基础，也许让弟弟外出寻职业会好些。为此他向蔡元培先生写了求职信。巧得很，前一时，台湾阳明书屋发现了鲁迅一九二三年致蔡元培的两封信，内容正是关于替叔叔介绍工作的，好在篇幅不长，抄录如下：

其一：

……舍弟建人，从去年来京在大学听讲，本系研究生物学，现在哲学系。日愿留学国外而为经济牵连无可设法。比闻里昂华法大学成立在迩，想来当用若干办事之人，因此不揣冒昧，拟请先生量予设法，俾得借此略求学问，副其素怀，实为至幸。专此布达。敬请道安。

周树人 谨上

八月十六日

其二：

孑民先生左右适蒙，书扺悉。舍弟建人，未入学校。初治小学，后习英文，现在可看颇深之专门书籍。其所研究者为生物学，曾在绍兴为师范学校及女子师范学校博物学教员三年。此次志愿专在赴中法大学留学，以备继续研究。弟以经费为难，故私愿即在该校任一教科以外之事务，足以自足也。专此布达。敬请道安。

周树人 谨状

八月廿一日

就这样，叔叔只在北京待了一年半，便孤身一人南下了。他先是在杭州教了几年书，后来父亲给蔡元培先生的信有了着落，被安排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一九六九年，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因患肝炎去杭州休养，住在建人叔叔家里。有时叔叔去上班，婶婶王蕴如得空，陪我聊天，谈起叔叔离京后的艰辛生活和她沉积于心头的委屈，这样，我又知道了更多的情况。

婶婶告诉我，叔叔离京前，父亲嘱咐他，你这次出去，不要想家，不要想那么容易再进这个家门，你在外谋生，自己存些钱，不必寄钱回来（那时全家的生活开支都由父亲和周作人两人承担着）。

叔叔进的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向以严厉管辖下属著称，他用国外进口的打卡机考勤，这在当时的出版界还是首例。上班不准迟到，违者以累进法罚扣薪金，直至开除。叔叔为了保住这个饭碗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敢稍有懈怠，还经常带稿子回家加班熬夜。

在上海的生活稍为安定之后，叔叔就给妻子芳子去信，让她携带子女来上海共同生活。但这事却遭到信子的百般阻拦。她吓唬芳子：你们几口子住在八道湾，有大伯二伯养活你们，吃喝不愁，住得又宽敞，又有院子可供孩子玩耍，如果你们去了上海，建人一个小职员，不会有多少收入，上海的物价又比北京高，你们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诸如此类。信子竟然还这样说，你替他生了儿子，已经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没必要再去跟着一起吃苦了。总之，她要把芳子扣在身边，永远做她的贴身使女。而芳子本是个没有主见的人，竟听从了姐姐这些“知心”的话，决计留在北京，甚至去上海探望一下丈夫也不肯，即使祖母出面几次三番地劝说，她也不从。祖母对此深为不满，不止一次在亲友面前说：“女人出嫁，理应和丈夫一道过日子。哪有像三太太（芳子）不跟丈夫却和姊姊在一起的道理。”

这些话是俞芳亲耳听到的。 信子不但教唆芳子拒绝去上海与丈夫团聚，反而又策动向叔叔要钱。

叔叔与王蕴如婶婶

在无奈的情况之下，叔叔与王蕴如结合了。虽然这样的结合没有“名分”，婶婶却心甘情愿，并且勇敢地与叔叔一起承担起生活的艰辛。由于叔叔每月还要向北平寄钱，两口子的生活甚为拮据。婶婶告诉我；当她怀的第一个孩子将要临产时，为了省钱，她独自一人返回家乡去坐月子。在那个年代，回娘家生孩子是件不体面的事，会招致邻居亲友的议论，她也只得硬着头皮回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是祖母八十岁大寿。那年父亲刚去世，她老人家与八道湾的次子又形同陌路人，因此，极盼望母亲和我，还有叔叔婶婶能够北上相聚。祖母更希望能见到我这个长孙，这是她老人家最大的心愿。不料正在母亲替我准备北上的冬衣时，我突然出水痘了，不能见风受凉，旅行只得取消，由叔叔婶婶做代表了。婶婶之所以同去，是要趁机公开宣布他们俩的事实婚姻成立，叔叔与羽太芳子婚姻的结束。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一切都是由芳子和她姐姐造成的。

