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良政”，是政府與社會的“強強聯手”

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對話中國》編寫組的邀請，燕繼榮教授與博士生何瑾圍繞“國家與社會關係”“國家治理的邏輯和模式”“協同治理”等主題設計了5個問題，3位政治學領域的知名學者進行了討論。

學界常用以下4種模式來概括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強國家 - 強社會、強國家 - 弱社會、弱國 家 - 強社會、弱國家 - 弱社會。您認為當前的中國屬於哪一種模式？

燕繼榮：在國家與社會的雙向互動中，社會變化作為一種推進力量，引發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而國家治理通過制度變革，不斷規制社會變化，吸納社會力量，以保持發展的持續穩定。從理論上說，國家代表了統合性力量，社會代表了自主性力量，二者的關係可以分為以下4 種類型：“強國家 - 強社會”“強國家 - 弱社會”“弱國家 - 弱社會”“弱國家 - 強社會”。

面對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變化產生的社會矛盾和問題，中國政府在政府管理導向、政府服務導向和社會自治導向等方面做出了積極反應，但是目前，中國地方政府在社會自治導向的實踐過程中依然面臨一些困境。政府要麼越位包攬，要麼撤出不管，從根本上說都應歸因於社會發展不足。

中國目前 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屬於“強國家 - 弱社會”的模式——社會無組織或組織化程度較低，難以動員集體力量和公共資源形成集體行動；社會力量孱弱，缺乏自治能力，從而導致政府想要管住管好社會就不得不深度介入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

理論和實踐都支持“強國家 - 強社會”模式，這種模式意味著：

其一，國家有足夠的能力，對外維護國家主權與尊嚴不受侵害，對內有效管理，能夠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

其二，社會有足夠的能力，表現為公共生活相對豐富，民間力量在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具有較強的自主性、自立性和自助性；

其三，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國家權力機關 政府 - 政黨組織、社區和社團組織所提供的治理機制大體上各守本位、各司其職，能夠形成良性互動，彼此分工協作。

張善若：“國家與社會關係”在美國政治學中居於核心地位，這是因為政府和社會的制衡、對抗關係是西方政體現代化進程的核心推動力。類似的以西方歷史經驗為材料、以西方政治觀點為視角的概念，對中國政治研究的適用性在理論、知識論、方法論上都是大問題。因此，在“古、今、中、西”的框架下討論這一類問題應持審慎的態度。

西方與中國政治在傳統模式、發展軌跡、現代化進程等方面都顯著不同。上千年來，歐洲政治發展的“燃料”是教會與王權、王權與封建地方勢力之間的分權、對立、制衡。美國由革命而建國，沒有經歷威權體制階段，前一百年中地方遠遠強於中央，一直到大蕭條時期聯邦政府才因為打仗、修路、徵稅等一些應對措施真正地開展“全國性”政治。

大蕭條期間的羅斯福新政

中國政治中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更注重整合性、協調性，個人融入集體、集體融入社會、社會融入國家。與強調對立、衝突的西方辯證法相比，中國以中庸為基調的辯證法主要追求融合、妥協。所以，國家與社會關 系中究竟蘊含著什麼、在中國政治中究竟起什麼作用，需要深究。

在通常的認識中，美國被認定是“強 - 強”格局。這又意味著什麼？美國的國家整體實力自然是“強”的。然而這個強的基礎是極端優越的資源與人口比例，兩次世界大戰產生的有利的國際條件，兩百年來由全球移民激發的高速經濟科技發展，以及美國在殖民、冷戰和全球化各個時期所佔有的各種優勢。這些優勢與其政府的“執政能力”並不直接掛鉤。

在當下美國政治中兩黨對峙白熱化，政體中的個人、黨派、機構的主要工作目的和內容是對付反對黨，而並非提供治理功能、完善治理能力。一些新的政治主張，比如說“綠色新政”，主要是為了藉助反對特朗普的勢力而獲得選票，內容簡單籠統，根本無法成為政策。美國聯邦政府的治理能力不能算強，一屆政府做不了兩三件大事。從世界視角看，美國政策非但不先進，而且相當落後。美國福利制度遠遠落後於西歐北歐國家和加拿大。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最終落伍，成為全世界唯一不參與的大國。

