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是我黨對外關係的決策人之一，與蘇共及其他共產黨的領導人多次舉行過談判。他對國際共運的歷史十分了解，也清楚黨與黨的領導人見面時那種“擁抱貼面禮”獨特的政治含義：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陣營”的那種結盟，以及隨後蘇聯東歐“大家庭”的那種“抱團”。見蘇聯人時“不擁抱”——這是老人家針對20世紀下半葉那段曲折的國際共運史和中蘇關係史有感而發。
鄧小平
我在外交部工作期間，曾有幸對鄧小平同志進行過零距離觀察，與他的女兒談起過其父親，還有機會聽部領導傳達這位中國領導人的指示精神，聽當事人講述老人家的趣聞。
從“山重水複”到“柳暗花明”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1日成立，到蘇聯1991年12月26日正式解體，中蘇關係經歷了42年零86天的風風雨雨、陰晴圓缺。
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從十年全方位友好，到十年意識形態對立，再到十年軍事對抗，直至兵戎相見，雙方的傷亡都很慘重。由於“冷戰”轉入“熱戰”，盟國成了敵國，“本是同根生”，卻“相煎”一二十年，雙邊關係幾乎陷入“山窮水盡”的絕境。
20世紀70年代末，小平同志復出後，著手實行強國富民、緩和世界局勢、與各國友好合作的務實政策。調整對蘇關係這一影響戰略全局的大事，自然也就進入到他的視野中。差不多與此同時，蘇聯與美國爭霸已經力不從心，逐步從對外擴張的頂峰往下跌，從而被迫實行戰略調整，也開始思考如何緩和對華關係。這兩大因素客觀上使得雙方“相向而行”，中蘇關係“絕處逢生”因而也就露出了一些曙光。
勃列日涅夫傳來“絕唱”(去世前發出改善中蘇關係的信號)，小平同志通過多種渠道作出回應，並採取高屋建瓴、堅持原則、穩健靈活、鍥而不捨的對策。
在小平同志的不懈推動下，經過長達6年異常艱難的中蘇政治磋商，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威脅中國安全這一關鍵問題上的態度，終於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下決心卸掉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這個歷史大包袱，從而消除了牽制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最大障礙。
經過異常艱辛的十年政治對話，“山重水複”已達一二十年之久的中蘇關係，終於迎來了“柳暗花明”。
中蘇關係“半正常化”
中蘇雙方商定：中蘇高級會見將於1989年5月中旬在北京舉行。兩國外長於1988年12月初、1989年2月初先行互訪，為這一會見做準備。
中蘇兩國外長已經有30多年沒有來往了。在20世紀80年代，他們只是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曾見過幾次面。因此，錢其琛外長把這次出訪蘇聯看得很重，稱之為“破冰之旅”。對於姍姍來遲竟達30多年之久的這次中蘇外長互訪，兩國高層自然寄以厚望。
1988年12月1日，錢其琛外長到達莫斯科，開始對蘇聯進行為期三天的正式訪問。這是30年來中國外交部長首次踏上了蘇聯的領土。中蘇兩國外長就早日徹底解決柬埔寨問題交換意見，並達成了一些共識。
2日，戈爾巴喬夫在克里姆林宮會見了錢其琛外長。這是他作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繼1985年春、冬兩次在莫斯科會見李鵬副總理以後，第三次會見重要的中國官方人士。此時的戈爾巴喬夫才不過五十七、八歲，但入主克里姆林宮已快4年。當時，他正在大力推行旨在使蘇聯擺脫“停滯”困局的“新思維”。中蘇關係正常化即將實現。蘇美關係沒有太大的波折。東歐“改制”的苗頭雖已顯露，但戈爾巴喬夫自信仍可維繫“華約”集團於不散。他見到錢外長時，在輕鬆的氣氛中，滔滔不絕地講，國內改革、中蘇關係、國際大勢，都談到了，給人一種“春風得意”的感覺。