不料，他俩出发才几天就匆匆返沪，显得非常气愤。母亲告诉我，叔叔、婶婶到了北平，住在西三条祖母那里，寿席却设在八道湾。这样婶婶未去赴席。谁知当建人叔叔向祖母祝寿致礼时，他与芳子生的长子周丰二突然从内屋冲出来，手持一把军刀，口称为母亲抱不平，向生身父亲砍去，被众亲友奋力夺下凶器，制止了这场“血案”。幸亏婶婶当时不在场，否则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但周丰二仍不肯就此罢休，又打电话到日本驻北平的领事馆，要他们派员来扣留叔叔，给以“法办”。幸亏正遇领事馆的值班人员喝醉酒了，答复说不能前往，这事才不了了之。但叔叔婶婶已不能再在北平逗留下去了，只得告别祖母，提早返沪。

这一重要事实，不知何故，在《周建人评传》及有关年表年谱中大多被“遗漏”和“回避”了。须知，这件事给叔叔心灵留下的创伤是终生难忘的。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还心有余悸地对婶婶说：“一旦我不在了，或许他（丰二）还会来杀你的。”

也就从这个事件之后，叔叔才下决心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只有长女马理没有参与逼迫生父，叔叔仍每月寄给她二十元，通过祖母转交，直到她跟周作人去了日本为止。

到了日伪时期，叔叔与王蕴如婶婶已有三个孩子，是个五口之家了。但当时市面上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必须花几倍的钱买黑市的大米来补充，才得以勉强填饱一家大小的肚子。而这一切，全靠叔叔那有限的工薪来维持，其艰难可知。不想，就在此时，作为同胞兄长的周作人竟然使出凶辣的一手：他依仗日寇势力，让北平的日本使馆通知上海领事馆向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王云五下令，由会计科从建人叔叔的每月工资里扣出一半，直接付汇给周作人。这无异是釜底抽薪，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但他只能接受这一事实。因为在那个年代，以叔叔的性格和所从事的专业，想要另找职业是不容易的。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唯有忍气吞声保住“商务”这只饭碗。

当时叔叔的肺病尚未痊愈，好在他意志坚强，很有自持力；也幸亏病情未再发展，使他能够支撑着去上班。本来他还抽烟，喝点酒，此后抽烟说戒就戒，酒也自我限量，并不要婶婶劝说。他们的孩子遇到生病，若非重症，决不去医院诊治。常用的对策便是卧床。对孩子说：“生病睡两天寒热退了就会好！” 因此我经常看到小妹周蕖卧床。她扁桃腺经常发炎，因感冒而引起，久而久之累及心脏，又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一九四四年，周蕖腹痛呕吐，叔叔婶婶采取惯用的卧床休息疗法。正碰上方行、姚臻两位熟友来访，他们看出病情不轻，竭力帮助送医院救治，入了红十字医院，才发现阑尾即将破溃穿孔，及时开了刀。二姐周瑾，后颈部长了很大一个疮，有如小酒盅，正对着嘴，老一辈人都叫做“对口疔”，这种疮很凶险，有可能引起并发症，但也没有送医院，是我母亲自己动手治疗的。有一天，脓头肿胀得要穿破，又顶不出，二姐非常痛楚。母亲将一把剪刀用酒精消过毒，铰开疮的顶端，挑出脓头，才挤出许多脓液来。婶婶吓得不敢在旁边看，也怕听到女儿的呼痛声，躲到弄堂外面去了。但二姐很坚强，咬紧牙始终不出声。这件事她自己至今还记得。（二姐于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去世。）

就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我发现叔叔房间里书柜顶上那台玻璃罩的德国显微镜突然不在其位了。这台显微镜是父亲买了送给叔叔的。他专研生物，没有这工具真如砍掉他的手臂、挖掉他的眼睛。若非无奈到了借贷无门，我想他是绝不愿捧出去变卖的，我不禁想起他平时谈论生物学，话题总离不开显微镜，讲得眉飞色舞，连苍白的脸色也变得红润起来。自从卖了显微镜，他再也不提这个话题了。

