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猛历史
魏忠贤，字完吾，北直隶肃宁（今河北沧州肃宁县）人。魏忠贤少时家境贫寒，因而他混迹于街头，虽不识字，但却懂得射箭与骑马，喜欢赌博，迷恋酒色。《酌中志》记载："忠贤少孤贫，好色，赌博能饮啖嬉笑，喜鲜衣驰马，右手执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不识文字，人多以傻子称之。亦担当能断，顾猜很自用，喜事尚谀，是其短也。"
魏忠贤经常和一群恶少赌博。有一次，他赌博大输后感到很苦恼，便恨而自宫，改姓名叫李进忠。不过后来他又改回原姓，得皇帝赐名为魏忠贤。魏忠贤自万历年间被选入宫，隶属于太监孙暹，靠巴结孙暹进入了甲字库。
后来，魏忠贤又请求做皇长孙的母亲王才人的典膳，随即巴结上了魏朝。魏朝多次向王安称赞魏忠贤，王安也就善待他。皇长孙的乳母叫客氏，与魏朝是对食。魏忠贤进宫后，客氏又与他勾通，客氏于是冷遇魏朝而喜爱魏忠贤，两人结成了很深的关系。
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1620），明神宗朱翊钧、明光宗朱常洛在一个月内先后驾崩，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并于次年改元天启。魏忠贤和客氏深受熹宗宠爱。熹宗即位没过一个月，便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魏忠贤也破格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
明神宗时期，东林党人兴起。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魏忠贤实力日渐壮大，自然渐渐引发了与东林党的斗争。
天启二年（1622），朱由校评修庆陵之功，荫封魏忠贤的侄儿为锦衣卫指挥佥事。给事中惠世扬、尚书王纪评论沈翭与魏忠贤、客氏勾结，结果都被贬职。正好初夏下冰雹，周宗建说冰雹下得不合时令，是魏忠贤谗言和邪恶造成的。修撰文震孟、太仆寺少卿满朝荐也相继这样说，结果都被罢免。天启三年（1623），朱由校诏令魏忠贤以及客氏的儿子侯国兴所庇荫的锦衣官准予世袭。兵部尚书董汉儒、给事中程注、御史汪泗论纷纷上书劝谏，朱由校不从。
此后魏忠贤更加肆无忌惮，将之前在宫中训练的内操军增加到一万人，内穿甲衣出入宫禁，恣意作威施虐。他还假传圣旨将朱常洛的选侍赵氏赐死。裕妃张氏有身孕，客氏设计杀死了她。皇后张氏妊娠，客氏又施计将她堕了胎。成妃李氏也被革除了封号。朱由校因此缺少子嗣。宫中很多嫔妃和太监也被害死。是年冬天，魏忠贤兼领东厂事务。
魏忠贤大肆培植党羽，排除异己，打击东林党人。凡是与魏忠贤亲近的人，都得越级升迁。因而魏忠贤的党羽遍布朝野。 天启四年（1624），给事中傅木魁与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结交为兄弟，随后上书诬告中书汪文言，并且连及左光斗、魏大中。汪文言被投进镇抚司监狱，并被大行罗织罪名。
执掌镇抚司的刘乔接受叶向高的教导，不给汪文言定罪。魏忠贤大怒，将刘乔撤职除名，用信任的许显纯来代替他。这时御史李应升就内操的事进谏，给事中霍守典因魏忠贤乞求祠堂匾额而进谏，御史刘廷佐以魏忠贤滥加荫封进谏，给事中沈惟炳以设枷锁进谏，魏忠贤都假传圣旨给予斥责。
于是副都御史杨涟非常愤怒，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奏疏上呈后，魏忠贤害怕了，向韩火广请求调解。韩火广不答应，他便跑到朱由校面前哭诉，并主动辞掉东厂职务。而客氏从旁为他解释，王体乾等人也一起护着他。朱由校懵然不辨真相，便温语安慰他，并在第二天打回杨涟的奏疏，痛加斥责。
杨涟既被斥责，魏大中以及给事中陈良训、许誉卿、抚宁侯朱国弼、兵部尚书陈道亨、侍郎岳元声等七十余人，纷纷上奏陈述魏忠贤的不法之事。叶向高和礼部尚书翁正春请将魏忠贤遣回私宅，以平息公众的指责，朱由校不许。魏忠贤借助各种理由排除异己，朝中机构为之一空。
天启六年（1626）二月，皇帝仪仗队组成，魏忠贤得以庇荫都督佥事。虽然魏忠贤多次冒领功劳，朱由校还是诏封魏忠贤的侄儿良卿为肃宁伯，赐给宅第、庄田，颁给铁券。吏部尚书王绍徽请尊崇魏忠贤的先世，朱由校便诏令赠魏忠贤以上四世为肃宁伯。
