汏城小事丶

我们常常会用“汉文帝”“汉武帝”“汉哀帝”“隋文帝”“隋炀帝”等等称谓来称呼皇帝，其中，“文”“武”“哀”“炀”等字眼就是“谥号”。谥号就是用来评价皇帝、皇后和诸侯大臣等位高权重的人物的。早在周朝，天子、诸侯、卿大夫以及其夫人有着得到谥号的资格，而到了汉朝，只有生前曾经被封侯的重臣才能获谥。每个大人物的德行作为肯定各不相同，有人值得褒扬、有人值得同情、有人遭到贬损，所以谥号中不同的字眼表达的意思就不一样。

而“文正”是一个很优美的词语，“文”说的是勤学好问、道德博闻、爱民慈惠等；“正”说的是内外宾服、身正言明。司马光曾经说过：“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那么，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位谥号是“文正”的人物？其中谁最名副其实，谁最有争议？

我们先说说“文正”这一谥号的发展过程。三国时期，东吴的名臣张昭死后便被追谥为“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这个司马昭在死后也获得“文”的谥号。

后来，单追谥一个字有时无法将获谥号者的功过充分表达出来，于是出现了两个字的谥号。赵武灵王在追谥臣子时，就使用二字谥号。王导在东晋建立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他死后，被追谥为“文献”。两个字的谥号慢慢流行开来。

到了唐朝，以犯颜直谏著称的魏征死后，唐太宗李世民痛心惋惜，他将魏征比作镜子，并称：“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魏征的谥号是“文贞”。到了宋朝，朝廷承袭唐朝的谥号制度，仍把“文贞”作为最高规格的谥号，宋太宗时期的名相李昉就是被追谥为“文贞”。

乾兴元年（1022），十三岁的赵祯继位，是为宋仁宗，而因为他名字中有“祯”，为了避讳，“文贞”这一谥号改为了发音相近的“文正”。司马光对于这一谥号大加赞美，认为“道德博闻曰文”、“靖恭其位曰正”，“文正”这一谥号代表着对一个人文化修养、道德境界的最高认可。

北宋时代，司马光对历史文化的解读很是权威。他已经这么说了，“文正”就成为给文臣的最高评价。明朝的《大明会典》是收录明朝各种典章制度、法律法规的文献，其中对以“文”为首字的谥号进行了排列，文正为最高等级，其次才是文贞，以及往后的文忠、文献等。

我们梳理发现，整个宋朝获得文正谥号的有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马光、黄中庸、蔡卞、郑居中、蔡沈九人；元朝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六人；明朝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刘理顺等五人；清朝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等八人。

如果再加上金朝的虞仲文和张行简、郑经在台湾追谥的陈永华，中国历史上就共有三十一位谥号为“文正”的人物，其中，较为知名的有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曾国藩等。我们认为，这几人获谥都是名副其实的，其中，范仲淹更是无可争议，在他的名篇《岳阳楼记》中，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成为了后世无数文人追求一生的境界。

范仲淹出身寒门、自小丧父，但聪慧好学。他凭借自己的出众能力不断攀升，但又因为刚正不阿的性格而触怒皇帝，被调任外地。后来范仲淹虽被再度启用，但敢言直谏的作风没有半点改变，有人劝他谨言慎行，但他回答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受命平定西夏动乱，《宋史》记载：“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后来，在范仲淹、韩琦、夏竦等人共同努力下，西夏向宋称臣。

西北战事平息后，范仲淹又被召回到朝廷，他针对国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隐患，发起了“庆历新政”，无奈因阻力太大而被迫废止。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病逝，宋仁宗亲笔写下“褒贤之碑”，追封他为楚国公，并赐谥号“文正”。范仲淹文武全才，又忠诚可靠，在位勤勤恳恳，为国为民，可以说真正配得上“文正”这一谥号。

至于争议最大的，恐怕就是清末名臣曾国藩。他虽然留下“半个圣人”的美名，其名著《曾国藩家书》也被后世所推崇，但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对他的评价：“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对于他的赞誉非常多，但对于他的批判之声也是存在的。人们赞叹的是他的圣贤之名，怨叹的是他杀害同胞。

文踪旅迹

“文”为古代文人最高称号，“文而正”则代表着当之无愧的文人领袖，天下楷模。

得文正谥号的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贾居贞、方孝孺、李东阳、谢迁、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等等等等，整个中国历史也就几十号人。