在交談中，戈爾巴喬夫主動說：對蘇中之間過去發生的一些事情，蘇方“也有過錯”。這是在長達1小時40分鐘的會見中，戈爾巴喬夫所說最有份量的一句話。聽得出來，此話不是隨便說說的，而是經過深思熟慮、有備而講的。蘇聯最高領導人正式向我方承認有過錯，這在中蘇關係史上是比較少見的。
談及中蘇高級會見時，戈爾巴喬夫還主動表示，出於種種考慮，他準備前往北京。鑑於在這次會見前，雙方已就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時間表這一關鍵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錢外長便順勢轉達了中國領導人歡迎戈於1989年訪華的邀請。參照他的表述，蘇方與我方還達成了以下共識：中蘇高級會見是指鄧小平同志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
1989年2月2日至4日，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對中國進行了回訪。這是新中國成立40年以來，到我國進行正式訪問的第一位蘇聯外交部長。他當時是蘇聯最高層第三四號人物。
中蘇兩國外長就早日徹底解決柬埔寨問題繼續交換意見，又達成了一些新的共識。
由於小平同志4日將在上海虹橋國賓館會見謝瓦爾德納澤，中蘇兩國外長便於3日一起飛抵滬。在會見中，老人家說出了已成為“世紀經典”的8個大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他還扼要點明瞭：與戈爾巴喬夫見面時，大體上講些什麼，怎麼講。後來，小平同志與戈爾巴喬夫會見時所發表的那篇運籌帷幄達3年多，成竹在胸的“5·16談話”，便是他與蘇聯外長這次談話的深化與擴展。
謝瓦爾德納澤在交談中說，戈爾巴喬夫建議5月15日至18日訪華，兩國外長已經談了這個問題。他顯然是想打個馬虎眼，讓小平同志先確認戈訪華的日期，使之成為既成事實，然後避開蘇方依然感到有點棘手的柬埔寨問題。小平同志當即識破了蘇聯外長的這個小計謀，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兩位外長的談話還未結束，希望你們繼續工作。老人家還幽默了一句：訪問日期由兩位來定，“我聽你們指揮”。
2月6日，雙方發表了關於柬埔寨問題的聲明，同時宣佈戈爾巴喬夫將於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正式訪問中國。
小平同志後來談及中蘇外長互訪時，曾精闢地指出，兩國外長互訪標誌著兩國關係實現了“半正常化”。
對蘇聯人仍以“同志”相稱
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之前，我黨與蘇共無論在口頭上，還是在書面上，均以“同志”相稱。在新中國成立後很短一段時間內，中蘇雙方在書面上曾互稱“先生”。 毛澤東主席1949年底至1950年初第一次訪問蘇聯時，蘇方在公開報道中就稱他為“先生”。聽說，國內有些人當時對蘇方這一做法感到不可理解。對此，我求教過長期主管對蘇工作的餘湛副外長。他解釋說：這只是一種策略考慮，以免西方懷疑我國是蘇聯的“附庸”。為此，雙方事先有專門約定。1950年3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之後，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雙方在書面上就改以“同志”相稱。