中國的國家實力的發展，在“人口多、底子薄”的基礎上，主要憑藉政府決策和執行力量來對社會和經濟力量進行調動。和英美的“小政府”思想相比，“父母官”的文化形象和公眾期待也必定塑造截然不同的政府形態和形象。中國現在的國家實力和政府的研發、決策、執行的能力都是強的。

然而，中國的“社會力量”，由於種種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在政府面前，缺少組織、權威和平等的姿態，以及制約制衡政府和參與政治的意識、能力和習慣。這樣的情況，在中西對比的視角中，往往被認定為“強政府 - 弱社會”。然而這樣的評估視角並不一定合適，也不一定有效。從中國政治的歷史發展來看，中國社會由科舉制度而獲取的自下而上的流動性，革命和起義在中國政治思想中的合理性，政府應該“為民做主”的根本任務，都充分顯示出社會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中國的“社會力量”所發揮的作用仍然有待加強（圖片來源：網絡）

從政治現實來 講，不用遠尋，只看近20 年，資本、市場、媒體及民眾等種種社會力量顯著強化。中國40 多年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在根本上依託個人動力，地方創新，以家族、地域為紐帶的關係網絡等社會力量。社會和媒體的發展也使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愈發複雜，各級政府對高敏感事件急速反應，媒體事件能夠立刻牽動政策機制。

追本溯源，在源自西方的國家 - 社會關係概念框架裡，中國也許仍然不是“強 - 強”格局。但是中國社會的活力、耐力、適應性，以及社會與政府的關係在中國治理中所起的作用又應該如何概括總結，是我們應該多加關注的問題。

王裕華：總的來說，中國的國家 - 社會關係更接近“強國家 - 弱社會”模式。邁克爾·曼指出，一個國家的能力體現為專斷性權力和基礎性權力。首先，國家的專斷性權力指的是國家精英不必與民間社會團體進行定期、制度化談判就採取行動的能力。其次，國家的基礎性權力是指國家滲透公民社會的能力。從這兩方面來看，中國的國家能力很強。而社會的力量可以理解為社會行動者與國家談判和抵制國家滲透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社會力量較小。

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一個是，具有強制力的國家有時可以賦予社會權力。例如，中國政府將維穩作為幹部考核的標準之一，使得地方政府的官員致力於關注和處理潛在的社會動盪。這意外地為社會行動者提供了向當地政府施加壓力的政治機會。另一個是，中國官僚體制中固有的“委託 - 代理”問題可能會削弱中央政府監督地方代理人的能力。雖然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具有很強的能力，但是地方官員有時有一定自主權。這為社會行動者與當地的政府官員進行溝通提供了機會。

很多學者認為政府、市場與社會協同治理是較為理想的國家治理模式，您覺得中國在走向這一理想模式的過程中會遇到哪些難題？為了克服這些難題，中國需要怎麼做？

燕繼榮：從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或協同治理，是新公共管理理論提出的標誌性口號，該口號表明了公共治理或協同治理是一種方向性的目標。政府機制（政府是主體）、市場機制（企業是主體）、社會機制（社團、社區、社工、社企是主體）三種機制的多元共治或協同治理是國家進行有效社會治理的真諦。

目前中國地方政府在社會自治導向的實踐中面臨一些困境。一種情況是，政府越過社會進行管理，一些本該適用“社會自治”機制的事務，卻由政府接盤管理，導致政府“越位”；另一種情況是，政府為了推動“社會自治”，主動收縮陣線，或者以“社會自治”為名，放棄管理和服務職責，造成社會管理“缺位”現象。

地方實踐表明，這兩種情況的出現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一般來說，經濟發展較為落後的地區，社會力量的“自治”水平相對較低，社會管理的“越位”和“缺位”現象也會較為多見。

一個長期依賴政府管理的社會，要實現社會治理，必須做到如下幾條：首先，在觀念上要形成共識——“強政府 - 強社會”關係模式下的協同治理才是最優目標；其次，在治理主 體方面要明確社會主體角色——把治理對象變為治理主體，為政府之外的其他社會主體的成長髮展提供空間；再次，在治理體系方面要推進能夠增加系統開放性的改革，建立廣泛包容和吸納非政府主體和非政府機制的制度；最後，在治理機制方面要強化不同系統之間的統一協調性，賦予特定協調者和協調機制更大的協調功能。

