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帮帮棒

应该是相对来说真实的，后人再没可能写出比他真实的了，司马迁写的史记，他并没有凭空编造，他是依据很多历史典籍，而写出来的，而这些书籍今天大多失传，不是司马迁的活，历史就说不清楚了。看书，这些书呆子为了看书，让皇帝给他们收集图书，比如，谢缙，纪晓岚，这些书呆子，有时候看书入了迷，竟然忘了写，被皇帝又打又骂，有时候还看不健康的书籍，还敢记笔记，比如阅微草堂笔记…… 其实更重要的是，每个皇帝开国之后，都要修史书，重要的是巩固统治，贬低他人抬高自己，除了元朝，那帮二货来了之后，似乎就是来牧马放羊的，统治了差不多上百年，连名字都让人记不住，似乎没有这么没有存在感的朝代了…… 哦，我这碎嘴子，说多了，中国历代经历了很多次文化浩劫，也多亏了这些文学巨匠给我们留下来文学瑰宝，唐诗宋词元曲汉赋，史记永乐资治……

巜史记》记载了三千多年的历史，有的是根据当时先朝保存下来的史书编写的，有的是当朝的史事，远古的历史很多也是靠流传下来先人的记载编写的，所以很多记载都会出现错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比如黄帝，此人到底有没有，根本无人说的清。这样的史事很多，我们只能通过史料记载，因为那时没有史料可查阅，只有口头传史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因为很多史料都有黄帝的记载，那也是后人写的。比如张氏族谱就明确记载其始祖挥的祖父就是黄帝，其实很多姓氏的族谱也是这样写的。说明黄帝是真有其人，不能怎么会大家都认他为祖宗，不会认其他人。如果一定要用考古发现来证明的话是永远也不证明不了，黄帝距今达五千余年，那里去找他的尸骨来进行DNA鉴定。况且他的陵寝也存在了数千年。因此很多史事无法证明其真伪。

不管正版官方史书，还是民间流传下来的书，或者传说，神话，民间野史，都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在特定的背景下不可否认，必须要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情况下会产生于事实不符的历史，有些历史可以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有些历史与考古发现截然不同，至于远古历史没有文字统一每个学者对地名，人名各有不同观点。在没有确凿科学考古发现前，只能算是猜测，或者也许是传说。

现代人连近代史都搞不明白，怎么对两千多年前历史非要刨根问底，弄明白又能怎样，能改变了什么，历史终究是逝去的人和事，永远沉淀和定格在哪里，当代人应该以史为镜，做好眼前事，为后来人留下青史。其实在古代，我猜民间传说就像今天的网络一样盛行，因为百姓风行口传，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在几十年前的民国老人中，小时候乘凉，大字不识一个的老人都有说不完的古时经典故事。我曾经问过几个老人玉林城是怎么来的，都这么说：古时有个大将军，来到一片树林，鬱绿荫凉，将军的坐骑不肯再走了，只好安营扎寨，建鬱林郡（今玉林），这和赵坨公元前220多年前建鬱林郡史实很相符。所以说，司马迁时代的民间传说也相当丰富，甚至那时的文字记载也不会少，只是保存到现在罢了。

以今解古，六经注我，靠一厢情愿就是耍流氓！竹书纪年关于尧舜禹的记载，和春秋有明显区别，春秋是鲁国史官所作，孔子拜会老子好几次，老子是周室守藏吏，孔子接触过很多周室藏书，周室藏书来至商太吏所携典籍图法，而商之藏书来自于夏，此为三皇五帝一脉传承之官学史书。而魏国史官并未见过周室藏书，由此可见，从证据来看，《春秋》相比《竹书纪年》可信度更高。 再有《竹书纪年》出于西晋时期，而西晋是司马氏篡位于曹魏，曹魏篡位于汉，西晋得位不正是谓贼。《竹书纪年》此时出世，而后由官方回收编撰，可信度又下降不少！

屈原是什么？什么是屈原？莫说你我未见过，就连史官司马迁亦未见过。不过，这并不影响到写史人，他的作品是比我们，距当时的历史事情更近些，这时不事实。 还是以史书(料，物)为证。近来的考古发现，都是今天的“专家”一言堂。没有将发掘的竹简文字全部释译于众。难以服众，难以推倒史书记载。各自揣摩，不可取之。根据现代考古证实"史记:有记载正确的，也有记载不正确的，司马迁也不是神仙肯定会有过失，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但后人有一件事干的很可恶，那就是司马迁受刑一事:司马迁受的死刑，即砍头。死则死矣！司马迁为了写史记不愿死，其精神支持为:立功，立德，立言理念中的立言一道。司马迁这种发表不同意见的罪过可以不死，不死之道有二:其一拿钱，其二宫刑。司马迁不想死又没钱，只能宫刑。只有活着才能写史记，只有活着才能小小的报复一下(黑一下刘邦)。后来的一些人经常颠倒事实，不知有何居心？