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雙方以“同志”相稱。赫1964年下臺後，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對蘇聯人是否仍以“同志”相稱，便成了一個比較敏感的政治問題，但我們也沒有稱其為 “先生”。1969年春、夏在兩國邊境地區發生嚴重的流血衝突後，當年9月11日，當週恩來總理在首都機場見到來華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時，第一句話就是：“你好嗎，柯西金同志？” 戈爾巴喬夫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宮之後，雙方都希望使中蘇關係由冷轉暖，而且，兩國實際上依然承認彼此的社會主義性質。於是，對蘇聯人是否稱“同志”，問題就不像過去那樣敏感了。
儘管這樣，鑑於中蘇關係長期嚴重惡化，在戈爾巴喬夫來訪及此前的兩國外長互訪時，對蘇聯人究竟以何種敬語相稱，還是作為一個問題提了出來。有些人認為，對蘇聯人可以稱“同志”，因為蘇聯仍然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在那裡執政的依然是共產黨。但有些人則指出，中蘇對立、對抗了20多年，甚至還兵戎相見過，黨際關係早已中斷，彼此間毫無“同志” 情感可言。
小平同志在請人給戈爾巴喬夫所帶的口信中，對他就以“同志”相稱。據此，對蘇聯人的稱呼，最後是這樣定的：在訪問日程表、宴會請帖上，稱戈爾巴喬夫及其他蘇聯人為“同志”；在會見、會談中，不妨也稱一兩次“同志”，但不可過於頻繁；在新聞報道中，對蘇聯人一般以職務相稱。
小平同志1989年5月16日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在講完“結束過去”後說：“目的是讓蘇聯同志們(著重號為筆者所加)理解我們是怎麼認識‘過去’的”。
1991年8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佈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他便成了我們稱為“同志”的最後一位蘇聯最高領導人。
與蘇聯人見面時“不擁抱”
談及與戈爾巴喬夫訪華有關的問題時，小平同志曾特別交待：與蘇聯人見面時，只握手，不擁抱。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禮儀問題，它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
小平同志是我黨對外關係的決策人之一，與蘇共及其他共產黨的領導人多次舉行過談判。他對國際共運的歷史十分了解，也清楚黨與黨的領導人見面時那種“擁抱貼面禮”獨特的政治含義：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陣營”的那種結盟，以及隨後蘇聯東歐“大家庭”的那種“抱團”。見蘇聯人時“不擁抱”——這是老人家針對20世紀下半葉那段曲折的國際共運史和中蘇關係史有感而發。“不擁抱”這三個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蘇關係未來的定位：睦鄰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紀50年代的那種結盟“抱團”。
後來我聽一位蘇聯朋友說，中方禮賓人員曾把這一提醒特意透露給蘇聯駐華大使館，特羅揚諾夫斯基大使又立即將其報告了戈爾巴喬夫本人。1989年5月16日10：00，戈爾巴喬夫見到鄧小平同志時，確實沒有忘記這一“提醒”，只與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握手。不過兩人握手的時間相當長，有位朋友看電視實播時掐著手錶算了算，整整35秒鐘。
口譯工作的特殊安排
鑑於小平同志與蘇方客人的會見極為重要，會見時的口譯工作早就受到了外交部領導的重視。記得1989年元旦一過，錢其琛外長就對我說，謝瓦爾德納澤外長來訪時，小平同志要見他。可考慮安排一位精通俄語、經驗豐富的老同志當翻譯，同時也讓一位年輕有為的翻譯在場“見習”、“見習”。他還指定了這兩位高翻的人選。
