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我國浙贛鐵路正在興建，目的是要與滬杭鐵路銜接。而彼時浙贛鐵路已經修到了蕭山，上海到杭州的鐵路也早已通車。但是錢塘江卻橫在中間，讓兩條鐵路一江之隔，無法通車。面此情況，必須在錢塘江上架設一座大橋。
錢塘江地處入海口，江面遼闊，江水兇險，江底的泥沙深厚、變幻莫測。蘇杭地區自古以來，也有有”錢塘江無底“的說法。就連蘇東坡早年受朝廷之命，在杭州修建堤壩，拯救災荒的時候，也曾作詩描寫過錢塘江的兇險就好像紅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巨獸和巨禽在水中搏擊、十萬武士行軍奔襲、猶如古代吳越沙場上紅黑兩方互相沖鋒、殺敵、屠滅。
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造橋，冒險性質不言而喻。且當時的中國在建橋領域，可以說是一張白紙，面對選址處就定在入海口的建橋規劃，連外國一些專家都表示束手無策，嘲笑中國根本不可能建成錢塘江大橋。
時任浙贛鐵路局的局長杜鎮遠立刻想起了自己的老同學——茅以升。
茅以升，早年留學美國，21歲時，畢業於世界頂級私立研究型大學美國康乃爾大學橋樑專業，取得碩士學位；23歲時又成功獲得了美國為卡耐基·梅隆大學博士學位，且是該校第一位工科博士。在橋樑工程博士論文中發表的獨到見解，受到了廣泛認可，被譽為“茅氏定律”。
他自幼立志建橋，茅以升10歲那年的端午節，家鄉舉行龍舟比賽，站在橋上關看比賽的人太多，脆弱的橋基承受不住而坍塌了，造成了多位觀眾的不幸。年僅十歲的茅以升聽說後暗下覺醒：日後一定要造出一座最結實的橋樑。
於是接到杜鎮遠自杭州寄來的信函，茅以升二話沒說，直赴杭州擔任錢塘江大橋總設計師，於1934年8月8日正式開始主持修建錢塘江大橋。彼時茅以升時年38歲。
擔子是已經接下了，但是險峻的形勢也切實擺在眼前。擺在茅以升面前的第一個困難，錢塘江的沙層太過厚且又硬，打橋樁時，工人用力太輕打不下去，用力太重木樁又打斷了。
第二個困難是水流太過湍急，難以施工。茅以升發明了“沉箱法”，首次採用氣壓法沉箱掘泥打樁成功。
第三個困難是架設鋼樑。茅以升機智的想出來了借用自然力量，潮水漲起來時，將鋼料運送到兩個橋墩之間，當潮水退去時，鋼料就會落在兩個橋墩上面。不僅省時省力，還大大加速建橋進度。
歷經艱險，錢塘江大橋終於於1937年9月26日正式建成。
然而1937年日軍開始全面侵略中國，大橋才剛剛修完，茅以升正帶領工程師在仔細檢查，日軍的炮火就打響在了中國的國土上。
為了阻止日軍通過大橋，茅以升接到上級指示，必須炸燬錢塘江大橋配合抗日行動。
就在埋好炸藥的第二天，茅以升又突然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上海戰事爆發，百姓需要渡江避難，炸燬錢塘江大橋的任務就暫緩了下來。據當年統計，每天數以萬計的百姓通過錢塘江大橋渡江避難，過橋撤退的光火車有幾百輛多輛，客貨車有兩千多輛。
剛剛建好的錢塘江大橋就能承受如此大的重壓，可以看出建橋的水準之高，但歷史的腳步卻讓它暫時退出了歷史舞臺。
12月23日，炸橋的命令還是下達了，這座凝聚了茅以升和中國人民三年心血、耗資160萬美元的大橋，就這樣在通車的第89天坍塌在日軍侵略的戰火中。
凝視著由他親手建好又親手炸燬的大橋殘骸，茅以升滿腔悲憤地前寫下8個字：“抗戰必勝，此橋必復”。後來的回憶中他說到，炸掉錢塘江大橋，就如同親手毀掉自己的骨肉一般。
直到抗戰勝利後，1946年，茅以升繼續擔任修復錢塘江大橋的重任。終於，茅以升實現了自己在戰爭中許下的「不復原橋不丈夫」的誓言。當他再次踏上自己設計建造的大橋，一生的心願得償，淚水沾襟。錢塘江大橋見證了一段屈辱和堅韌的民族歷史，也告訴我們正是有著橋樑界前輩們的辛苦付出，才有了中國今天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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