在古代许多职业都是世袭的，史官也是如此，"司马迁受腐刑，乃作《史记》"看起来很励志。其实他不受腐刑同样也会，因为他是史官。古代的史官是非常敬业的，可以去了解一下"崔杼弑庄公"中史官怎么"秉笔直书"的。司马迁也是这样的史官，他如果承上意就不会受腐刑。司马迁参考的文献大多遗失，今人无法见到了。史记中有些舛误与不实，但不影响它的历史地位。

屈原确实在汉朝前史书没有出现过。但史记中还有很多个人物也是在汉朝前没有出现过的，而事实证明是确有人在，只是史料遗失，恰恰要感谢史记保留了这些历史故事。所以屈原这个问题只能存疑，却不能推翻。司马迁还在报任安书中提到屈原，可见这个人物在当时是有不少人知道的。

《史记》我是在读中学时代看的，对我本人的世界观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和阅读量的增长，发现许多文章漏洞百出，儒家的慌话层出不穷。但是，我还是希望，没有看过《史记》的人，最好能去通读一遍。与此同时，不要像司马迁的外孙（杨恽）一样，成了《史记》的牺牲品。

历史深度揭秘

现在很多人怀疑《史记》，认为《史记》记载的，有可能是假的历史。

之所以认为《史记》是假的历史。一是因为《史记》所记载的内容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那是两三千年前的事情了，司马迁又是如何知道那时候的事情呢？二是秦始皇曾进行过“焚书坑儒”。当时李斯曾给秦始皇建议说：“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也就是说把除秦朝以外的历史书都烧掉了。既然都烧掉了，自然就没有了。三是项羽进入咸阳的时候，曾火烧阿旁宫。有可能烧掉了不到史书。

（司马迁剧照）

既然如此，司马迁又是从什么地方获得真实的史料来进行记载的呢？

就连鲁迅称颂《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有人认为这是《史记》违背历史事实，更接近于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

那么，《史记》所记载的历史，是不是历史事实，有没有胡编乱造的成分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清楚，司马迁看的史书多不多？他能不能看到真实的史料？

其实，司马迁看的史书是非常多的，他也看过不少真实的史料。有几个证据可以证明。

一、秦始皇并未烧光所有书。

“焚书坑儒”只是李斯的一个建议，究竟这个建议是不是被秦始皇采纳了，我们现在其实并不完全肯定。而且，就算把其它国家的史书给烧了，秦国的史书是保存下来了的。而秦国当年在史书记载上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从吕不韦把很多读书人找来，编写《吕氏春秋》就可以看出来。同时，李斯只是建议烧掉诸侯国的史书，在诸侯国之前的，记载西周、商朝、夏朝，以及三皇五帝时期的史书，并没有烧。而且，很有可能只是烧掉了民间的史书，朝廷中的史书并没有烧掉。

（李斯剧照）

二、萧何抢救了秦宫中的典籍。

史料上只是说项羽烧了阿旁宫，并没有说他烧咸阳的其它宫殿。再说了，在刘邦打进咸阳的时候，萧何已经把这些史料都抢救下来了。所以，就算项羽焚烧的不只是阿旁宫，还包括咸阳的其它宫殿，也没有烧书。

三、司马迁能读到皇家所有典籍。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其出生了史官世家。虽然是不是出生于史官世家，还有不少争论。不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确确实实是汉朝的太史令。他的工作，就是为国家修史。当司马迁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就已经是太史令了，这样的条件，让司马迁能够读到皇室的所有典籍。所以，司马迁所掌握的史料，肯定是那时候最多的。

（萧何剧照）

四、司马迁曾游历全国收集史料。

司马谈不但让司马迁读了皇宫中可能读到的所有书，而且还让他去全国游历。

司马迁去全国游历，他至少有三方面的收获。

一是他了解到了历史上所发生事件的地理面貌。古代和现在不同，现在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我们很难感受了在这块土地上历史事件的原貌。但是古代的地理地貌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因此，司马迁能够体会那些历史事件的所有场景和面貌。这让他在写的时候，具有足够的真实性。

二是司马迁在这次游历中，获得了许多流传于民间的各种史料。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把民间所有的书都烧光，有非常多的人把那些书偷藏了起来。有不少人知识分子跑去当隐士，同时藏起了那些史料典籍。教张良兵法的那个黄石公，就是这样的一个隐士。而司马迁在游历全国中，有不少这样的收获。

三是司马迁收集了不少民间传说。这些民间传说，也许并不是以文字的方式记载下来的，但是并不表明它就没有史料价值。实际上，民间往往更能够听到真实的声音。司马迁通过这些真实的声音，印证史料，他得到的结果更有说服力。