周作人对胞弟的逼迫，甚至直到解放后仍不肯罢休。他唆使羽太芳子向法院状告建人叔叔“重婚”。为什么说这是周作人唆使的呢？因为羽太芳子的状子，内行人看了都觉得文笔犀利，功力非同一般；而几位知堂（周作人笔名）的老友，更明确无误地判定，这捉刀人就是周作人本人。大家都不免为之叹息：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周作人自己向外承认仅“改了几个字”）。这件官司出面的是周丰二，他以北平家族代表自居，气势汹汹，摆出一副非把建人叔叔扳倒不可的架势。

然而，出乎周作人意料，他认定稳操胜券的这场官司，竟然以败诉而告终。不必讳言，官司开始时对建人叔叔颇为不利。状子写得滴水不漏，“情、理” 俱全：周建人在北平已有子女，竟又在上海结婚生女。这使被告方建人叔叔显得势弱理亏。待开庭后，法庭发现了许多疑点，感到这个案件不单纯是个“重婚”问题，需要进一步取证。因此，在休庭之后，法院做了大量的调查访问，又向妇联咨询，取得许多人证和书面证明，使案情得以真相大白。最后，法庭判决叔叔与羽太芳子的实际离婚成立。并宣判周丰二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周作人的如意计谋就这样打了“水漂”。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一切，除了我，婶婶从未向她的女儿、女婿提起过。也许往事太过悲苦，她不愿以此刺激女儿的心吧。这样，我成了唯一的“孤证”。婶婶当时是含着眼泪跟我说的，如今我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我有责任将之公诸于众，供史家去研究。

关于周作人和周建人，这两位兄弟的恩怨纠葛，我已将自己所知悉如上述。在我这个后辈人看来，建人叔叔和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终其一生的。这有事实为证，那是解放不久，新中国的政府部门成立，建人叔叔被委任为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里有两位老友，即担任正副领导的叶圣陶和胡愈之，他们出于良好的愿望，曾想促成这对兄弟的和解，于是在某一天，他们一人一边，用双手紧紧把住建人叔叔的手臂，硬拉进一辆小卧车，开到了一个地方，这时周作人已经坐在那里。这两位老友竭力为双方撮合，要他们互相表态愿意和好。而两人始终坐在那里不说话。僵持了一会儿，两位老友无奈，只得讪讪地一起离去。

问山海

鲁氏三兄弟的感情关系真的是够传奇的。作为大哥的鲁迅（周树人）其实一直都很照顾两个弟弟。在日本求学期间，为二弟周作人操办婚礼，回国后又在北京八道湾置办房产，将一大家子人都接到了北京居住，而所有的经济负担几乎都在鲁迅身上。

至于鲁迅和周作人的失和，这一点是人尽皆知的，至于原因，坊间传说更多的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这个日本女人在生活上花钱如流水且毫无节制，导致鲁家入不敷出。而鲁迅对于羽太信子的规劝也没起到效果，反而被其冤枉偷看她洗澡。而二弟周作人又偏听偏信，最终给鲁迅写了断交信，至此兄弟两人几乎断绝了来往。不过鲁迅还是很欣赏二弟的文学作品的。

那么周作人和周建人关系又如何呢？其实细究起来，他们俩的关系要比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更差。原因是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 家庭矛盾，而矛盾的导火索依然是那个日本女人——羽太信子

为了亲上加亲，这个日本女人将自己的妹妹羽太芳子介绍给了三弟周建人，芳子和周建人结婚后一直嫌弃周建人赚不来钱，所以导致了周建人离开北京去上海谋生，而芳子在北京养尊处优惯了，又不愿跟随丈夫去上海受苦。所以这段奇葩的婚姻就名存实亡了。

周建人到上海打拼，后和王蕴如同居，遭到了周作人的强烈反对和批判，认为他背叛了芳子，至于周作人为啥会这么愤怒，应该又是羽太信子枕边风的作用。后来因为这种家庭矛盾，还导致了周建人的小儿子开枪自杀。