王裕華：從西歐政治發展的歷史來看，平衡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通常是由開放、市場化的資本主義經濟所塑造的。舉個例子，英格蘭確立了包容性的制度（如代議制機構）的原因是，一個比較開放和商業化的經濟體培育了一個強大的商人階級，他們控制著移動資產（如貿易收入），並且為皇室提供其需要的資金支持（如發動戰爭）。

張善若：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華盛頓共識”出臺，英美政治保守化，政府撤出，市場進入，公民社會發展，形成了政府、市場、社會“齊抓共管”的局面，協同治理是對這一系列發展的認識和總結。協同的根本在求同和協調，然而僅在利益層面協調效果有限。

美國的政治文化起源於“反叛權威”，要求脫離宗教和王權的雙重管轄，隨著移民來源越來越多元，這種與生俱來又逐漸加深的異質性使得美國的政府和社會很早就放棄了（或者從來沒有嘗試過）在道德和理念的層面建立“全社會”“全文化”的共識，只能建立一套大家能基本同意又可以不斷修訂的程序，使不同利益達成短暫的平衡。

道德退出了政治視野，變成“私事”，任何對道德的高調探討都會引起極大的反感和猜忌。於是“飯桌上不談政治和宗教”成為通行模式。“道德退位”的結果，一方面是“政治正確”在一定程度上干擾公共討論，另一方面，公開汙衊女性和少數族裔、炫耀自己偷稅漏稅行為技能的政客能夠當選總統。各種政治勢力各持己見、自以為是，民意五花八門，左右兩派恨不得老死不相往來。

特朗普的當選一定程度上源於美國政治的“道德退位”

在這樣的政治交流環境中，各種負面新聞、競選廣告更是乘虛而入，政客們通過惡意宣傳、投其所好獲得選票。協商民主理論的出現正是針對這樣的狀況，倡導通過開放心態、深入溝通、真情交流，來逐步恢復開展社會討論、建立共識的能力。如哈貝馬斯所說，“溝通理性”是現代社會認識和發展“真我”的必經之路。

哈貝馬斯的理論，在中國、德國這樣有著“和”的文化傳統的社會中更容易實現。這裡的“和”不是“上”壓給“下”的“和”，而是社會成員通過持續、深入的討論而建立起來的文化和社會共識。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教化”就是以討論道德為基礎，通過學習、自省、調整、融合等“自我技術”（福柯）而形成的政治和社會的理性。文化教化與宗教教化不同，更重視實踐、從實踐中汲取的經驗、從經驗昇華中得出的知識。

如此例子舉不勝舉，從源頭說起，《尚書》記載的中國早期政治話語中就討論“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等“九德”。正如蘇格拉底的“美德”概念包括了道德、能力和知識，《尚書》中的討論也將這些特質看為不可分割的特質。這樣的道德討論不是憑藉臆想，而是建立在實踐經驗以及由此積累而成的知識的基礎上的。

西方在基督教會統領政治的一千年裡，其政治知識絕算不上“理性”。歐洲民族國家興起前期的治理規模和內容也非常有限。如福柯所說，工業革命帶來的一系列治理需求，才帶動了歐洲國家治理能力的快速提高。中國政治文化的“實用理性”（李澤厚），與從西方視角看到的不理性的、意識形態的、教條的中國形成鮮明對比。

從世界範圍看，改革是一個重要的主題，當今各國都面臨著程度不一的問題和改革需求，而不同的國家在治理與改革中呈現出不同的邏輯和模式。您認為中國和西方的國家治理邏輯存在哪些不同？ 中國目前的治理模式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王裕華：所謂的“西方國家”之間存在很多差異。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治理邏輯，一個關鍵的不同之處在於問責機制。在西方國家，選舉是問責政客的主要機制：候選人做出競選承諾，選民根據這些承諾選擇支持哪個候選人或者政黨。候選人當選後應履行他們的承諾。如果政客們不履行承諾，選民通過投票讓政客及其所在的政黨下臺。很顯然，我剛才描述的是理想的西方國家類型，現實當然不是完美的。