在所有的文正公里面，最没有争议的第一位，那就是范文正公，胸怀天下，文采斐然，正气浩然，做官端正，私德不亏，文正公名至实归。

第二位，方孝孺，人品端正，气节无双，虽然也比较迂阔，但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已经是一个羸弱文人对篡位者的反抗的最好阐释。

第三位:司马光，史学大家，政事娴熟，但是心胸不够宽广；思想比较保守，勉勉强强排在第三。

至于最有争议的文正公以前不知道是谁，但是近现代一定是曾国藩。

崇拜者说曾国藩为百年来第一完人，内修圣贤，外平内乱，所写家书为古代家书范本，文为文坛天下领袖，武之独撑半壁江山。

反对者说曾国蕃就是一个刽子手，封建文化守护者，身为汉人，替异族保江山，还大肆镇压汉族民族分子，属于罪无可恕之徒。

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一直会持续下去，这也证明了曾国蕃的魅力。

陈子帅菌读文史曰

在封建时代，皇帝有谥号，大臣也有谥号，这个谥号就是对一个大臣的评价，总体来说，封建时代对文臣上谥号还是很苛刻与严格的，生为宰相，死谥文正是一个封建士大夫最大梦想。文正最终叫文贞。为避宋仁宗赵祯的讳，而改叫文正。在北宋的司马光第一次提出了：“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司马光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致，经过他的宣扬，“文正”从此以后被认为是人臣最高评价。自宋以后文正才是最高谥号，（宋应该是忠献最高，韩琦、秦桧、赵普、张浚都是忠献）。

明武宗的时候。大学士李东阳已经病入膏肓，前来探病杨一清于是就向他说：“大明自开国朝一百五十年以来没人得到过“文正”这个谥号，李相百年之后，我上表帮你争取“文正”的谥号。”听到这个消息，垂死病中的李东阳竟然强撑起病体，在床上就向比自己年轻七岁的杨一清磕头行起大礼来。可见文正二字的崇高和魔力。谥号这个东西，和得谥之人，真的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彼此扶持。

在这种最苛刻标准要求下，两宋三百余年也就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九人获得文正的谥号；元朝是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七人获得文正的谥号。明朝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刘理顺五人。清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是八个人，也就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在这些人里在当时情况看是朝堂重臣和宠臣。抛开元朝不算。在所有谥号文正的人当中，最名副其实应该是宋朝范仲淹，王旦，明朝的李东阳、谢迁。清朝的刘统勋，曾国藩。最有争议和不够格的应该是曹振镛，杜受田。曹振镛是昏庸无能。杜受田是咸丰帝直接赐予，而非群臣共议。如果就选出一个最合格的，最没有争议的就是范仲淹。在南宋的时候，有人评价范仲淹”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不仅如此，元明清各朝对范仲淹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和褒扬。

至于说明代真没有特别叫得响和认可的人，也没有特别有争议的，争议主要出现在清代。刘统勋，曾国藩在清朝时期二人完全够格。最不合格和争议最大的就是曹振镛了 ，学生问曹振镛如何做到两朝宰相，堂堂一品大员曹振镛居然说：无他，唯多磕头少讲话而已。曹振镛为官碌碌无为，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慵懒官风，明哲保身的做人哲学。他的清廉就是他的广告和他的招牌。于国无尺寸之功。这样的人居然谥号文正，长此以往，大清朝不亡才怪。

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封建体制的僵化，文正越来越不值钱，要求越来越低。当孙家鼐成为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谥号文正的时候。已经是1909年了。随着清朝的退位，民国肇始。谥号也走进了他的历史。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清水空流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谈的“文正”是古代的谥号。谥号的意义在于给人盖棺定论，皇帝、皇后以及诸侯大臣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人物，去世之后朝廷会依据其一生作为给出一个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表达褒贬哀愤的态度。

而“文正”一词，是自北宋司马光提出：

以后，便成为了一个皇帝不会轻易与人的谥号。为什么这个谥号这么厉害呢? 　　