魏忠贤又假传圣旨，派他的党羽太监刘应坤、陶文、纪用镇守山海关，收揽兵权。为此，魏忠贤庇荫都督同知和世袭锦衣卫指挥使各一人。原本浙江巡抚潘汝桢就奏请为魏忠贤建祠堂。后来仓场总督薛贞说草场失火，赖魏忠贤救助，得以无害。于是为他歌功颂德的人不断，各地祠堂从此开始兴
当时，内外大权全归于魏忠贤，阉官除王体乾等人外，还有李朝庆、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做左右拥护。外廷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称为"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称为"五彪"。还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人，称为"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等名号。
朱由校性机巧，好动斧锯以及做涂漆之类的事情，累年不倦。每次在拉线削墨时，魏忠贤之辈常来奏事。朱由校很厌烦，荒谬地说："我已知道了，你们好自为之。"
魏忠贤因此便任凭自己的意愿恣行威福。魏忠贤权倾朝野，车驾酷似天子所有，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欢呼九千岁，一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时人称："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天启七年（1627）八月，朱由校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朝中人开始弹劾魏忠贤，浙江嘉兴一贡生上书魏忠贤十大重罪，崇祯帝命人念给魏忠贤听。魏忠贤极其惶恐，企图贿赂潜邸的太监来保命。十一月，崇祯帝将魏忠贤发往凤阳。魏忠贤在去凤阳的途中，仍豢养一批亡命之徒，朱由检闻悉后大怒，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打算将魏忠贤押回北京审判。魏忠贤得知难逃一死，自缢而亡。
杨涟评价说："忠贤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犹谬为小忠、小信以幸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自当时以来，魏忠贤就是太监干政，把持朝政祸乱朝纲的代表，人人得而诛之 。可近些年来也有人反思到，魏忠贤能够执掌朝政也有其能力，在天启帝不理朝政的情况下维持着帝国的运转。归根结底，魏忠贤和阉党也是中国专制皇权体制下的一个独有现象了
高会民
我们有时候在讨论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有种真假难辨的感觉。比如，对于一个人物，何以分忠奸？魏忠贤这样的人，应该如何给他一定定位呢？其实很简单，先立几个原则，如果达不到，那就是奸臣。
魏忠贤一开始也是有妻子的，只不过人品不行，败光了家产，穷的叮当响，最后老婆也跑了，孤家寡人，债主一对，无奈最后魏忠贤只能自阉入宫，谋个差事，填饱肚子，打算苟活一生。
但是，进宫后，魏忠贤才发现自己的春天要来了，先是与后宫狼狈为奸，后来又拉帮结派，勾结党羽乱政。明熹宗疏于朝政，给了权臣和宦官发挥的舞台。魏忠贤和东林党明争暗斗，好不热闹。
魏忠贤之前，朝廷十分繁荣，但是自从他掌权之后，养了一大批义子，对文人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迫害。虽说明朝的衰败与他没有全部关系，但他相当于把晚明这辆破车使劲往火坑里推了一把。
魏忠贤对东林党大加迫害，东林党在之前也算得上办事得体，人品和素质是很高的。但是，魏忠贤对此进行了清理，让不少老一辈东林人士被杀。而剩下的东林党不乏一些阿谀奉承之辈，即使魏忠贤倒台，东林党也已然变味。
所以，魏忠贤缺乏底线的限制，他是一个有手段的人，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作为一个连妻儿都可以放弃的人，即使他在，李自成杀进来，他能在京城守着国门吗？他估计会把所有心思用在自保和逃跑上吧。
历史密探
