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明风华》的热播，让我们重新热议起明朝前期的波澜壮阔，以及“明初三个盛世”的鼎盛与繁华。这让炒米好奇，究竟是什么撑起了“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翻开苏州的一些关于明朝的地方史料，这个答案却清晰了起来。
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农历癸丑年），这一年苏州太仓的刘家港停泊着大明帝国最庞大的远洋舰队，这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归程。
郑和远洋舰队
但是苏州府负责供应舰队近3万人的口粮，一下子打破了当时苏州府老百姓口粮供给的平衡。
因为明以前，历朝在江南的税赋并不重，北宋元丰年间，朝廷只征349000石左右；但是到明朝，增加到了2625935石，税赋增加了7.5倍。不过即便如此对苏州仍然未伤筋动骨，可见当时苏州富庶。
但是明朝永乐迁都北京之后，对于苏州而言，就开始有些民不堪命了。因为此前洪武时期的京师在南京，本身也是鱼米之乡不说，苏州转运南京，粮食税赋几无损耗。然而永乐迁都北京，漕运转轮，始倍其耗。
古代太仓
到了宣德元年，为了缓解压力，与民休息。下令官田减税3分。但是宣宗挺大方，但户部却不答应，因为国用不足，所以此令无法实行。而当时苏州府的知府况钟是个耿直的官员，为民请命，最终苏州府百姓得以减免税粮72万余石。
宣德五年，江南巡抚周忱请准宣德皇帝朱瞻基，在苏州试点税粮用白银折算政策。既银1.1两折米4.4到4.6石；棉布1匹折银3钱或折米1石。此举大大减轻了苏州往北京的运粮的地方成本。
所以苏州的情况虽然得到了缓解，但是仍然不容乐观，风调雨顺或老百姓尚可饱腹。雨水不调，老百姓就只能到圆妙观（玄妙观）祈求祷告去了。
苏州玄妙观
恰恰不巧，宣德八年，河网密集且江南多雨的苏州正在经历几十年不遇的大旱。江南巡抚周忱在面对这种情况之下，动用了济农粮仓的仓米来赈济百姓，苏州百姓因此感受到了明帝国的皇恩浩荡。事后周忱得到了朱瞻基的表彰。
在宣德九年的春天，苏州府官员在圆妙观（玄妙观）举行了官方的祈雨活动，而且利用这个场合，对自然灾害进行了总结。苏州府的官员们顶住了勋贵豪强们的压力，广泛动员了群众去拆毁往年大户们私自筑造的截水堤坝，疏通吴淞江等主要水利枢纽，使得农田得到了灌溉，灾情得到了缓解。
当时常熟的知县郭南负责疏通常熟境内的盐铁塘（现位于常熟支塘），为确保农田的灌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老百姓们为了感谢这位籍贯上虞的知县，在这年秋天，从虞山上摘了很多软栗，送给郭知县。郭知县尝完，顿觉口感甜糯，非常好吃。但是令百姓们意料未及的是，郭南要求百姓们将栗子树全部砍掉。百姓不解，郭南道：“来年软栗成为贡品，便会增加常熟百姓的负担。”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宰相刘罗锅》里，刘罗锅关于“荔浦芋头”的故事，但“荔浦芋头”是故事，而“虞山软栗”却是史料。
虞山软栗（毛栗）
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农历丙辰年），明廷经过多年试点之后，正式扩大田赋折银范围，定在了米麦4石折银1两，使得白银直接成为田赋的正赋。所以苏州还是明帝国的赋税制度的先行者。
140多年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最终实现了大明所有的税赋都以银子来折算。而这一切最初的起点源于宣德五年，从苏州开始试点的“田赋折银”制度。
“仁宣”时期，苏州知府况钟被民间称为“况青天”。其实除了苏州知府况钟，江南巡抚周忱、常熟知县郭南，等等。每一层、每一级官员都不但悯农、有担当，敢于为民请命，而且充满了实干的智慧。正是这些基层实干的人撑起了大明的盛世。
参考书目：
《菽园杂记》
《寓圃杂记》
《长洲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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