在中國，主要有兩種問責機制。一個是自上而下的問責機制。幹部考核體系規定了評價官員績效的某些標準，官員的晉升與這些標準密切相關。但是，幹部考核體系存在許多相互矛盾的標準，例如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等考核標準之間是相互矛盾的，官員不得不面臨艱難的折衷。此外，中國官僚機構仍不完善。另一個是自下而上的問責機制，如信訪制度。

我國的幹部考核的標準與體系需要不斷完善

燕繼榮：

客觀地說，中國具有強有力的政黨組織領導和動員系統、高效的政府執行系統、高度集中的中央協調系統。這樣的制度安排在有些時候也存在“短板”：國家上層制度相對完善，且功能強大，但國家下層制度薄弱，且功效不足。這造成了國家治理更多地表現出黨政“內系統”發揮強大功效，但缺乏社會作為“外系統”的積極呼應，這種情況會產生內外系統脫節的風險。

張善若：過去幾十年，國內外政治學對“治理”的觀察和分析集中在制度層面。西方政治學界面臨著一種大制度（蘇聯體系）的解體以及全球範圍內民主制度的建立。中國政治和政治學則面臨著“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和命題。然而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系列成果，特別是文化制度契合理論 （congruency theory）和政治社會化理論（socialization theory），都展示了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相輔相成的作用。

廣義地說，西方的文化研究走在社會科學發展、社會思想發展的最前沿。福柯、哈貝馬斯、布迪厄的研究聚焦在思想、知識、傳播等與政治生活的互動，屬於政治文化領域內的問題。如果說外在的政治制度等是硬件，那麼內在的政治價值觀、意義體系、日常習慣便是軟件。制度和文化相互配合，目的就是解決一個政體面臨的生存和發展問題。

地廣人多、疆域遼闊、大一統中央集權、地方情況複雜多變，這樣的政治環境決定其政治體系的主要任務，便是如何平衡統一的中央指令和多樣的地方情況，真正做到上傳下達；如何選拔優秀人才，保持政體活力；如何保持資源在經濟階層間、地域間、城鄉間的流動，並且使這種流動成為社會公平的調節槓桿和實現方式；如何穩中求變、鼓勵創新，以提高適應性、推動新發展。

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是中國政治體系千百年演變的核心推動力。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學者通過對“現象”如何發生、如何被解釋等問題的討論，強調“前理解”（蘊含在文化和知識體系中的既有的視角和思維方式）對“現在是什麼”“將來會怎樣”等問題的塑造性影響。治理模式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演化而來的，是通過不斷嘗試、成果檢驗、經驗積累而得來的，是基於大量實踐、在“學”與“行”的互動中提煉昇華出的方式方法。

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政治文化上最根本的差異，在於對政治核心力量的認識：中國認同“合力”，美國認同“分力”，歐洲介於兩者中間。中國的大一統實踐和儒家文化都倡導“向心力”——個人融入集體、集體融入社會、社會融入國家。在西方，歐洲漫長的封建制度與王權之爭、教會與王權之爭，美國獨特的建國曆程都使得分權、制衡成為其現代政治思想最核心的內容，“離心力”成為主要動力。

兩種政治文化各有利弊，但是“和”對中國人是自然、自如的狀態，正如“分”在美國政治文化中是自然狀態一樣。在此框架下，中國治理模式圍繞著政府官僚體制展開，以教育、崗位競爭為其選拔優秀人才，用道德討論為其設置約束和規誡機制，政治活動以“為民做主”“得民心”為目標。這樣的模式借用“向心力”，也鞏固“向心力”。美國政治的核心機制是選舉，一切政治活動和激勵體制圍繞“選”和“再選”進行。

“離心力”成為了美國政治的主要動力

近年來，政治體制的各個部門大部分精力花費在兩黨傾軋上，治理效能已經不再是主要目標，道德已經不再是底線，意識形態成為不可跨越的鴻溝，民意、政治知識也隨著社會媒體的“百花齊放”而變得五花八門。掌握合與分的平衡是兩種模式的共同目標。隨著社會的多元、開放，如何在“向心力機制”下鼓勵多樣發展，是中國模式面臨的挑戰。如何增強黨、派、組織、機構的凝聚力則成為美國政治的大課題。

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並存、現代化與後現代化併發的時代，您認為中國傳統的政府管理需要應對哪些挑戰？為了實現良好的治理，中國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燕繼榮：後現代化的發展變化為中國傳統的政府管理帶來了至少三方面的挑戰：