二 意识形态的矛盾，周作人走向了投敌叛国，周建人走向了无产阶级革命

在七七事变后，周作人并没有随学校的大部队南迁，而是以“系累太多”为由留在了北平，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又受那个日本女人影响，竟然开始帮着日本人和伪军做文化宣传，这直接导致其被认定为卖国求荣，受到了当时文化界的集体抨击，建国后还以汉奸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但是周建人则不同，他的文学成就虽然比不上大哥和二哥，但是却自学成材，在生物学研究方面作出贡献。后来又积极投身抗日，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且于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在政府机关历任很多重要职位，甚至还当过浙江省省长。

所以兄弟两人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矛盾，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

关灯找魂

关于鲁迅三兄弟的感情纠葛经过如下:

在中国现当代史上，有这么一母所生的弟兄三人，可谓是大名鼎鼎！尤其是大哥，曾经在全国上下尽人皆知！知名度比现在的大牌明星还要高出一筹，三弟是副国级高干。 这弟兄三人就是：大哥鲁迅(周树人)，二哥周作人，三弟周建人。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周作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他还是著名的汉奸文人。 周建人，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鲁迅研究专家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弟兄三人太厉害了！也许因为都太优秀了，三个大师级的人物，互不相让，互不相容，

其实，开始鲁迅一家子很和睦，热热闹闹过日子，都住在北京八道湾一个大院子里，雇了七八个佣人，鲁迅和周作人的工资稿费都交到家里面，大家挣钱一齐花。不知为何后来兄弟反目了。 下面是一些他们兄弟失和的文字史料，及相关人员的评议。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7日，周作人的日记曾记载有关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后来被他剪去了。19日，周作人将一封绝交信送给鲁迅，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这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出八道湾。 次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东西，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当时住在八道湾的川岛（章廷谦）回忆，当时周作人拿起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就要向鲁迅砸去，被他劝下。而周建人听母亲说，鲁迅则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周才退下。 亲兄弟闹到这个份上，太让人心痛了。 关于失和的原因，鲁迅从未在文章中提及，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流传有许多说法，既然是传言，可信度太低了，有人说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与鲁迅、周作人都有密切交往的川岛反驳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千家驹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在1912年7月10日的日记记载："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认为，这里的"羽太"即信子，鲁迅将给信子的信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还有人说，鲁迅的"迅"字与"信"字在南方是谐音，系指羽太信子。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种说法太过牵强。1912年5月，信子生下儿子周丰一，其弟重久送妹妹芳子来绍兴照顾信子。7月10日，鲁迅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信子的，而是寄给日本的羽太家的。鲁迅日记中也有给信子写信的记载，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非"羽太家信"。

也有人认为，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一方面是长期一起生活造成的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大概与羽太信子的占有欲太强有关。鲁迅、周作人兄弟感情深厚，信子对此可能有所不满，信子希望丈夫只围绕自己打转，不希望丈夫与其兄长关系太过密切。这也可以从信子之妹芳子与周建人最后仳离之事中得到印证。 1964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与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谈及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了引证鲁迅日记外，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断，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愿同鲁迅一道住。"

周建人认为两位兄长失和的原因是当家的羽太信子挥金如土。周家雇有许多仆佣，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人七八人，还有打扫、洗衣、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比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请的佣工还要多。信子经常心血来潮，花样百出，有时饭做好了，却说想吃饺子，将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师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一两年，便不要了，赏给仆人，全部换新的。鲁迅不仅每月薪金交公，多年积蓄赔进去，有时还要四处借贷，穷得连夜间写文章吸香烟都没钱买。鲁迅到上海后，对周建人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 周建人还提及，一次，周作人说要将岳父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许广平回忆，鲁迅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说，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什么都要买日本货，一有钱就到日本商店买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无论大病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诊治。钱花光了，便由鲁迅去借，有时鲁迅借了钱急忙回家，到门口看见日本医生的汽车，便感慨："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许广平说，因为后来北洋政府欠薪，鲁迅工资不能上交，于是就变得讨厌起来了。鲁迅对他说，管家徐坤很会讨周作人夫妇的喜欢，连周买双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从外面叫人回来试样子。徐的家眷与八道湾比邻而居，徐常将食品从墙头送过去。鲁迅看见后告诉信子，信子狠狠责骂了徐，但并不是骂他偷东西，而是责怪徐"为什么给他（鲁迅）看见了"。而周作人则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代替得了，还是留着吧。"