自北宋真正将文官集团提到统治阶级的最主要地位以后，文官所需要具备的品质就完全体现在这两个字的释义上。历来对于人臣的要求无非德才兼备，“正”是德，“文”是才，能够配得上“文正”这个谥号的人则应当是当朝德才兼备者中最卓越者。 　　

而现在我们可以数一下有哪些“文正”：宋朝得文正谥号的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九名；元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明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清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

加起来应是二十七位。 　　

首先要说，能够得一“文”字，这些人个个都是饱读经纶，能文能诗之人才。然而一定要论一个高下的话，从我们的熟悉程度上就可看出一二。

按人臣“才”“德”两个标准来评判，首先要学识渊博、善于经纶才能称“文”，即要以儒家文化为自身思想核心的同时达广求深，而且还要将其运用到政治上作出功绩；那元朝恐怕要退出竞争了，清朝作为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统治集团在对汉文化的深入上也略逊一筹。 　　

而宋明之间，宋朝范仲淹、司马光可为代表，明朝则无非方孝孺、李东阳可在名气上勉强相应。

范仲淹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宋初的时候引导了散文的文风革新，其《岳阳楼记》堪称宋代散文写景妙笔与议事、抒情结合的典范，从明清《古文观止》到今日义务教育的课本里，没读书人能不学它；其诗词从政治抱负到吟咏河山再到寄情抒情，频出脍炙人口的名句，随手一拈“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就在后来《西厢记》“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里尚存倩影。

司马光则更不必多说，只消经他手主持编纂，亲自发凡起例删削定稿的那部——中国最大的编年史《资治通鉴》，则可当得起“文”这个字。

而方孝孺和李东阳在学术上确实不如范仲淹凌跨千古的气度与司马光宏伟丰赡的史笔。方孝孺出名于善发议论和因前者而致的被诛十族；李东阳是大儒宋濂的弟子，著有稿集、诗集，主持文坛，但明朝的文坛却不可与北宋司马光、苏轼、王安石具在，难以“主持”的文坛相比。 　　

“文”者之极致，必定要有跨越古今、千秋同气的格局，由此最终提名范仲淹与司马光。

这两位又如何担这个“正”字呢？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作为也极堪称道：先是著名的庆历新政，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政治局面焕然一新；后因此遭贬，也仍于地方政绩卓然，造福所至之处；军事上采用积极防御思想，使西夏与北宋得以和平相处，最重要的是大力推动了义学兴办，在提高民族的文化普及度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相较之下，司马光主政是在王安石以后，而王安石推行过的一系列新政措施，包括真正有利于民的免疫法、保甲法等，被他全盘否定并废除，而且对变法派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打击，且自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斗损耗了相当的国力，对于西夏仍采用妥协政策。两人虽然私德上都堪称君子，但相比范仲淹，司马光在国事上消极守旧，眼光不及。 　　

范仲淹之“文正”可谓名副其实。而有争议则无非是这与两字不配位。 而诸多“文正”之中有文论高于一时者，有殉节成仁出名者，有经国济世建功立业者，甚至包括单因身份为帝师者；但只有一郑居中，是“举进士后以贵妃之从兄弟相标榜”来获得要职的。 　　

此人于宋史记载中，几无文集诗作之成就。虽说他也是考中进士来的，但于诸“文正”而言，中进士恐怕只是一个门槛罢了。而此人与后宫勾结以后，为迎合帝意与争夺权力先是串通他人攻击大臣，助著名奸臣蔡京复相，后来掺和在政斗之中，最终暴毙而亡。

一无立言之功，配不上一个“文”字；二无为国为民之建树，政治手段阴暗，配不上一个“正”字，谥号“文正”自然被当世乃至后世侧目。 　

　“文正”在历来读书人眼里分量极重，也不免是因为得此谥号意味着将与范仲淹、司马光等等一干硕儒比肩。

即便当代没有谥号，但历史对人的评价始终存在。卓越难得，但敬精工钻研之人，远德不配位之辈。

历来现实

文正（文贞），是宋代以后，中华谥法下，给予文臣身后的最高赞誉。是所有文臣趋之若鹜、并梦寐以求地荣誉。

历史上被谥为“文正的”文臣，大都是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具有超凡贡献的名臣，所以在身后尊崇，予美谥。

在刚开始的时候，文臣谥号还没有后来那么正规，很多人都只有单字谥号，其中以“文”为最高，张昭、司马昭，都只是被谥“文”。王导，因为大功，身后谥“文献”，而在整个晋代，文臣只有他一个人是谥号“文献”，可见地位之高。