大約在3月下旬，錢外長又特地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交待了一項不太尋常的任務。他說：小平同志2月初與謝瓦爾德納澤外長交談時，聽蘇方譯員百訂林講的漢語感到比較費勁。老人家很快就要會見戈爾巴喬夫了，要想個辦法，讓戈所說的每句話都能夠清清楚楚地傳譯給小平同志，好讓老人家聽起來不再感到費勁。我聽後提出了兩種方案：
一種方案是：小平同志說的話由蘇方譯員翻，戈爾巴喬夫說的話則由我方譯員翻。這種口譯方法在50年代並不罕見。但後來很少用了。況且，我擔心蘇方譯員譯小平同志的話時，翻得不夠全面和準確。
另一種方案是：中蘇兩位最高領導人所說的話，由我方譯員一個人翻譯。但蘇方未必會接受這種辦法，因為目前在國際上有條不成文的“規定”，大國領導人相互交談時，如遇語言不通，則“各翻各的”(由本國的譯員翻譯本國領導人所說的話)。在近20年中蘇會見、會談的口譯實踐中，都是這樣做的，無一例外。
錢外長贊成後一種方案。他說：要努力與蘇方人員溝通好，講清楚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與蘇方人員幾經溝通後，對方終於對這種“一次性”安排的“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於是，錢外長便指定外交部俄語界的後起之秀宮建偉作為鄧戈會見的唯一翻譯。
寫到這裡，順便說一個小插曲。小平同志與戈爾巴喬夫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入座前，我與蘇方主翻百訂林(我們叫他“老百”)作為雙方的主要記錄人，隨便聊了起來。百訂林故作“怒”狀，操著一口並不太生硬的“京腔”，用手輕輕捂著嘴衝著我說：“我早就猜到，肯定是你這小子給我使的壞，剝奪了我今天在頭兒面前顯擺(指給戈爾巴喬夫當翻譯)的機會！”我跟“老百”很熟，即使在中蘇關係最為艱難的日子裡，我們兩人也保持著一種不錯的個人關係。於是，我立即挑了幾個挺“油”的俄文詞，給他回敬了過去，漢語的意思是：“您也忒會‘抬舉’人啦！您的忠實僕人(俄語的自謙詞，常用於熟人間開玩笑)哪兒來的這份能耐！？”
歷史性握手
鄧小平同志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定於5月16日10時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開始舉行。
9時10分至9時20分，李先念、姚依林、吳學謙、閻明覆等中央黨政領導同志和錢其琛外長陸續來到了東大廳。他們握手寒暄後，都默默地坐下，等候即將舉行的歷史性會見的主角——鄧小平同志的到來。
9時35分，小平同志在小女兒蕭榕的陪同下來到了東大廳。李先念等領導同志紛紛上前與老人家握手問候。小平同志頻頻舉手、點頭向在場的中方人員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歲了，可精神還是那麼矍鑠。小平同志十分安詳。曾聽人講過，每次在大戰前夕，胸中自有雄師百萬的鄧政委，總是那樣“心靜如止水”。還聽人說過，在“文革”期間，當被迫害致重殘的愛子來到江西小平同志的身邊時，老人心裡雖滴著血，可神態卻顯得異常沉靜。
小平同志安詳地坐著，話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記得。老人家告訴大家：請人給戈爾巴喬夫帶口信以來，在這三年多時間裡，一般性的事情都不怎麼過問了，就想著今天怎麼樣跟他談。遵錢外長之囑，我除了要記錄小平同志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的談話外，還要記下老人家在會見前的內部談話內容。我站在這位偉人的身旁，感到無比興奮與自豪。望著他那安詳的面容，我心裡在想，老人家也許在這最後一刻，還在思考著過一會兒“怎麼樣跟他談”。
9時45分，貴賓車隊離開國賓館18號樓。禮賓司司長江康根據通過碩大的步話機得來的信息，不斷地向站在會見大廳正門內側的小平同志，報告著貴賓車隊來人民大會堂的“行蹤”。我站在小平同志的身邊，只聽得老人家頻頻地說：“噢，出釣魚臺啦，好！”“噢，過西單啦，好！”蕭榕和小平同志的助手先後對老人家說：與戈爾巴喬夫握手的時間最好長一些，好讓記者們拍電視、照相。
