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公子读史
在封建社会里，清代法律应该说是非常健全的，同时清朝惩贪“执法未尝不严”，仅乾隆一朝，因贪污受贿而被处死的封疆大吏就有二十余人，但仍然无法遏制吏治日下的趋势，所谓 “诛殛愈众，贪风愈甚”。很多清史研究者都认为清代吏治腐败，跟清朝制定的
“完赃减等”定例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
（第一贪官和大人）
清朝的“完赃减等”定例普遍而长期适用于侵盗、贪污等犯罪，对清代愈演愈烈的吏治腐败，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历代法律体系都把奖廉惩贪作为治官之本，因为吏治清明与否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早在春秋时期，晏子相齐时便说过：“廉者，政之本也”，汉文帝也认为“廉吏，政之表也”。清朝的康熙也深知 “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
中国的封建王朝惩贪的法律有一个基本特点，即以赃定罪，严治枉法。唐律有 “六赃”，其中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 “三赃”，俱指官吏而言，而以枉法最重，不枉法次之，受所监临又次之。
自唐宋以来，枉法赃皆有死罪。唐律规定: 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至十五疋绞; 不枉法者，最高刑罚为加役流。宋朝虽然比较仁厚，对一般犯罪都能从轻，独于治赃吏最严。宋太祖、太宗两朝，官吏因赃罪处死者便高达五十余人。王安石曾说: “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
明太祖朱元璋对吏治的治理更加严格，“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法令森严，百职厘举。”官吏一涉赃罪，不但本人要治罪，甚至其子孙也不得出仕为官。
清初贯彻“治国安民，首在惩贪”的宗旨，将枉法赃八十两定为实绞、监候两种处罚。但是对于“贪污”犯罪之外的官吏对国家财物的非法占有，定为“侵盗”罪，惩罚比“贪污罪”为宽。
相对明朝，清朝对官员侵盗罪的惩罚比较宽大，并将这种“宽大”逐步扩展到贪污犯罪的处罚之中。康熙二十七年，将贪赃罪的死刑门槛提高到三百两。雍正三年，又把死刑门槛提高到一千两以上，多以斩监候为主，并作为 “正例”相沿。所以说清代
康熙五十三年，刑部尚书赖都奏称，现在亏空积至八百余万之多，其中不无家产可以清还，请分限减等，并严承追官员处分之例，经吏、户、兵、刑四部会议: 凡侵盗挪移应追之赃，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 若不完，再限一年追赔，完者免死减等发落，不完照原拟监追，仍再限一年，著落犯人家属追赔。如果家产全无，保题豁免。四部议奏后，奉旨依议，钦遵在案。
乾隆十二年，刑部上奏：查得刑部定例，凡侵盗挪移应追之赃，分限三年，一年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应满徒; 二年内全完，死罪应满流，不完者照原拟监追。其三年之内全完，如何减免之处，请乾隆圣断。乾隆大惑不解，下令 “查此例系何年何人所定，并雍正年间审明实系侵盗之犯，曾无一人正法者乎? 并令将三年内亏空全完，作何拟罪之处，一并查奏。”
经过大学士张廷玉等人查阅刑部案卷，共查出四十起，处理结果大体有六种情况: 其中有在监病故者，有限内全完照例减为流徒者，有援赦得免者，有奉恩旨减豁者，有妻子入辛者库者，有发往军台效力者。
之后张廷玉等复奏: 完赃减等立法本意是给侵盗罪犯，特别是死刑犯人宽以时日，使亏空得以补齐，但因“定例只照原拟监追，而历来成案又未拟入情实，竟似拖欠帑项可以不至正法，诚如圣谕，如此科断，殊非惩贪之意”。为此建议:嗣后亏空人犯除一年二年完赃减等仍照定例办理，若三年之内有能将亏空全完者，令该部具折请旨，或照二年之例减流，或照原拟监候，其完赃不能及半者，应即入于情实案内，以彰国法。使得“侵盗人员知有正法之日在，已侵者不敢复存幸免之心，即未侵者亦皆知所儆畏，贪风或可稍戢。”
根据此次核查，雍正十三年间，没有官员因侵贪被处死刑。特别是侵贪数额达450 万两以上，最后仍有四十万两没有 “完赃”的原山西巡抚苏克济，也奉 “特旨释放”。这说明完赃减等例在雍正一朝广泛适用。而无论从立法到司法，雍正朝对完赃减等例，实行得更为宽纵。
雍正元年据此定例: 侵盗钱粮挪移亏空监追等犯，遇恩赦仍行监禁严追，有能三年内全完，免罪释放。这远比康熙五十七年 “完赃减等”例更为宽纵。由此， “完赃减等”例也被称为“完赃减等”免罪例。