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鲁迅）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俞芳，绍兴人，北师大毕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搬到另一个地方住时的邻居) 1925年，周作人翻译了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第一百首诗《伤逝》，中有"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之句。不久，鲁迅发表同名小说《伤逝》，开篇便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发表小说《伤逝》后两周，鲁迅又发表小说《弟兄》，此文完全是描写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惊慌失措、悉心照料之事。他在文中向弟弟表达了"鹡鸰在原"（鹡鸰亦作脊令，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悲鸣向同伴求救，《诗经》中有云："脊令在原，兄弟难急"）的意思。

鲁迅收藏的现代作家的译著中，以周作人的译著种类最多。二人失和后，鲁迅仍搜集弟弟的作品。 《语丝》被查封后，鲁迅担心周作人的安危，给川岛写信说："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 1936年10月，平津地区的104位教授联名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周作人没有参与此事。鲁迅逝世后，周建人给周作人写信说："（鲁迅）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 周作人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亦有微词，他说鲁迅好色、纳妾，晚年，他的日记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语。 虽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却没有断了联系，他们都在《语丝》写文章；有共同的朋友，这些朋友经常在同一天先后拜访二人，周建人、川岛不止一次充当了二人沟通的桥梁。二人还一致对外，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在鲁迅起草的《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上签了字；在鲁迅与陈源的比战中，周作人毫不犹豫站在了长兄一边。

荆有麟回忆，二人失和后，还常在北大教员休息室见面，一接触便起争执。可一旦有人攻击周作人，鲁迅便用各种笔名代弟弟应战。成仿吾和鲁迅论战时，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为鲁迅帮腔。"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缉捕名单，周作人知道后，马上托人通知鲁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友人们纷纷唱和，引发一场风波。鲁迅却能理解二弟，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许多年后，周作人谈及鲁迅对他的上述评价时说："当时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芥蒂，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只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课下课前几分钟，周挥一挥袖子，掸了掸粉笔灰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周的脸色非常难看。柳存仁回忆："他并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的慢慢的挨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脸，安静地听讲的。这个时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

周建人说，鲁迅逝世前几天，身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闲来时常翻阅。而1966年7月2日，周作人开始阅读鲁迅的杂文。这对兄弟在即将离世之际，都不约而同阅读对方的文章，实在让人感慨万千。 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宝贵的感情啊！

周作人不仅与长兄鲁迅失和，与三弟周建人的关系亦不睦。 据周海婴记载，羽太信子怀孕后，其妹妹芳子从日本到绍兴照顾信子。信子得到芳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渐渐离不开芳子了。为了把芳子长久留在身边，她便准备撮合芳子和小叔周建人。周建人时正因青梅竹马的表妹病逝而十分悲痛。信子便乘机灌醉了周建人，将芳子推进周建人的房间。鲁迅谈及三弟的婚姻时，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 据俞芳记载，在绍兴时，周建人与芳子关系尚好。周家迁到北京后，芳子看到姐姐大肆挥霍，十分羡慕，对信子言听计从，效仿信子，贪图享乐，常埋怨丈夫无能，不会赚钱。一次，周作人夫妇、芳子带着孩子去游玩，周建人准备同往，没想到，他走到车子旁边时，芳子一脸不屑地说："你也去吗？"周建人看着妻子冰冷的表情，十分难受。