而之前的诸葛亮，谥号是“忠武”，之后也有杨继业、岳飞、韩世忠得到，本来是文臣谥号的“忠武”，日后变成了武将身后的最高赞誉，这是诸葛武侯生前所没有想到的。

历史上第一个谥号“文正（贞）”的，是一代名臣魏徵，一生刚介耿直、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死后唐太宗叹息“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赐其谥号“文贞”。

之后，唐代谥“文贞”的还有陆象先、宋璟、张说，都是一时人杰，国家干城。

其中张说，死后赐“文贞”谥号，朝臣还争论不休，不肯轻易给她，是唐玄宗亲自下诏，才最终结束争论，以“文贞”赐予其。

北宋初立，开国功臣赵普（也是文臣之首），死后谥号“忠献”，所以在宋初，“文正（贞）”谥号虽然也很崇高，但是并没有超然于其他谥号的地位。之后，李昉、王旦等名相，死后都谥“文贞”，这也是遵循唐之风气的体现。

宋仁宗赵祯即位后，为了避帝讳，所以“文贞”改为“文正”。

在仁宗、英宗、神宗时的重臣司马光大力宣扬下：“文---勤学好问、道德博闻、爱民慈惠；正----内外宾服、身正言明。文正、谥之极美，无以复加。”“文正”谥号，被拔高至文人道德的顶点赞誉。从此以后，再不轻易赐予臣子，人臣（文臣）谥号第一。除非有极大的功劳和德业，一般情况下，不轻易授出。

此后，北宋一代得到“文正”谥号的只有范仲淹、司马光、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加上李昉、王旦两位谥“文贞”的，一共也只有八人。

其中司马光还自得其谥，因自己的宣扬，从而得到“文正”谥号（不过，仅凭一部“资治通鉴”，授予他文正，也勉强说得过去。）

南宋时期，推崇理学，所以理学大师蔡沈被谥“文正”。而另一位理学宗师朱熹，是单谥“文”。

而之前与“文正”同等待遇的“忠献”，虽然有“相三帝立二主”的韩琦也得到了，但是在南宋，秦桧、史弥远居然也谥号“忠献”，这就尴尬了。所以，宋初与“文正（贞）”并列，甚至还稍高于“文正”的“忠献”，在史弥远后就没有人再用了。这也是因人身后功过，而影响其谥号好恶的最明显例子。

至少在宋朝，“文正”谥号只能说明得到的人确实是优秀，“合适”这个美谥，没有后世“准圣”那种地位。

元朝，得到“文正”谥号的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有汉族，也有契丹、色目人。但大都是理学名臣、或者国家肱股，为蒙元建立和巩固都立下过大功，所以给予他们这个至高谥号。

明代，真正在平常时期获得“文正”谥号的，只有正德朝的李东阳、嘉靖朝的谢迁。

他们都是弘治、正德时名臣，在正德帝嘻哈胡闹、荒废朝政时，联合另一名臣刘健，勉力维持朝政，使得社稷不至于颓废，国家得以正常运作。时人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为大明做出了极大贡献。

但就是这样，在李东阳临终前，大学士杨一清去看望他，言辞中透露了朝廷将要赐谥号“文正”给李东阳；这是大明建国以来，第一次授予文臣如此至高荣誉，垂死的李东阳得知后，竟然在床上起身，向杨一清磕头，以示感激！

但就是李东阳这样功勋卓著的大臣，死后得到了“文正”谥号，还是被人讽刺：“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短长。”说他不如范仲淹。由此可见，“文正”谥号，在当时士人心中的地位。

之后，谢迁也在嘉靖帝时，获得了“文正”的谥号。此后百年，再没有人可以被授予“文正”。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破京师，崇祯帝自缢，大明朝廷倾覆。此后明宗室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即明安宗弘光帝。为了表彰忠贞之臣，凝聚士气，团结文臣士大夫，弘光帝授予京师陷落时自缢殉国的吏部、户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倪元璐，及同样在京师陷落时殉国的倪元璐师弟、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刘理顺二人“文正”谥号，以嘉奖他们的忠烈事迹。

同时，追赠二百多年前，“靖难之役”中，坚持忠于建文帝，不屈服于成祖，从而被“诛十族”的建文朝廷翰林院文学博士方孝孺“文正”谥号，用意也是摒弃皇室与文臣间的隔阂，团结一致，抵抗外敌。