五、司马迁曾拜一流的学者为师。

司马迁曾拜过董仲舒、孔安国这样的一流学者为师。他不但从这些学者那里获得了不少有用的史料，更重要的是，他树立起了一种正确的史学价值观。这种史学价值观，让他在进行史学创作的时候，能够努力追求“微言大义”，表达对国家兴亡更替最正能量的理解。这种理解，也为后世所有的史官所接受和推崇。

所以，尽管司马迁生活在三千年后，尽管他能获得的信息，并不是很完善。但是，他肯定是那个时代，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最多的一个。他所写出的《史记》，也是最接近于历史真实的。

（参考资料：《史记》《尚书》《左传》等）

张生全精彩历史

我读过公羊寿/胡毋生的《春秋公羊传》，和吕伯高《春秋谷梁传》，里面记载的乱伦通奸事情极少，除了齐襄公与齐文姜。而司马迁史记里充斥着乱伦通奸。司马迁伪造乱伦通奸以为别人不知道。

别人胡毋生，公羊寿，瑕江公，蔡千秋，吕伯高，鲁申公是响当当的春秋史学家，比你司马迁研究春秋历史强十倍，什么春秋时期的史书没看过，一看史记的记载春秋时期乱伦通奸事件多半造假。从司马迁伪造卫宣公杀害儿子事件，在史记里大量伪造乱伦通奸其他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司马迁性格如禽兽畜牲，甚至禽兽不如，根本不是一个人，一肚子男盗女娼。　

　有人说也许司马迁史记参考了左丘明《左传》，如果在公羊寿，胡毋生，吕伯高，鲁申公，蔡千秋之前真有左丘明《左传》存在，那么他们这些著名的史学家难道不会把《左传》内容写进《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里，难道他们就不会阅读《左传》。所以一看现在的《左传》就是伪书。

司马迁伪造的舜的事件：司马迁对所谓古代皇帝舜的描述,舜或者是后人给他取的名字，先不说有没有舜这个人。按照司马迁所描述，舜距离司马迁出生大概2000前。司马迁把舜的父亲弟弟谋害舜的细节写得非常仔细。

这就让人产生怀疑，2000前那么遥远的事情，你司马迁会了解的那么详细，你司马迁连舜的父亲弟弟谋害舜的细节你都了如直掌？明眼人一看，这不过是司马迁胡编乱造的，或道听途说的伪故事。　　

舜那时候甚至连成形统一的文字都没有，很难想象，在哪个交通落后，信息传输闭塞，没有成形文字的时代，舜的父亲弟弟谋害舜的细节这样的事情司马迁会知道。所以明眼人一看，这不过是司马迁胡编乱造的，或道听途说的伪故事。　　通过司马迁对所谓古代皇帝舜的描述中胡编乱造，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弄虚作假。东汉文学家王充质疑司马迁史记真实性是完全有道理的。

负十四

司马迁不是全知全能的天神，他当然不知道几千年前的事；其实就算是几十年前的事，他也不一定都晓得——

司马迁编写《史记》，靠的是各种古代遗存简牍、汉朝政府档案、见闻和个人游历。

司马迁在编写三皇五帝的历史时，依靠的材料如下：

总结而言：

《谍记》、《五帝系谍》、《尚书》等等，都是司马迁使用的材料。正如《索引》有云：

大戴礼有五帝德及帝系篇，盖太史公取此二篇之谍及尚书，集而纪黄帝以来为系表也。

因此——

为什么会有人怀疑夏朝是否存在呢？

为什么会有人质疑三皇五帝的历史呢？

从根本原因来说，这些古史除了后世遗存的文献，缺少证明其存在的客观证据。

像是夏朝，至少在甲骨文中就没有看到“夏”这个字，我们就不能将那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定为夏。

这就构成一个史学理论的问题：

后人编写的史书、史著到底是对过去的还原，还是对过去的一套建构叙事呢？

HuiNanHistory

《史记》是从黄帝时期的历史开始记载的，按照现在的推算，黄帝是公元前27世纪-公元前26世纪的人，司马迁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那么他是怎么知道2500年前发生过的事情呢？

对于司马迁来说，最困难的两件事情，第一，三皇五帝到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太久远，很多历史记载得断断续续，甚至不乏有口耳相传留下来的故事，真实性很成问题；第二，很多史书，古籍损毁严重，特别是秦始皇听了李斯的建议之后，焚书坑儒，也造成了大量史书的损毁，资料残缺也给司马迁编写《史记》留下了诸多难题。

我们先来看看司马迁的一些经历，司马迁的父亲是司马谈，司马谈在朝中任职太史令，太史令的工作一个是负责起草文书，另外要记载历史事件，编写史书，同时他们还负责管理国家的典籍。司马迁从小耳濡目染受到了很好的史学启蒙，要了解历史，写一部史书必然需要大量阅读历史相关的典籍，司马迁在这之后也担任了太史令，这给了他机会阅读史书，丰富自己的知识。