首先，稅務財政系統受到了挑戰。後工業社會基於網絡的私人定製化生產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挑戰了傳統的以企業為生產單位的國家財政稅收體系。

其次，現代金融系統受到了挑戰。新型的交易系統和交易方式挑戰了傳統的以銀行為中介的貨幣和信用卡結算的金融系統，使政府的金融監管和政策槓桿面臨難題。

最後，日常的社會管理模式受到了挑戰。後工業社會基於網絡平臺的供需雙方直接交易，挑戰了傳統的以政府或委託代理機構為基礎的社會管理模式。在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時代，現代化和後現代化兩個目標和過程的疊加，增添了社會變化的複雜性，極大地增加了政府管理的難度。

面對這些挑戰，中國要實現從政府管理走向協同治理：第一，治理績效取決於制度供給；第二，政府並非制度的唯一供給者；第三，多元複合供給模式才能滿足多樣化需求。良好的社會治理通過多元制度供給得以實現，在這個過程中它強調的是“公共事務公共治理”，即政府、社會組織、社區單位、企業、個人等所有的利益攸關者共同參與、協同行動，實現國家與社會良性互動、協同治理的狀態。

因此，建立信息開放、集體決策和共同參與的制度，加強公共選擇和公共博弈，實現責任共擔、利益共享、權力協同，成為增進社會治理，進而提升國家治理水平、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王裕華：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有關經濟落後的優勢的想法對中國政府經濟發展戰略是有用的。數字時代和自動化時代的到來可以極大地將世界經濟重心從低技術製造業轉移到高科技信息產業。這意味著中國可以從世界製造工廠躍升為信息技術的領導者。這種以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將需要政府投資人力資本、保護財產權並保障個人的自由。

張善若：與國家治理模式相比，治理邏輯聚焦於政治思考，揭示了特定文化背景下人們如何認知、思考、研究政治問題，運用什麼樣的道理，得出什麼樣的結論。美國政策圈、外交圈近年來逐漸認識到中國政治的發展、創新背後有一套屬於中國的規律。如何“捕捉”、觀察和研究“中國政治”“中國治理”宏大深遠的理念、認識、實踐，是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新任務、好課題。

歷史詮釋學認為，人們總是從自己的“視域”出發，“抓取”歷史和現實。人們對文本（宏觀定義）的理解永遠被“前理解”的“先把握”活動所規定。前人的詮釋是我們現在的“前理解”，我們現在形成的詮釋是後人的“前理解”。這樣，不同時代的人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對同一主題進行詮釋（如儒家所說的“天道”的反覆詮釋），形成伽達默爾所說的“詮釋圈”。在如此反覆詮釋的過程中，知識得到積累，脫離某一個詮釋者的“主觀”限制，從而獲得“客觀性”。中國政治文化不斷地從知識、實踐的角度來“大浪淘沙”式地篩選、淘汰、保留、總結，形成以歷史經驗為依據、以治理效力為目標、以知行合一為原則的治理邏輯。

史華慈認為，中國政治思想起源基於現實，而西方政治思想起源基於神話，中國政治思考真正是“實證性的政治科學”。中國政治文化在“文”“史”“哲”三輪滾動中逐步向前，文“捕捉”史，史“促成”哲，哲又“指導”文，在此過程中形成知識積累。中國政治思考強調實證性、強調“人的歷史”的規律性。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知識論和歷史觀則大不相同。

基督教指引的政治生活要求個人和集體遵循上帝的安排，這使一切“人的歷史”被看作是“背離神道的經驗”。只有人類背離了神指引的道路的時候，“人的歷史”才會發生。“人的歷史”因此根本不應該發生，更不要說去研究去學習。中國幾千年來綿延不斷的政治思考，打造了一個共同的“歷史政治話語空間”，在今天的中國，當我們提起《史記》、歷史人物、歷史積累的政治經驗，我們可以即時進入這個空間，同司馬遷、王安石共同討論政治興衰蘊含的道理。

中國千年以來的政治打造了“歷史政治話語空間”