（先看奸臣的定义）“奸臣”：指对君主，逢迎献媚，迎合溜须，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自私自利，从不大公无私的提醒警示，不忠于君主；欺下瞒上，对下百姓为己利益打击报复、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甚至弑君杀臣，弄权误国营私、残害忠良之臣。
通过这个定义来给魏忠贤往身上套，大部分都能用在他身上。专擅朝政，党争，祸害天下，打击异己，海内献媚。首先可以确定的确是个奸臣。
崇祯，明史，梁启超等对他也是负面评价。
但他和秦桧这样的人还是有区别的，另一方面呢，在处理军国大事上也是手段凌厉，清醒，果决。
明熹宗死前就说:魏忠贤“格瑾忠贞，可计大事”，虽然其中不乏私人感情，但毕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熹宗皇帝肯定也知道魏忠贤是个奸佞之臣，但朝廷上没了他，东林党得势的话，处理军国大事恐怕不比魏忠贤。启用良将，曾力排众议，大胆启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抛开私怨，推荐赵南星孙承宗，可看出，他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对大明江山他还是尽力在维持。包括财政方面对富裕的商人下手，使得明朝财政不至于像崇祯朝那样混乱，而辽东局势亦相对稳定。
而他死后，东林党得势，明显在朝政方面的一些处置就不如魏忠贤做的好了。取消商税矿税，反而对民征税，结果人民都不跟明朝玩了，都跟李自成玩去了，辽东局势崇祯朝也明显不如天启朝，最明显的体现在军饷财政方面的捉襟见肘。
总之。。魏忠贤是个奸臣，但叫他权臣更合适一些。
汉唐明国军
在疆域辽阔的古代中国，能实际掌握最高权利，不管是否目不识丁，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能力大小和忠奸没有丝毫必然联系。
以民族大义而言，魏忠贤当政期间，对女真主动防御，打压其生存空间，战略正确，用人得当，效果也不错，且从未私通外敌，貌似是忠不是奸。
以忠君大节而言，魏忠贤虽擅权，但对明朝皇室一直忠心耿耿，一直到最后都乖乖地去上吊，没有半点谋逆的想法。貌似也是忠，不是奸。
以民生而言，魏忠贤好像没有额外增加税负，就是建生祠占了些田宅，再就是钳制舆论比较厉害，这肯定算不上是忠。
以政风而言，魏忠贤排斥异己认人唯亲，还卖官鬻爵，这当然也不算忠。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古至今，很多名臣甚至是大英雄，也有不少人干过与民争利、钳制舆论、清除异己、任人唯亲的事儿。特别是排除异己任人唯亲，比魏忠贤精于此道的人多了去了，东林党就这么干，而且干的比魏忠贤还绝。只不过魏忠贤是宦官，所以大家不好接受罢了。
魏忠贤权倾朝野大概在1622年(天启二年)，1627年(崇祯元年)就收敛很多了。大节无亏，但基本无小节可言，但区区五年而已，把明亡的责任扔给他有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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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忠贤的总体印象，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个奸臣。在整个明朝坏人榜上，知名度也是第高居榜首，他在皇帝面前卑躬屈膝，奸诈狡猾，背了皇上却直横行霸道，处在人生颠峰的魏忠贤，完全就是这个样子。具体的坏人坏事，这里就省了。
其实，作为明朝的高级两道官员，魏忠贤的干部档案，肯定被后人改了无数次。历史总是胜利者来写的，改过之后，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与破绽。但推测中的魏忠贤，早年应该是相当励志的——魏忠贤从一个没有特殊背景的社会青年，最终成长为大明朝一言九鼎的高干，这个传奇本身就相当蛊惑人心。