但是，在弘光、隆武、邵武、永历等南明政权消亡后，原南明授予倪元璐、刘理顺的“文正”谥号，被入住中原的清室重新修改，倪元璐改谥“文贞”，刘理顺改谥“文列”。而方孝孺的“文正”，因是追授，所以此后也少有人提起。三人的“文正”谥号，也消散于无形了。

清代，被授予“文正”谥号的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有配享文庙的理学名臣，有持身严整的朝廷重臣，有循循教导的帝业恩师，有平定天下的中兴名臣，也有唯唯诺诺、小心谨慎的圆滑官僚。

这一时期的“文正”，不全是看获得者的功业品行，最重要的 ，还是“恩自上出”，皇帝或者皇权的意见，占了一大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清代“文正”谥号比明代多四倍的原因（明代只算李东阳、谢迁二人。）

另外，金代有虞仲文、张行简二人得谥“文正”，另有明郑追谥的陈永华（即陈近南、韦爵爷师父）。

所以，中华历史上，身后得谥号“文正”的，一共是三十一人。

这其中，名副其实的，首推宋代的范仲淹，范文正公。一生秉公执法、执教兴学、开展新政、戍边御敌，均是成就非凡。于政事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于文教言传身教，孜孜传道；而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和表现出的个人节操，更是中华哲学思想中进取精神的崇高体现，是之后千年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光芒巨大精神财富。范文正公，“文正”当之无愧。

其次，曾国藩，曾文正公，先是严格按照理学思想来提高自身素质，修身律己，以德为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之后又书生领军，力挽狂澜，得保社稷。并开洋务之先，融汇中西。但是也有屠戮过甚，教案妥协的瑕疵。所以：“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不过，以立德、立功、立言来衡量，曾国藩也算符实。

另外，魏徵以其敢谏、宋璟以其治国、司马光以其治书、耶律楚材以护民卫教、李东阳、谢迁以其勉力国事、刘统勋以其清廉忠勤，都大致符合身正严明、德业昭昭的标准，得授“文正”，也是中肯。

其余陆象先、王旦、张说、虞仲文、刘秉忠、廉希宪、方孝孺、倪元璐、刘理顺、汤斌、朱珪、杜受田等、乃至陈永华，都各有各的杰出一面，也是当时优秀的人才。授于不授“文正”，可以商榷，不至于承受不起。主要是看皇帝的意见，名不副实是谈不上的。

伯虎42

在古代，皇帝死后通常都会有谥号，作为对他一生功过的盖棺定论。同样，对于地位比较高的臣子们，尤其是对国家社稷有过巨大贡献的臣子，在他们死后，皇帝也会给他们一个谥号，作为对他们一生的贡献的肯定。

最初，在这众多的谥号中，“文”算是对臣子最高的评价。因为，按照谥号的解读，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忠信接礼曰文。

换句话说，想要获得“文”的谥号，不仅需要有经天纬地的才能、还要品德道德一流，并且忠、孝、仁、义、礼、智、信七样全占，才能有机会得到“文”的谥号。

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说是臣子，就是皇帝，想弄个文皇帝当当，那都非常困难。对此，从西周到东汉这一千多年里面，总共也就只诞生了周文王和汉文帝这两个“文皇帝”。至于获得文谥号的大臣，几乎就没有。

直到从三国开始，随着谥号的泛滥，臣子才开始被授予“文”谥号，比如张昭、司马昭、宇文泰等人，都单谥一个“文”字。这其间，只有东晋的王导，谥号是“文献”。再等到唐朝时，魏征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谥为“文贞”的名臣，于是“文贞”这个谥号开始流行。

但到宋仁宗的时候，因为宋仁宗叫赵祯，为了避讳，文贞才改为文正。这个时候，司马光跳出来说：“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换句话说，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经过他的宣扬，文正从此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皇帝不再轻易给人。

在这种背景下，整个宋朝，就只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九人获得文正的谥号；元朝也只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七人获得文正的谥号。

至于明朝，得到文正谥号的大臣，只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刘理顺五人。清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也就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

这样算下来，历史上获得文正谥号的大臣，总共也就29人而已。 在这29个人当中，大家普遍比较熟悉的人，也就只有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李东阳、曾国藩6人而已。