這一套以歷史政治發展為實證資料的認知視角、思考方式又直接指導實踐，所以“知行合一”的意義對中國政治思考者來說，其意義不言自明。在中國的儒家政治傳統中，官員大部分是讀書人，他們一方面在儒家政治文化的引導下進行治理，同時將自己在政治實踐中的思考和分析孜孜不倦地記錄下來，為我們現在研究中國治理模式積累了大量價值極高的資料。儒家政治文化在更深的層面上，是一套發展中的政治知識，是政治的踐行者對於政治是什麼、如何做、效果如何等核心政治學問題思考的結晶。

近現代中國治理經歷了危機、轉換了政體，但是這一脈對政治理念、思維方式、治理方法的思考卻綿延發展。就是在這樣的知與行之間不斷協調統一、在統一中形成經驗、在經驗中提取理論的政治思考能力，使得中國治理能夠在綿延千年的發展中增強生命力、靈活性、適應性。

中國經歷了40 多年改革和發展的歷程。在您看來，中國政府在治理方式的改進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上，有什麼突出的表現？中國40多年改革和發展歷程對於世界各國的治理而言，有什麼樣的借鑑意義？

王裕華：中國在改革期間，尤其在改革初期，有很多突出的表現。首先，政治制度激勵了官員大力發展經濟，使他們能夠積極參與改革。其次，依靠外國資本推動改革進程的決定，帶來了先進技術。最後，對基礎設施（高速鐵路、地鐵系統和高速公路）的高投入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就業。

在政治方面，中國避免了塞繆爾·亨廷頓所描述的在快速發展的經濟體中潛在的不穩定性。改革期間，維持相對的政治穩定雖然成本很高，但卻是中國與撒哈拉以南非洲、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等地區發展中國家相區別的一個關鍵特徵。

張善若：由於治理模式與政治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認為將中國治理置於中國政治發展的語境中進行評價最合適，看看它是否實現了中國的目標、辦好了中國的事情、解決了中國的問題。中國治理對西方的作用，主要是知識層面上的。

西方現有的社會科學被賦予“普世真理”的價值，其實是以歐洲社會工業化為起源，以冷戰政治為加速器，以西方經驗為主要材料，以西方的政治現實和想象為主要視角，又主要服務於西方政治目的。

中國治理的發展，對這一套知識提出了不容忽視的有力挑戰，在關於治理的一系列問題上，開闢了不同於西方模式的、存在於西方全球民主化的話語之外的理論空間。

我們也需要認識到，西方對中國的認識、研究，短短兩三百年而已，比較成規模的、試圖透過表面看本質的努力也僅僅幾十年。中國作為“遠東”，可以說是歐美世界接觸到的最晚的國家之一，而這一段接觸期又是中國歷史非常特殊的時期，不能充分體現中國治理模式的常規和全貌。中國治理模式發展數千年，絕大部分是在中國政治文化主導、與西方世界隔離的情況下發展的。

以西方為主體的現代知識體系，伴隨歐美數百年殖民經歷而發展，西方在軟硬實力上升過程中養成了居高臨下的姿態、以己度人的習慣。而這正是中國政治研究所處的真實的知識環境。中國治理模式的活力和成效，迫使西方直視中國，認識並且承認其知識體系對中國政治的不瞭解。我們希望這樣的認識能夠促使西方學界更上一層樓，比較全面地認識中國問題、中國情況和中國治理的特點。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如果能夠積極認識和克服現有知識體系的侷限，就能為世界性的政治學研究做出貢獻。

燕繼榮：中國在40 多年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發生了治理觀念變革、治理體系變革、治理政策變遷以及治理行為調試等積極的變化。從中國的實踐來看，為了改善治理績效，中國政府推進了管理導向（如結構性改革、功能性改革、程序性改革、人事改革）、服務導向（如推動公共設施的普及化、構建服務型政府）、自治導向（如推動旨在放松管制、激活社會的改革）、協同導向（如實現多元主體和機制的共管共治）的創新改革，營造政府機制、市場機制、社會機制相結合的“協同治理”格局。

中國在改革與發展的具體實踐中，一方面開發既有的正式制度和機制的潛力，讓政黨、政府等權力機構以及傳統的群團組織發揮新的機能；另一方面，激活企業、社會組織、社區的功能，讓新型社會主體和要素在社會治理乃至國家治理中發揮應有作用，努力實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力量的對接，創造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中國經驗。 中國40 多年改革開放的歷程和成就說明：治理改革是推動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是使國家與社會關係不斷優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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