同治年间刑部编纂的《大清律例根原》载道：“凡侵盗、挪移等赃，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 军、流、徒罪等犯，免罪。”也就是说，“完赃减等”例的全称应该是 “完赃减等”免罪例。它将“完赃减等”免罪限定三年期限，侵盗犯死罪者，在一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减死罪二等，处以徒刑; 侵盗犯死罪以下者，在一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免罪释放。侵盗犯死罪者，在二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减死罪一等，处以流刑; 侵盗犯死罪以下者，在二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各减一等发落。而在第三年全完，没有具体规定。如果三年仍然不完，采取的是模糊处理，死罪 “瘐死狱中”，死罪以下发落。
雍正初年，国库亏空数额巨大，达到了二千万之巨。当时户部亏空达 259 万两，江南地区亏空达到 800 万两，监押待审的官员有数百名之多。面对如此巨额亏空，雍正下令: 勒限一年，令其先完挪移之项，后完侵欺之项。若完挪移数内完足侵欺之数，其余侵欺挪移之数委属力不能限内全完者，暂停正法，仍再勒限监追。
同时，雍正对 《户律》“挪移出纳”律进行修改，制定了 “完赃减等”例，内容更为宽纵: 挪移二万两以上者，虽属挪移，亦照侵盗钱粮例拟斩，监候。统限一年，果能尽数全完，俱免罪。若不完，再限一年追完，减二等发落。二年限满不完，再限一年追完，减一等发落。若三年限满不能全完者，除完过若干之外，照现在未完之数治罪。
清朝将侵盗犯死罪另定 “完赃减等”免罪例，是基于为赔补巨额亏空的特殊背景。但是定例之初原为侵挪仓库钱粮，例应追赔，其犯罪本由亏帑，是以限内完帑尚可从宽。但是因为规定上有了“等赃”二字，所以在处理时，几乎所有的贪官污吏都遵循了这两个字，概从减免。
这种对法律条文的广泛适用，无异于纵容官吏的贪污行为，对吏治影响甚大。故乾隆初
年不断有官员奏请修改或者废止。因为康熙设宽大之条，系专指侵盗挪移仓库钱粮者而言，其犯枉法、不枉法赃者原不在内。而后来的贪污官吏牵扯援引，对贪赃枉法行为进行减等、免罪，助长了官吏的贪污行为。因此贪污犯罪应停止“完赃减等”。
但是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乾隆的采纳。因为刑部尚书尹继善极言完赃减免之例行之已久，不宜一朝废除，只宜对贪污犯罪限制适用完赃减等例。如果贪赃官员果能在年限内还完，死罪减一等改流，流罪以下各减一等发落。如限内不完，死罪照原拟监追，流罪以下各照原拟发落，应追赃物照例追赔。这个建议经乾隆与大学士及九卿详议后，得到了批准。至此，“完赃减等”免罪例修改为：“完赃只减等，不免罪。”虽然相比这前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完赃可以减等，仍为官员贪赃枉法开设了方便之门。
乾隆一朝贪污案件频发，处理时皆做减等处理，导致了侵贪之风蔓延。乾隆六年规定，官员贪赃，完赃后照例减等，便可结案。嗣后官员有犯侵贪等案者，亦照此办理。并将这条规定写进了《大清律例》第 37 条之中。
对于地方大吏的侵贪案件，乾隆处理上也趋向宽纵，或者一再拖延。乾隆十二年，涿州知州张德荣亏空一案，刑部奏称张德荣例应拟斩，但亏空银两尚未追完，应请缓决。乾隆下令把原来无限期监追缩短为二限即两年。两年后张德荣仍然无法补全亏空，于是便被乾隆正法。乾隆为些还特别颁发谕旨，说朕之本意，不特为止侵盗，实乃以惩贪婪。并表示 “权不改勒限之例。若后来侵贪者复多，必照此旨办理。”
张德荣之死尽管对官员有所震慑，但并没有出现乾隆帝所期待的 “旋转之机”。侵贪之风继续蔓延。乾隆二十二年处理湖南布政使杨灏和湖南巡抚蒋炳侵盗案时，这两位地方大员在期限内完赃，秋审时将其拟入缓决。但乾隆仍然十分愤怒，亲自将杨灏改为斩立决。但是这种个案，只是乾隆当时心情激愤之下的处理，而并没有将这种处理的方法写进律条。所以此案后，贵西道员钮嗣昌侵亏案因限内完赃，便被判为减等发往军台效力。
乾隆一朝，因侵贪而立案的多达三十多起，其中正法或赐令自尽的封疆大吏就有二十六位。
而府县官员，受到正法的更多。仅甘肃冒赈案，执行斩决的州县官就有五十六人。以上受到严厉惩处的侵贪犯罪，多数都是无法完成“完赃”，做不到“减等”才受到的惩罚。乾隆晚年也不得不承认“朕数年来率从宽典，以致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朕先当自责。”
乾隆帝去世后，嘉庆在修改侵贪法律时，将乾隆的“侵亏完赃不准减等”例删除，并于嘉庆七年恢复了 “完赃减等”旧例，并在实际执法中有扩大的趋向。如嘉庆十八年福州府平潭同知徐涛赃至一千两以上，按监守自盗律拟斩监候。次年，因徐涛在一年内完赃，便在“斩罪上减二等，杖一百、徒三年”。