所以，接下来我就单对这6个人进行分析，来看谁最不符合“文正”的谥号。

首先，范仲淹和司马光这两个人，在文学上都可以堪称伟大二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流传千古的巨作；至于在政治上，范仲淹和司马光，也都是公认非常杰出的政治家。

虽然，司马光政治上偏保守，问题是，人家所制定出来的政策，于公于私大都没什么可指责的地方，更没有带来所谓的灾难后果；至于私德上，两人几乎都可以用完美二字形容。从这层意义说，范仲淹和司马光用“文正”这个谥号，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至于耶律楚材和曾国藩两人，虽然私德有些问题，问题是，人家都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耶律楚材先后辅弼成吉思汗父子三十余年，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曾国藩更是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所以就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而言，也足以担得起“文正”二字。

李东阳可能还有部分人不熟悉，他是弘治、正德时期的内阁大臣，时人将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与永乐、洪熙、宣德朝名臣“三杨”相比，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另外，李东阳还在清除大宦官刘瑾一事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非常高，是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从这层意义上说，李东阳谥号“文正”，也勉强过得去。

最后是方孝孺，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出于神话皇权的需要，方孝孺完全配不上“文正”这个谥号。

因为，方孝儒作为建文帝最重要的臣子之一，结果建文帝在他的辅佐之下，一年之内帝国大乱，四年之后帝国都城被人攻破，最后建文帝自己也身死国灭。

关键是，在靖难之役的这四年期间，方孝孺也没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他既没有贡献出什么让人佩服的奇谋妙策，也没有做出什么力挽狂澜的政治革新，甚至连推举杰出人才都没能做到；不仅如此，即便是单论文学上的成就，方孝孺也没留下任何让人称道的文学作品。

从这层意义上说，方孝孺不论是从治国能力，还是文学水平，都与“文正”这两个字差得太远。关键是，按照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太宗实录》记载，方孝儒被抓后，直接向朱棣叩头祈哀。但朱棣认为他是怂恿建文帝肆意胡为的罪魁，所以把他同齐泰、黄子澄一块杀了。

如果按照这个记载来看，方孝儒连最后的气节都没有，就更不配“文正”二字；虽然后来在满清修定的《明史》中，改成是朱棣叫方孝儒起草继位诏书，结果方孝儒拒绝并大骂朱棣，于是被杀害。从这个结果来看，方孝孺虽然保住了气节，问题是，他的行为，与“文正”二字的意思差得太远。

而且，类似这样行为的人，在每个王朝末年，实在太多太多。如果仅仅只按照这个标准来判定，实在有些把“文正”的标准给降低了。也许很多人会说，人家方孝孺因此被诛了十族，难道还不够格么？问题是，这个事情并不是出自正史，而是民间野史记载。

更关键是，如果你是方孝孺的门生故吏，当方孝孺说出“诛我十族又何仿”这句话时，你会为他的行为而感动吗？

我想，你只会在心中把他祖宗十八代都给骂一边。因为，你要为建文帝尽忠，那尽管去尽忠罢了，但凭什么把我们全家人得性命也给捎上，这是人干得事情吗？

这就好比，一个在现实中的人，明知道他的反抗行为，会导致自己全家人被杀，甚至所有的亲戚也会因此被杀，结果他不仅不管不顾，还大声告诉要杀他的人说，你有本事就把我的学生也都全部杀了。你们说，这样的人，真值得称赞吗？

退一万步说，你方孝孺想尽忠，大家也能理解，那你完全可以选择在朱棣进城时，自杀一了百了，这样既成全了自己的名声，又保护了自己的家人和学生，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为何偏要用极端的行为，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送去见阎王爷呢？

从这层意义上说，不论是从治国才能，还是从文学成就，甚至是从私德来说，方孝孺都只能用自私二字来形容，根本配不上“文正”二字。

问题是，在皇权时代，方孝孺的这种行为，却是皇帝非常喜欢的。因为，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忠臣，总而言之，为了皇帝，不要说自己的性命，就是自己全家、全家族、甚至学生的性命，都可以弃之如履。

我是赵帅锅

就如忠武是武人的最高荣誉，文正则是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地想得到的谥号。但凡获此殊荣者，于文一道，必是饱读诗书，才智高绝之士。其中更是有不少著书立言者。于正一途，当为国有建树，为民有担当，当为道德模范。而文正者，当为文人领袖，天下楷模。不过对于谥号文正的人，我觉得还有遗漏者。