魏忠贤在位期间，大明朝的治安还相对稳定，对于辽东的战事，魏忠贤自己非常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所以从来不瞎指挥，而是把权力放心的交给了袁崇焕，可以说用人方面还是挺靠谱的，在贪污腐败方面，魏忠贤不会去私吞国家财政的钱，他经常是去搜刮大财主的钱，所以有些好多魏忠贤的奸诈历史，有些可能是被故意抹黑的。魏忠贤确实是个正邪两面都有的人物，自古胜者为王败者寇，因为阉党失败了，所以才会被涂上了一脸黑漆，要是魏忠贤不倒，可能关于魏忠贤的历史记载又是另外一番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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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太监不能称为臣。所以魏忠贤即不能称为忠臣，为不能称为奸臣，充其量只是一介家奴。
明朝皇帝更多的是把太监当成自家人。明太祖朱元璋为吸取历史上太监擅政，扰乱朝纲的教训，规定凡内监不得读书认字。但这条规定在明成祖朱棣时就遭到破坏，朱棣不仅令人教授太监读书识字，还让他们参与朝政事务，到各地监查地方官吏。明初，皇帝设立东厂，西厂及厂内厂，由太监担任督主，负责缉讯，侦察，监视百官臣民的言行及不法。厂内设有诏狱，厂卫人员有权未经审讯就缉拿任何人。一时间，百官人心惶惶。
魏忠贤原名李进忠，原只是一名混混。为躲避逃债，自行阉割进宫，靠着溜须拍马的功夫成为侍奉太子朱由检的太监。光宗驾崩后，年仅十六岁的天启帝朱由检继位。魏忠贤也得以青云直上，登上历史舞台。
魏忠贤所处的时代刚好是文官权利膨胀的时代。在明太祖朱元璋晚年时大肆惨杀功臣，致使明朝淮西勋贵集团元气大伤，武将凋零。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建文帝几乎派不出相样的大将领兵。而明英宗正统年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不仅令大明朝精锐尽失，英宗被俘，也令大明的武将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武将势力衰弱，文官势力必然崛起。虽然朱元璋废除了近两千多年的丞相制度，但他一手创建的秘书班子却发展成为内阁，成为大明最高的权力中枢。到明朝中后期，皇帝发布的任何命令，都必须通过内阁票拟签发才可以执行。地方官吏的奏报都要通过内阁审阅才会上报皇帝。内阁首辅甚至比丞相的权力更大。文人士大夫利用手中控制的道统及舆论权，不断地挑战皇帝的权威，干预官员人事任免及行政，甚至左右皇帝继位人选。
对此，明朝皇帝必须扶持一种政治力量来对抗文官。武将势力是不会被选择的，唐朝的教训在那里摆放着。而另一股势力-宦官势力则成为了明朝皇帝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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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对于东林党人的迫害是不容辩驳的，但由于两党在政治上的尖锐矛盾，以及文官集团在控制舆论上的优势，难免对魏忠贤的评价有所偏颇。另外，崇祯帝对于魏忠贤的清算也使得魏忠贤的奸臣形象深入人心。其实，魏忠贤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很讲原则的。
并且魏忠贤的大肆敛财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私欲，其中也不乏对军备的建设。盛京的西面，从宁远至锦州，本来荒凉破败了十年的城池一座座重新修葺一新、再次拔地而起；明军的火铳、战车、地雷、炸弹配备齐全；红衣大炮这种奢侈品也都搬上了宁远、锦州的城头。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难免会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和社会舆论的导向，对于“脸谱化”的历史人物的翻案更是颇受争议，这也与现世的价值观念导向密不可分。魏忠贤排除异己，专断国政，这种行为本就遭人诟病，再加上其宦官的身份，更是难以摆脱“奸臣”形象。但其掌权期间的举措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因为固有的观念而对其视而不见是不可取的。
历史研习社