自此，清朝便极少有因侵贪犯罪而受到正法者，侵贪之风亦如脱缰之马，吏治江河日下，最后终于使得清朝气数已尽，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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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说明朝多昏君，清朝多明君。按理说，一个明君辈出的清朝应该传之几百年，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朝国祚276年，清朝是268年，比明朝整整少了8年。
清朝统治时间之所以少明朝，一方面是清朝统治者思想落后，以及闭关锁国政策所致，另一方面与清朝对贪官的纵容密不可分。一个朝代能够长治久安的基础是政治清明，政治清明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很少有贪官污吏。开国皇帝朱元璋堪称中国历史上反腐第一人，杀起贪官毫不手软。规定凡贪污60两银子者，皆处死后剥皮揎草。朱元璋的继承者反腐力度虽不及他，但纵观明朝，真的没有出现贪官横行，鱼肉百姓的局面。
清朝继承明朝的制度，但在反腐力度上远远比不上明朝。就以雍正为例，他被誉为清朝皇帝中最痛恨贪官的一位，但雍正一朝被处死的贪官极少，这并非他统治时期政治多么清明。史载雍正三年，世宗“以三百两即斩之例似乎太严”，又把死刑门槛提高到一千两以上，拟斩监候。清代的一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900元钱，也就是说，贪污90万元以上者，才会被处决。万一遇到皇家有喜事，或者官员求情，贪官还能幸免一死。山西巡抚苏克济贪污40万两白银，就是奉旨特赦。
所谓的完赃减等，更是贪官的法外开恩。无论是渔利于民贪污，还是蠹浊于官的侵盗，都适用于这个条款。它规定凡贪官的赃款，在一年内能够上缴者，死罪减二等，改为有期徒刑。两年上缴者，死刑改为流放，三年上缴者，刑部酌情定罪。总之一句话，只要能退还赃款，贪官都不会被判处死刑。
因为有完赃减等这个规定的存在，使清朝的贪官可以拿钱买命。因而造成清朝官场贪污成风，吏治腐败。三年县太爷，十万雪花银，就形象描绘清朝官场的腐败不堪。所谓清官于成龙、刘墉等，都是清朝统治者吹嘘出来的。与汉朝的张汤，明朝的海瑞相比，整个清朝，很难找出一个两袖清风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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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熙到雍正，为了补缺财政的亏空，将侵盗犯死罪的人定为“完赃减等”免罪例,根据当时的特殊的背景,“完赃减等”又被引用到贪污犯罪中。据《大清律例根原》记载：惩治贪赃枉法的罪犯，是通过“比附”操作的，也就是可以按照“完赃减等”中的条例执行。
乾隆四年二月，刑部尚书尹继善在奏折中这样写道：从康熙五十三年起，刑部规定，凡贪赃枉法者，在一年内完全归还赃物者，将会按照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
侵盗、贪污等罪都可以适用于“完赃减等”条例，这也使得当时的法律更加不严谨，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侵盗、贪污而犯罪的，按照“完赃减等”条例，则无从减免。因为“完赃减等”条例适用特别广泛，这也无形中纵容了官吏的贪污行为，对当时的吏治影响特别大。乾隆曾经叫停了“完赃减等”条例。
乾隆刚刚登基时，就有大臣上奏折要求废止“完赃减等”条例。雍正时期，按察使多纶曾指出：“完赃减等”条例，不仅使贪污犯更多，而且很多贪污犯也因此，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乾隆四年，刑部尚书尹继善在给乾隆的《请酌定完赃减免之例以肃吏治以昭国法事》奏折中指出：“完赃减等”在贪污犯罪中根本不适用。贪赃枉法之徒，收受钱财，害民害己，主要与当时的律法有关。
而且，当时的贪污案件频发，如果都按照“完赃减等”条例处理，那么侵贪之风将会蔓延整个清朝。
乾隆十四年处决了三位侵贪官犯，尽管当时震慑了大部分官员，但并没有起到一定的效果。最终乾隆不得不停用“完赃减等”条例。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湖南布政使杨灏曾侵盗三千余两白银，后来湖南巡抚蒋炳以其在限期内归还了所有赃物，秋审时将杨灏无罪释放。乾隆得知此事以后，十分震怒，立即叫停了“完赃减等”条例。
至此，清朝沿用四十多年的侵盗犯罪“完赃减等”条例，被彻底废除。
公元前
促进廉政，教育与惩治相结合，有效地扩大教育面，重点以物量刑的体现，也是一代明君的独到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