中国历史上的谥号文正者

文正这一谥号最初为文贞，第一个授予的是贞观名臣魏征。到宋仁宗时期，因与其名同音，为改避讳，所以改为文正。能够获得这个称号者历史上一共33人

唐朝时获得文贞谥号者4人，魏征、陆象先、宋璟、张说。北宋2人，李昉、王旦。

获得文正谥号者

宋朝7人：范仲淹、司马光、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

金朝2人：虞仲文、张行简

元朝6人：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

明朝4人：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

清朝8人：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在近1300年的历史中，仅仅33人获得此荣耀，可见其难度。

名副其实者

第一、范仲淹。用王安石的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范文正公品性高洁，不朋不党。一心为国，当政时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为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第二、曾国藩。曾国藩是两个半圣人中的那半个，他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时他有是中国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文正二字无可厚非。

具有有争议者

首先、我认为清朝的朱珪、杜受田、李鸿藻、孙家鼐四位都不具备谥号为文正，他们获得此谥号的原因很简单，此四位仅仅因为是帝师才获得此称号。在位之时，与文一道，建树不多，政绩与道德方面也没有突出的表现，不得不得说清朝的谥号“文正”在这几位身上体现得太廉价。

其次、金朝的二位被追谥为文正让我有些吃惊。首先是虞仲文，这位老兄原来是辽国的官，后投降金朝，一生除了神童之名与宰相之名并没有什么文史成就与政绩。然后就是张行简，

他是礼学世家，其文史成就在于礼仪与天文立法，在为国家以及道德上并没有突出之点。这二位的谥号令人诧异。

最应入选者

两个半圣人中的半个是曾国藩，其中的一个就是王阳明。作为立言立德立行的圣人，王阳明著书立说，开立心学流派，三次平定叛乱，对后世的影响及其深远。最终只得到一个文成的谥号，我不得不为王圣人鸣冤，如果让我说，最名副其实者当属王阳明，尤在范仲淹之上。

大山结束语

关于谥号的问题，当然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杆秤，但是对于大山来说，已有的文正谥号必属欧阳修与曾国藩，但是王阳明才最应该获得这个谥号。不知道你怎么看？

文史侃大山

文正，是自古以来无数文臣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根据《逸周书·谥法解》的记载，文臣功绩特别卓著功绩才能用“文”和“正”作为谥号。司马光曾说：

因此，不管是本谥或是追谥为“文正”者，都是当时文人所敬仰的对象。据统计，自汉以来，历代臣子死后得谥者一万余人，但得“文正”这一文臣最高谥号者不过40人。

历代得“文正”谥号者40人，朝代分布及名字如下：

唐朝(4人)：魏征、陆象先、宋璟、张说

宋朝(9人)：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

元朝(5人)：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

明朝(4人)：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

清朝(8人)：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最名副其实的“文正”－－范仲淹

大部分的“文正”都当得起这个谥号，拔尖者当属是范仲淹。他文武兼备、智计过人，军事方面结合北宋长期冗兵弊政，提出屯田久守、积极防御的守边方针。政治方面革新吏治，剔除弊政，发起“庆历新政”。而且，他在书法、教育、诗歌、散文等方面也成就斐然。特别是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影响深远，超越时代局限，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作用。

最名不副实的“文正”——满清帝师4人

满清一朝八人谥为“文正”，却有四人是因为教了个好学生而被谥“文正”。自清嘉庆以来，帝师获封“文正”成为一个惯例。分别是朱珪为嘉庆帝师，杜受田为咸丰帝师，李鸿藻为同治帝师，孙家鼐为光绪帝师。他们本人的道德和功绩在当时并不突出，和历史上其他各位“文正”相差甚远。真是岁月静好，运气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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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史話

文正，别以为这仅仅是两个简简单单的汉字！其实它们是千百年来，文臣梦寐以求的谥号。那么为何“文正”就如此珍贵呢？

首先我们看看谥号中何为“文”？

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勤学好问曰文；博闻多见曰文；忠信接礼曰文；能定典礼曰文；经邦定誉曰文；敏而好学曰文；施而中礼曰文；修德来远曰文；刚柔相济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万邦为宪、帝德运广曰文；坚强不暴曰文；徽柔懿恭曰文；圣谟丕显曰文；化成天下曰文；纯穆不已曰文；克嗣徽音曰文；敬直慈惠曰文；与贤同升曰文；绍修圣绪曰文；声教四讫曰文。