9時55分，車隊過了六部口。我們在東大廳的人員被告知：從此刻起，中央電視臺開始向全世界直播鄧戈會見的實況，要大家注意舉止儀容。聽一位“老禮賓”說，這種電視直播在我外交史上尚屬首次。
10時差一兩分鐘，小平同志破例到東大廳正門外迎客。此時，已在那裡等候多時的中外記者，黑壓壓地一大片站在又寬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腦門兒幾乎頂到離地面十幾米的天花板。
10時整，戈爾巴喬夫來到小平同志跟前，中蘇兩位最高領導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二百盞鎂光燈頓時亂閃成一大片“銀色火海”。
結束過去，開闢未來
10點過了三四分鐘，賓主入座。這次排座與我國禮賓的習慣做法相反，戈爾巴喬夫坐在小平同志左側，這是因為他的左耳聽力比右耳要好。記得有一次，小平同志對一位外賓說：“我已經80多了，身體總的還可以，不過，一些零件不靈了”，邊說邊用右手食指指了指右耳，隨後說：“外賓見我，都安排坐在左邊，這樣，可以聽得清楚一點。”
小平同志一開始就表示，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中蘇關係能夠得到改善。他建議利用這個機會宣佈兩國關係從此實現正常化。接著，小平同志開門見山地指出：“我們這次會見的目的是8個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他說：現在結束過去，過去的事情完全不講恐怕也不好，“總得有個交代” 。對於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辯論”，“可以各講各的。”
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顧了列強侵華的歷史之後，花了四五十分鐘時間，著重談中俄、中蘇關係，回顧了近一二百年來兩國關係的演變。
小平同志談及60年代的中蘇論戰時，說自己是“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20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對於這場大論戰的是非，我國從未作出過正式表態。小平同志這次代表我們國家首次作出了這樣的評價。我當時聽到後頓時為之一震，親身感受到老人家的實事求是和光明磊落。
小平同志強調：歷史帳講了，這些問題就“一風吹”。“把重點放在未來”。
中蘇關係正常化包括兩國、兩黨關係的正常化。兩國當時依然承認彼此的社會主義性質。在會見中，小平同志花了將近20分鐘時間專門談發展馬克思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兩大問題。他指出：馬克思去世以後100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他還說：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
兩個半小時的“超長”會見
12時整，會見已進行了整整兩個小時。小平同志此時談興還正濃。過了大約四五分鐘，蕭榕遞上了一張紙條。我坐在老人家後面的椅子上，紙條上寫的五六個字看得一清二楚。女兒這是在提醒父親：會見的時間已過。但小平同志連看也沒有看一眼，就把條子推到了茶几的一邊，繼續興奮地談著。可以感覺得出來，蕭榕等同志在那裡乾著急，緊接著還有四場大活動呢，而且還是一環緊扣著一環：下午1時小平同志午宴，2時與中國總理會談，5時與中共中央總書記會談，7時總書記晚宴。
12時20分，蕭榕又遞上了一張紙條，提出午宴時再邊吃邊談。老人家還是沒有理會，繼續在談著。只是大約過了10分鐘之後，小平同志才拿起一張條子看了看，略帶歉意地說：“哦，時間過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現在就吃飯去，好在等一下子還可以邊吃邊談。”