周建人到上海后，希望妻儿也一同到上海居住。但信子不让妹妹离开，芳子也不愿离开，反而经常写信向周建人要钱。后来，周建人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芳子仍拒绝到上海照顾丈夫。五年后，心灰意冷的周建人与王蕴如结合。 鲁迅去世的1936年冬天，鲁老太太八十寿辰，周建人、王蕴如到北京为母亲祝寿。结果，信子、芳子大闹寿宴，周建人与芳子的长子周丰二更是手持军刀从屋内冲出，要砍周建人，被亲友拦下。此后，周丰二打电话到日本领事馆，要求他们扣留周建人，将其"法办"。周、王二人无奈，只能提前回到上海。鲁老太太伤心地对俞芳说："如果大先生还在，八道湾不敢如此嚣张……" 好端端的一个家，乱到这种程度，竟然兵戎相见！可悲啊可悲。 抗战爆发前，冯雪峰认为，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势力，他隐约表示让周建人去接近周作人。也有人对周建人说，生物学家秉志由上海一家书局供养着，周作人只要愿意来上海，生活完全不成问题，商务印书馆或其他书局可以供养。周建人想起鲁迅生前说过的周作人不如南来安全的话，于是致信周作人，恳请其来上海，但周作人未作复。 寿宴之后，周建人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唯独通过母亲给大女儿马理（周鞠子）每月20元。抗战时期，周作人通过日本使馆，要求商务印书馆直接将周建人的一半工资，汇给周作人。

新中国成立后，羽太芳子向法院起诉，状告周建人"重婚"。一些老友发现芳子的诉状出自周作人之手（周作人只承认他改了几个字），叹道："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法院经过调查，判决周建人与芳子实际离婚成立，周丰二与周建人脱离父子关系。 刘哲民记载，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周海婴记载为叶圣陶、胡愈之）三人试图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调解。他们拉着周建人到八道湾做客，周作人很客气地招待了他们，但兄弟二人却互相不搭理对方。面对此僵局，三人不知该如何劝说，只好无功而返。 周建人回忆，全国解放后不久，他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碰到周作人，二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二人都老了，周作人颇为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周建人回答："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周作人颇为凄凉地说："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听了这话，周建人觉得他还不明白，还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是一名奴隶。这次意外相遇，成为这对兄弟的永诀。 最后关于周作人再说几句。 兄弟失和后，周作人竟然称呼母亲为"鲁迅的母亲"、"鲁迅的老太太"或"鲁老太太"，无论是公开场合或私下与友人谈话。1936年10月，北大召开悼念鲁迅大会，会上，周作人称呼母亲为"他（鲁迅）的母亲"，与会的老舍听到后极为反感。后来老舍在一次纪念鲁迅逝世的会议上提到周作人时说，这种人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肯承认，何况国家。 但是，周作人也有多彩的一面，在任日伪督办期间，周作人曾多方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帮助李星华、李光华姐弟办"良民证"，协助他们从北平转移至延安，掩护李大钊次女李炎华及其夫侯辅庭。他还曾营救中共地下党员高炎。 这就是鲁迅弟兄三人感情纠葛的简单经过，这里面，有让人叹息的地方，有让人痛心的地方，也有永远是谜的地方。

历史控

除去早夭的小弟，周氏三兄弟幼年时期，虽然大哥鲁迅有些如父如兄的家长式霸道，除去应当还是关系不错的。

周建人小大哥七岁小二哥四岁，相比之下幼年时，不如周作人与大哥关系更为密切。在周作人晚年回忆所作中，曾提及诸多趣事。

鲁迅曾和作人引经据典，也取个带"人"的名字，俩人叽里咕噜地咬文嚼字，背诵一些古文，最后说“侃”字好，什么“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侃尚书公，投绂理石。”意思是刚直和乐、从容不迫。

可是过了一天，老大樟寿对三弟说，这“侃人”二字，读起来有点拗口，不如改为“建人”吧，于是松寿就叫周建人了。

建人尚小不理解大哥，因家变而少年老成起来，有时抱怨他家长式的专横。作为仕宦之家中的长子，鲁迅被寄托了更多振兴门楣的希望，压力山大，性格也变得早熟了。

在《风筝》文中，鲁迅就17岁时故意弄坏小弟的风筝感到愧疚，而对建人旧事从提时，他淡淡地说不记得有这事了。

而二哥周树人性格不那么激烈，和三弟建人的关系更温和些。当年祖父入狱，父亲病重，建人和作人去大舅家寄住。在周建人的回忆中，大哥有事心中藏，二哥则更溢于言表，比如对小弟病亡，周建人写了好几首诗和多篇怀念之文。

因当说在北京八道湾宅兄弟失和前，周建人和大哥关系更为亲密，为新文化运动共同出力，两人文风各异，但打仗亲兄弟，无论总角之情还是事业交集，都胜过与三弟建人的。只是他们后来到了上海，又加上留京周作人的道不同不相与谋，从此彻底绝裂了。