魏忠贤是不是奸臣，我们可以从民族大义和危害国家社稷来看。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正式走上了台前幕后，成为一代权阉，以他为首的利益集团被称之为阉党，是朝臣的主要竞争对手，一时之间可谓是权倾朝野，人人惧怕以及争相谄媚，自此朝政日趋腐败黑暗。
魏忠贤利用手中的权利，并没有干什么好事，几乎绝大部分都是为了谋求自我利益，但是也不非是一无是处，至少太监是依附于皇权而生的，他们和皇帝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此魏忠贤虽然为非作歹，剪除异己，弄得朝政日益的腐败，可是却也起到了平衡作用，明末东林党人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他们为一己之私，而充当了当时大地主、大商人的保护伞，从他们一致反对征缴矿税、盐税、贸易税等商业税收，而转而要平民老百姓来承担不知凡几的税赋，就可见东林党绝非什么大公无私的社稷之臣。
而阉党的崛起，有效的抑制了东林党的为非作歹，虽然是不择手段，可是至少保证了朝廷的税赋不是单一的收入，至少那些年，国库不会是如崇祯年间那样的空虚，导致了无钱粮调度兵力，或是士兵因此而哗变。
阉党可谓是以毒攻毒了，皇帝居中调和，也不尽然会弄成变得流寇和起义的局面，导致朝政的艰难。从民族大义出发，魏忠贤可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并不糊涂，不会因为自私自利而放任辽东的局势糜烂，有着轻重缓急之分，这点比起明末的那些官僚士绅而言就好太多了。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他不是奸臣，相反，魏忠贤的阉党同样令得朝堂乌烟瘴气，同样是朝堂的毒瘤，之所以充当了东林党等朝臣的敌对势力，只不过是权利的争夺而导致的罢了，相比于那些满口仁义的伪君子，我还是更愿意看无恶不作的阉党小人。
历史风云天下
忠与奸是相对的,谋国者忠,谋私者为奸。若说魏忠賢一心为国，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信；若要说魏忠贤就是一心谋私的弄权之辈，偏偏在魏掌权期间，大明江山渡过了最严重之危机，并有了向好之转机。因而，魏既非忠臣、亦非奸臣，乃能臣也。
魏当权前，正是所谓”众正盈朝”的东林党当政时期，虽然正史记载的这一时期的情形令人振奋，但事实情况则是大明朝廷党争已经达到白热化。但凡中国历史上的亡国教训都有一个共通点，那便是党争。东汉有、唐有、宋也有，党争之最大害处在于不分对错，只要是非我党主张，一概加以反对。
党争乱局使明未的几代皇帝都无可奈何，而到了天启年间，这种乱局又不得不加以改变，而改变的推手就落在了魏忠贤的身上。魏忠贤走上历史前台是天启的不得已而为之。
魏忠贤上台后，利用文人士大夫永远想不到的手段，迅速扭转了天启朝党争的局面。随着权力的日益集中，魏忠贤成为了众矢之的。士大夫们诟病魏忠贤的罪状概括起来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弄权、二是削藩、三是劳民财、四是结党……而这几点均能够给出最合理之解释。所谓弄权，是天启授意之弄权，反而干了皇帝想干而不能干的脏活累活；所谓削藩乃是大明朝肌体自我修复之必然选择；所谓劳民财乃是边疆大治，辽东危局向好；所谓结党确有其事，然党争正是天启年间最大的政治风气，与魏忠贤结党，其实就是对天启皇帝进行政治投资。
天启末年，大明江山相对稳固，原来一片凋敝的辽东战场正蓬勃回复，士兵训练有素，城池修葺一新，大量新式武器装备到部队；与辽东相呼应，毛文龙的东江镇抗金根据地也日益稳固，成为插入后金心腹的利剑；此外，因为对各家藩王的有效限制，土地兼并和财政状况正在改善，大明的自我愈合功能正在发挥。
可以说，天启年间的大名政局就像一只球队，大家都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有人是前锋，有人是中场，有人是后卫，脏活有人干，质疑的声音不少，但球队战绩却越大越好，至少保级不成问题。而这一切不光得意于球队老板天启的英明决策，也得益于主教练魏忠贤同志的亲历亲为、甘苦自知。
只可惜，这只球队仅仅六年便换了老板，新老板即位后，主教练随即下课，后来的主教练虽然本事不小，但并不适合这只球队的实际情况，辉煌一时大明球队很快便沦为了为保级而苦苦奔命中。
天启在移交政权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治国一要靠张皇后,二要靠魏忠贤。也许，这是对魏忠贤最好的注解。