12時30分，中蘇高級會見結束，歷時兩小時又30分鐘，比原定的“超長”會談時間還超出了半個小時。
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三大上辭去了黨中央和中顧委的領導職務，這次是以“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的身份會見戈爾巴喬夫的。1989年9月4日，與戈爾巴喬夫會見後不久，小平同志就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懇切希望中央批准”他辭去“現任職務”。老人家保留了上述兩個職務到與戈爾巴喬夫會見。這表明他對這位蘇聯最高領導人舉行會見，共同宣佈中蘇關係實現正常化的熱切期盼與高度重視。
下午將近1時，小平同志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設宴款待戈爾巴喬夫。雙方參加宴請的官員很少，氣氛十分莊重。這次午宴與此前的會見一樣，顯得特別不同尋常。中蘇兩位最高領導人繼續就共同感興趣的問題進行交談。
鄧戈會見後不久，蕭榕有一次宴請蘇聯客人時讓我去作陪。她介紹我給蘇方客人時說，她與我都是鄧戈會見的“見證人”。席間，蕭榕回憶起鄧戈會見的情景時對我說，她父親為了這次會見準備了好幾年時間，那天見到戈爾巴喬夫特別高興。中蘇關係最終實現了正常化，老人家感到十分欣慰，與他談了兩個多小時還不願打住，隨後，午宴時也在談，一直興致勃勃的。
蕭榕還告訴我，戈爾巴喬夫訪華後，曾託人給小平同志帶來三張錄有俄羅斯民歌和蘇聯歌曲的唱片。老人家很喜歡這些熟悉的歌曲，常讓家人把這些唱片放給他聽。
三年準備的一篇大“文章”
錢外長預見到小平同志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將是我黨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事先便專門交待我和兩位俄語高翻，要聚精會神地把老人家的談話“全部”、“如實”地記錄下來。
我把小平同志的談話逐字逐句地記了下來，連個語氣詞都不落下。會見後，我立即又逐字逐句地將其還原成會談記錄。記錄整理出來後回過頭一讀，感到這是一篇絕妙的文章。它立意高遠，大氣磅礴，論證充分，結論中肯，邏輯性強。每個字，每句話，宛如照片上掃描出來的每一點，每條線，都早已“照相製版”，“刻印”在老人家腦海裡(借用季羨林贊姜椿芳語)。談話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實，時間、地點、國別、事情經過，樣樣都極為準確。這篇“文章”不是寫出來的，也不是照稿讀出來的，而是“即興”講出來的，小平同志當時手頭連一張小紙片都沒有。
事後的這20年來，每每憶及此次談話，自己對這位偉人的崇拜之情便油然而生：這篇滴水不漏的大“文章”，小平同志似乎是一字一句地“背” 出來的，此時老人家已經是八十有五的高齡！我想，這不僅是由於小平同志的記憶力驚人，而且，是因為他為了這次會見，足足準備了三年多時間。正如老人家所說的，這三年多以來，“就想著今天怎麼樣跟他談”。為了一次談話，花上了上千天時間進行那麼認真、充分的準備，這在古今中外恐怕是不多見的。當然，這篇談話如此精闢、經典，主要緣於小平同志的高瞻遠矚，雄才大略。
拜見長輩 畢恭畢敬
在此次中蘇高級會見中，據我觀察，戈爾巴喬夫對小平同志是很尊敬的。
16日上午10時剛過，戈爾巴喬夫在小平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時，表情顯得有點緊張。他一邊落座，一邊打開隨身帶的手提箱。一支筆突然從箱內掉落在地，發出小小的響聲，我在旁聽得一清二楚。戈爾巴喬夫當場對這個小“閃失”顯得有些尷尬，連忙彎下腰去撿起那支筆，定了定神後莊重地說：“我們政治局全體都贊同您那句著名的話”(即“結束過去，開闢未來”)。