1912年周作人的妻子生了儿子后，她的妹妹羽田芳子也来到绍兴。十五岁的芳子天真活泼，又学会说简单的绍兴话，成为信子与周家之间的桥梁，与二十四岁的周建人也产生了感情。大家认为亲上加亲，是好事，于是由大哥说合母亲主持下，1914年建人和芳子结了婚。

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出生，不幸于一岁余夭折。这对芳子刺激很大，患上了类似疯癫的病症。两年后先后生了女儿鞠子和儿子丰二。1919周建人一家随同全家，住进鲁迅购买的北京八道湾住宅。

周建人到京后没有工作，1920在北京大学旁听攻读哲学，间或写些生物学和民俗学方面的文字，在《新青年》等处发表，但稿酬甚微。这样生活了将近两年，周建人不甘于寄人篱下的生活，芳子又常埋怨丈夫没有挣钱的本领，从冷言冷语发展到大吵大闹，使周建人受尽苦处。

他只得由鲁迅托蔡元培、周作人托胡适帮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找到了一个校对工作，每月工资六十元。工作辛苦而收入很少。后来芳子生下儿子丰三。工资微薄的周建人每月拿出几十元钱寄给芳子，可这点儿钱根本不够芳子花销，非常羡慕阔绰的信子，越来越依赖姐姐了。

周建人多次写信给芳子，有次甚至回北京亲自去说服芳子，要她带着孩子到上海和他共同生活，但芳子听姐姐的话，舍不得离开家人，也舍不得八道湾富裕的生活不肯去上海。周建人和昔日学生王蕴如也产生了感情有意同居。

从1931年以后，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兄弟，虽为一母同胞兼连襟，不仅因羽田信子的关系而闹僵，更由于周作人对日伪的投怀送抱而决裂。

但相对而言，二人私下的交集要多点。周作人投敌后，鲁迅还是禁不住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让建人较交，虽无效也算仁至义尽了。

元元的天下

兄弟失和的主要原因就是羽太信子做人太毒，以及周作人的没脑子。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后来可能是有些后悔，并想起昔日兄弟的情谊，于1925年10月12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伤逝》的短文，并借用罗马诗人的一首诗表达对不可再得兄弟之情的怀念。 鲁迅也不是木石心肠，10月21日，他写了一篇并未立即发表的小说，题目就是《伤逝》。周作人看后评论道：“《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这也可以算得上周作人的悔过书吧。 在绍兴人的眼里，周家尽出稀罕事儿。老大樟寿，好好的一个中国人竟然跑去了日本，还学外国人的怪模样剪了辫子；还是老大樟寿，娶了个老婆扔了不管，既不同房更不生小仔子；然后是老二櫆寿，放着多得像池塘里的蝌蚪像天空的星星一样的中国姑娘绍兴丫头不要，居然讨回个日本婆娘。

私味厨房

关系很冷漠。

周作人的妻子设计使周建人娶了自己的妹妹，此事周作人默许。周作人妻子在家宴上将周建人灌醉，然后让她妹妹与酒醉的周建人同睡一床，逼周建人娶她妹妹。周作人的妻子与周建人的妻子是亲姐妹。结婚后，因周建人收入低，在家中备受周作人妻子与自己妻子的冷眼，夫妻关系紧张，婚姻生活很不幸。这些情况周作人知道，但他漠不关心自己的亲兄弟周建人。

周作人在日本扶持的伪政权中任高官，是汉奸，鲁迅(周树人)与周建人对此非常气愤，公开予以谴责。

在此情形下，周建人与周作人兄弟俩人关系怎么能融洽呢？新中国建立后，周作人穷困潦倒，周建人肯本不理他这个二哥，肯定认为周作人落得如此下场活该！

跪射俑

周作人不仅跟大哥老死不相往来跟三弟也是感情不和，不和的原因很简单，都是日本娘们儿惹出来的，后期闹到周建人连生活费也给她们母子断了，这件事让周作人大动肝火，后来周建人投身革命，两兄弟最终成了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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