不可道人
什么是忠，什么是奸？由谁来评判？毫无疑问，儒家说了算。
魏忠贤（1568—1627）原名进忠，自宫后改名李进忠。万历时入宫为宦官，赐名忠贤。熹宗即位升为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1623年掌管东厂。此后实际掌管大明四年之久。思宗发现他的奸恶，下令激将其逮捕治罪。魏忠贤得知后，自缢而死。
魏忠贤是忠是奸，每个人心中自有公论，笔者认为，魏忠贤是奸臣，同时也是能臣。
（1）皇帝眼中的忠臣、能臣
魏忠贤在皇帝眼里无疑是忠臣。天启钟爱其乳母客氏，不愿与其分开，大臣却极力要求天启移宫。这时，只有魏忠贤坚定不移地支持天启。
天启需要用钱，魏忠贤二话不说，开征矿税、盐税，为皇帝敛财。
魏忠贤对自己的定位就是皇帝的狗，坚定不移地执行皇帝的意志，对皇帝忠心耿耿。所以，天启很是重用魏忠贤，认为他是忠臣，甚至临死还对崇祯说:“忠贤宜委任”。可见，魏忠贤是皇帝眼中的忠臣能吏。
（2）儒家眼里的阉人、奸臣
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任何评判都将在儒学构建的价值观内进行，虽然他们自己大部人都做不到。魏忠贤的所做所为，无疑与儒家思想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冲突。
儒家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面上要谦谦君子，而魏忠贤的阉人身份则使这一过程失去前提。
崇祯从来没有后悔杀掉魏忠贤，派人收尸那是小说戏剧胡言，详见“网传崇祯上吊前厚葬魏忠贤，可有史料支持，原文出自哪2017年9月1日”“如何看待崇祯皇帝20180704”和“怎么看明朝最大的祸害不是锦衣卫宦官专权而是文官集团结党营私20180420”
全人类都对阉人心中表示不屑，作为“道德之端”的儒生更要嗤之以鼻！魏忠贤的阉人身份，按照儒家的构想，是不能参与政治的。更何况，朱元璋也有禁令！
宦官一旦参与政治，儒生们必然要先给他贴上“奸臣嫌疑犯”的标签。
儒家体系内天下第一、社稷第二、皇帝第三，臣子要贵劝皇帝重社稷、怀天下。
儒家的政治构建是至君尧舜，臣下负有规劝皇帝的义务，要以天下大事为已任。如果一味地讨好奉承皇帝，是小人行径，是奸臣所为。
正所谓谋国者忠，某私者奸。
以此标准来看，魏忠贤是不折不扣的奸臣。他欺君罔上、玩弄权术、排除异己、残害儒家忠良，完全沦为了皇帝的狗。这在儒家看来，他不事君上，私德有亏，是奸臣无疑了。
（3）东林党、阉党各有问题
作为底层儒家官员的东林党，视阉党为敌仇，必使其遗臭万年。东林党自标为清流，卓尔不群；魏忠贤则视东林党人为虚伪无耻、无才无德。
阉党与东林党的“争战”，对帝国、对人民危害无穷。宦官并非一无是处，蔡伦的功绩没有多少国人能比，郑和的知名度在大明也没多少人能比。同样，魏忠贤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军事、征税等方面办法比东林党人要强。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表面上的能力而忘记更深层次的明亡根本！
明亡于新的阶层崛起，即商人阶层。不仅是东林党代表商人阶层、阉党同样也代表商人阶层。东林党代表的是中小商人利益，阉党则代表的是皇权和官商等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阉党的征税对象大多是市民阶层。
同样，阉党征税本来就是不合法，以皇权代替行政权、以私法代替公法。里面的问题更多。阉党的征税没要解决“商人阶层”的问题，反而把这一问题扩大化了。从而，更加速了“无官不商”“官场如商场”的问题，造成大明整个阶层的腐化、堕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东林党、阉党各有问题，不能因为东林党在过去掌握话语权将阉党贬斥得一钱不值，现在就要反过来把东林党也贬得一钱不值。好像整个大明朝宦官当皇帝、当丞相、当将军，大明就亡不了似的。
魏忠贤忠臣也好，奸臣也罢，那都是皇权制度的产物，是君主为巩固统治实行的思想禁锢。只要能在和平心态下，认真分析优缺点，方能找到历史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