坐在曾震撼過世界的這位“傳奇人物”身旁，戈爾巴喬夫的崇敬之情顯而易見。他一直聚精會神地聽老人家在講，不時邊聽、邊記、邊點頭，連連說：“對”，“是的”，“同意”，“完全贊同”。看著坐在左前方只有半米遠的戈爾巴喬夫，我腦子裡突然閃出了這麼一句：在一位85歲高齡的長者跟前，一個58歲的“後生”畢恭畢敬！
抽菸被“管制”
在上面所提到的小平同志與蘇聯外長會見前，中國外長錢其琛向老人家彙報與對方會談的情況。這位“老菸民”說著說著，就習慣地伸出左手，在左側茶几上摸了摸，大概是想拿支菸抽，但茶几上除了個茶杯，什麼東西也沒有擺放。坐在他身旁的小女兒蕭榕眼尖，一發現這個動作，就立即進行“干預”，假裝嚴厲說：“爸，不是說好了嗎，不能抽菸！”其父先做無奈狀，後即哈哈大笑，說：“大家請看看，我這個人不自由啊，受人管制！”又說：“不讓我吸，也不是不可以，但會見外賓時，在茶几上總得擺個碟子，上面放上幾根菸，裝裝樣子嘛！否則，外國記者就會亂猜測，發消息說我身體不行了，醫生連煙也不讓吸。”寥寥數語，隨意道來，聽後仍感抑揚頓挫，不通過麥克風，更感脆響。話雖是這麼說，但也許因為實行“管制”的蕭榕沒有發話，小平同志會見蘇聯外長時，在其左側的茶几上，還是沒有擺放香菸。我當時會心一笑：這個笑容可掬的“毛毛”(蕭榕的乳名)好生厲害，竟敢違抗“聖旨”！
在小平同志與戈爾巴喬夫會見前及期間，我被指派擔任記錄，記下這位中國領導人對內對外談話的內容。事先，我給自己預設了一個獨特“任務”：繼續研究“鄧小平與煙”這個題目。老人家在會見戈爾巴喬夫之前，坐在東大廳旁邊一個廳裡休息。我因為有領導交辦的上述特殊任務，便一直站在他的身邊。我注意到，在他身旁的茶几上，除了個茶杯，什麼東西也沒有擺放，於是，我就想，蕭榕這次依然不聽父親讓擺幾支香菸裝裝樣子的話，對其抽菸還是實行嚴格“管制”。
小平同志與戈爾巴喬夫在東大廳入座後，我坐在老人家後面，發現在他左側的茶几上，只放著一隻茶杯和一個小麥克風，沒有擺放香菸。他與戈爾巴喬夫興致勃勃地談了整整兩個半小時，然而，一根菸也沒有抽。小平同志抽菸抽了幾十年，聽說癮還很大，有時一根接一根地抽。可現如今，一根菸也不抽了，讓我有一種突然“急剎車”、嘎然而止的感覺，可見老人家的自控力有多麼強！
“爸爸的健康最要緊！”
在上面所提到的蕭榕宴請蘇聯客人時，我特意提起她在中蘇領導人會見期間，兩次對父親實行的“菸草管制”。她嘆了嘆口氣說：“那是不得已而為之。到了80年代末，醫生一再建議爸爸少抽甚至不抽菸。你試想一下，我這個做女兒的，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爸爸的健康最要緊！”
我早就聽說，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小平同志的家人為了使老人家健康長壽，對他採取一“禁”一“限”的“嚴厲”措施。“禁”者，禁菸也；“限”者，限打橋牌的時間，而且限得很死。有件事我一直想問蕭榕，但又不敢開口，到了宴會快結束時，還是憋不住，就怯怯地說：“聽有人說，你還攪過小平同志的牌局。”她聽後嘿嘿一笑，說：“沒有的事，你這是聽誰說的？”又說：“爸爸愛打橋牌，打了幾十年。打橋牌很費腦，他能打，說明身體健康，思維敏捷。但近年來，打牌的時間，不能像以前那樣長了。”還說：“爸爸退下來後，生活起居非常有規律，晚上打牌到10點鐘就準時收兵。你不信，就去問問聶衛平，攪不攪局，他這個人最清楚。”
我不認識聶先生，無緣向他求證。碰巧有一次看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聽聶衛平同竇文濤神侃，說他與“牌友”鄧小平之間的那些軼事。竇文濤也提了類似問題。聶棋聖說，鄧老爺子在晚年，橋牌只打到晚上10點鐘，這是他的閨女們，特別是毛毛立下的一條死規矩，毛毛卡得忒死，連一分種也不許超。老爺子和牌友們都很自覺，像軍人執行軍令一樣堅決。
蕭榕說得對、說得好，小平同志的健康“最要緊”，一個“禁菸”、一個“限牌”，都在為這個“目標”服務。
不抽菸“對不起”記者們
據我所知，“鄧小平與煙”的故事還有很多。他會見外賓時，常常以吸菸作為“話引子”，其特有的幽默，頓時營造出一種令人身心愉悅的“氣場”。有好幾次，小平同志與外賓一落座，便拿起茶几上的煙盒說：我這個人吸菸都吸出了名，外國記者常常以這個為由編髮消息，我如果不吸菸，就對不起他們！