再看看何为“正”？

内外宾服曰正；大虑克就曰正；内外用情曰正；清白守洁曰正；图国忘死曰正；内外无怀曰正；直道不挠曰正；靖恭其位曰正；其仪不忒曰正；精爽齐肃曰正；诚心格非曰正；庄以率下曰正；息邪讵诐曰正；主极克端曰正；万几就理曰正；淑慎持躬曰正；端型式化曰正；心无偏曲曰正；守道不移曰正。

更有一代名臣司马光提出“谥之美者，极于文正”。他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经过他的宣扬，文正从此以后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

另外得“文正”最有名的是后世文臣的标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不仅有文治，主持庆历新政；还有武功，打得西夏羌人称他为“老子”；另外他还宽厚仁爱，严谨治学。不过得“文正”谥号第一人也是北宋名臣王曾。

如此一来，对于文正谥号，皇帝自然不肯轻易给。

其实最初一字谥最贵，“文”也没有固定搭配，得到是莫大的光荣。唐朝有白居易、韩愈、李翱、权德舆、陆希声；北宋有杨亿、王安石（不过对此众有非议）；南宋仅有朱熹；元朝有欧阳玄、姚燧；从明朝开始，谥法用字有高下之分，官员没有全是两字的，单谥只给亲王。大唐谥号开始变得无限长，也因此从唐朝开始皇帝多称庙号，文官得到“文贞”谥号是无比的光荣。

对于谥文贞还有几个小故事——

唐朝张说被谥为文贞，还引发了群臣的争论，最终还是玄宗下诏才结束了争论。唐代宗本想给宰相杨绾拟定的谥号为“文贞”，苏端极力反对，最终只好将苏端贬到广州，谥杨绾为文简。

文贞者唐朝有魏征、陆象先、宋璟、张说、苏瑰、牛僧孺等人，宋朝初年李昉、王旦。

不过到了宋仁宗时期，老大叫赵祯，那么就得避讳。不然老叫贞，皇帝得不停的打喷嚏，于是文贞改为文正，到了元朝时期恢复了文贞，位于文正之下。

其实总观中国历史谥为文正这不过28人而已！

宋朝：王曾（第一人）、范仲淹、司马光、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七名。

金朝：虞仲文、张行简。

元朝：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

明朝有方孝孺（南明弘光帝追谥）、李东阳、谢迁、刘理顺、倪元璐。

对于李东阳谥号文正还有一段故事，垂死的李东阳听大学士杨一清死后给他文正的谥号，竟挣扎起来在床上向杨一清磕起头来，有人作诗讽刺到：“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到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

明郑时期陈永华（郑经谥），陈永华就是天地会陈近南的原型，活跃在金庸小说和电视荧屏之上。

清朝有汤斌（死后50年追认）、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个人。

朱珪、杜受田、李鸿藻、孙家鼐皆是帝师；曾国藩挽狂澜于既倒，位列同治中兴名臣之首，谥“文正”当之无愧；刘统勋是乾隆朝名臣，刚正不阿，功业非凡，为百姓所爱戴；曹振镛则一生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多磕头、少说话、”谥“文正”一直为后世诟病。

个人认为最名副其实的文正公是范仲淹、司马光和曾国藩，谁最有争议？那当然是曹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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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肉丸子先生

文正，属特谥。以次以文忠为最高，文忠以下皆由内阁草拟，皇帝批准。清代最重谥，文必须是翰林出身，若当到大学士，则非翰林也可用，但太少了，如左宗棠以举人谥文襄，这是他功劳太大的原因。第二字看清代中后期如：林则徐、胡林翼、李鸿章都是此谥，这些都是为皇朝尽了毕生的人。清朝二百几十年，有谥者不多，有很多官居一品的，死后无谥，可见重视程度。文正，只有皇帝特批才行。君权至高的封建时代，作为大臣，这个荣誉也是最高了。至于谁配的上，站在皇清位置看，笔者认为确是曾国藩了。出身翰苑，削平大难，礼学宗师，尽忠王室。可以说名符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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