1974年夏天，美國議員傑克遜來華訪問。小平同志一見面，就拿起一盒熊貓牌香菸，問這位議員及隨行人員吸不吸菸，客人們搖了搖頭，於是，他就風趣地說：“怎麼，客人們都不吸菸？我看，你們的財政部長恐怕會不高興！”傑克遜回他這樣一句：衛生部主張禁菸，而財政部則鼓勵賣煙，結果，總是財政部得勝。小平同志接過話茬兒說：這兩個部還會一直爭論下去，爭100年恐怕也解決不了！
當年冬天，美國另一名議員曼斯菲爾德來訪時，一見小平同志就說：你如不介意，那我就抽菸鬥啦。這位中國領導人用手勢示意請便。美國客人接著說：衛生部不讓抽菸卷，我沒有辦法，只好像斯大林那樣抽菸鬥。小平同志調侃說：衛生部越禁菸，煙的銷路就越廣。
小平同志抽菸出了名，他談煙的幽默獨具“鄧氏特色”。上面舉的幾個例子就可以“作證”。另一次，他問一位外賓吸不吸菸，外賓答“不吸”，但其夫人插話道：“他不吸菸，但喝酒。”小平同志聽後哈哈大笑，說：“我是兩個都做，煙也吸，酒也喝，身體嘛，好像還可以”，邊說邊顯出得意洋洋的樣子。再有一次，小平同志拿著一根香菸對外賓“不滿”地說：“我吸的是假煙，你看看，不就是一根紙條嗎，哪裡有什麼煙喲！”原來，為了減少尼古丁的吸入量，為他專門生產一種特長過濾嘴香菸。還有一次，小平同志與外賓交談時，突然把正在抽的餘煙掐滅，帶著一點自嘲說：“吸菸對身體有害，這個我曉得。不過，已經吸了那麼多年，看來改也難。”
控煙自制力感動英國女王
還有個故事令我特別感動。1986年10月中旬，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在釣魚臺國賓館養源齋，小平同志會見和宴請了這位英國君主，雙方談得很愉快。有位陪見的中方官員“奇怪”地發現，在長達四五個小時內，小平同志連一根菸也沒有抽。
令人叫絕的是，伊麗莎白二世也發現這一“反常”現象。事後，她在致這位中國領導人的信中，特意提及此事：“但願未吸一支菸沒有使你太難受！實際上我們都不會介意的，但我們仍感謝你的一番美意。”可見，小平同志喜歡抽菸，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連英國女王也知道。她對這位中國領導人長時間的控煙自制，感到很大的意外和由衷的敬佩，因而才在信中發出此言。小平同志這次表現出來的非凡自控力，發生在對他實行“禁菸”之前，我想，這主要是源於他對一位女性君主的禮貌和尊重。
與此相關，還有一段小趣聞。小平同志對與英國女王見面一事十分重視，連宴請的菜單都很費心。有一回打橋牌時，他請牌友們給他參謀參謀，招待女王吃些什麼菜為好。當晚打牌告一小段落時，老人家按慣例招待牌友們吃飯，沒成想，所吃的菜與平時大不一樣，他打招呼說：“今天請大家試吃一下這些菜，如果都說好，就請英國女王吃。”
我常對朋友們說我的“命”好。我是個普通人，在自己平淡一生最寶貴的年華中，有幸近距離體驗鄧小平同志作為中國偉人、世界名人的勇氣和睿智，以及作為十四億炎黃子孫一分子的幽默與情趣；感受他的思想、遠見給我們中國帶來的深刻度化，給整個世界帶來的深遠影響。
李景賢，男，廣東開平人。1939年2月出生。1956年9月-1963年8月在北京俄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系本科、研究生班學習。1963年9月入外交部工作。2001年9月退休。
在外交部工作了20年，曾任：
--教育司翻譯處科員；
--中蘇邊界談判辦公室科員、副處長；
--中蘇談判辦公室（主管邊界談判和中蘇關係正常化政治磋商）副處長、副司級參贊；
--蘇歐司副司級參贊、副司長；
--歐亞司副司長、公使。
在駐蘇聯、俄羅斯聯邦、格魯吉亞、烏茲別克斯坦使館工作了18年，曾任：
--駐蘇聯使館隨員、二秘、一秘、政務參贊；
--駐俄羅斯使館公使；
--駐格魯吉亞大使；
--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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