司马迁在青年时期开始外出游历，在这期间他游历很多名山大川，历史古迹，也和百姓们一起生活劳作，这丰富了司马迁的人生阅历，不排除在他四处游历时，也从各地听到了不少的野史传说，虽然野史的可信度要低很多，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也能对一些历史事件侧面印证。

另外焚书坑儒，很多人认为这个事件几乎把秦朝以前的典籍全部焚毁了，这其实并不正确，焚书焚的主要是《尚书》，《诗经》，《道经》。而《秦纪》、医药、占卜、农家经典、诸子和历史古籍并不再焚书的范围之内，焚书坑儒的主要目是为了思想统一，而不是让文化断层，所以除了歌颂古代那些圣贤君王的书籍被焚毁了，其他的历史相关的书籍大多还是保存了下来。

在当时要求民间将这些书籍上交官府，如果没有上交被查出来，会被处黥刑并罚苦役四年，但是这并不代表民间就没有人敢藏书了，秦朝灭亡后汉朝建立，这一部分文书再被官方收录也很正常，而这些书籍都可以成为司马迁编写《史记》的参考。

所以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虽然离三皇五帝时期，乃至夏朝，商朝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他作为太史令，完全可以查阅各类典籍来为编写做参考的，另外虽然在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些典籍被毁的事件，但是除了部分文献被毁，很多典籍也还是被保存了下了，并没有彻底的消失，通过这些典籍司马迁也可以了解几千年前发生过的事情。 我是玄坤，一个热爱并不断学习历史文化的求学者，每天一点分享，期待着朋友们的关注留言，能多和大家交流学习，感谢各位阅读！

玄坤文史

上古时期的史料，司马迁主要是摘录自《尚书》。《尚书》为战国时人所作，当时三皇五帝的传说已经深入人心了。

我们知道，司马迁写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时期距离司马迁的时代已经隔两千多年,又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灾难，司马迁怎么会知晓得那么详细？古代的宫闱密事他是怎么知道细节的？

所以，一直以来有很多人怀疑司马迁所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小说。

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认为《史记》的文学性大于史学性，“记述人物时比起事业更喜爱轶事”，而每一个事件都有起承转合这四个结构，简直就是一幕幕戏剧。他认为《史记》中越精彩越具有戏剧性的故事，越有背离历史真相的可能，比如伍子胥、信陵君的故事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项羽一人砍几百人更是不可能的“神话”。

这样看来，太史公简直是一个成功的历史小说家。或许，因为司马迁身为太史令，热衷于蒐集历史上不可思议的奇闻秘事。

中华书局1982年版史记

《史记》的史料来源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说自己“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意思是说，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

1.父亲司马谈的著作

司马迁写《史记》前，很多史料是父亲司马谈收集整理创作的。司马氏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在周朝时世为史官，九世祖是秦国的大将司马错。

春秋时期司马氏虽然失去官职，司马谈却把修撰史书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于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准备撰写一部通史。

2.诸子百家的传世经典

司马迁在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等书。

秦始皇焚书坑儒，《尚书》被焚毁。汉文帝时，秦朝博士伏生依靠记忆背诵出28篇，史称“伏生授经”。尧舜禹汤，大禹治水，武王伐纣，周公东征，都是司马迁摘录自残缺的《尚书》。

《史记》中《乐书》等篇是司马迁抄录自《荀子》和《礼记》等儒家经典。

3.秦国史书

司马迁作为太史令，可以接触到汉朝皇家所藏的秦国史书和汉代以来的资料。

秦末战争时，刘邦进入咸阳，别人都在掠夺财富，唯独富有远见萧何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收藏起来，不但在楚汉战争中帮助了刘邦平定天下，后来更为《史记》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

《史记》中的秦国历史，《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白起王翦列传》等篇，就是司马迁抄录自萧何所收，汉室所藏的秦史。

4.引用口头史料

司马迁的时代，距离战国时代结束已经有一百年的时间。虽然六国史书被毁灭，但人们还对过去的历史有着直接的记忆。当时的历史，通过口耳相传，大致流传了下来。

• 有一次，一次汉文帝乘车遇到冯唐，感慨自己没有廉颇、李牧一样的将领去抵御匈奴的侵犯。冯唐直言道：“即使汉文帝有这样的将领，也不会任用。”后来，匈奴再次进犯，汉文帝向冯唐请教当初言语的原因，冯唐就给他讲了战国时李牧在边境统帅军队，朝廷从不干预的故事。

冯唐的儿子冯遂是司马迁的好友，司马迁很可能把冯遂告诉他的李牧的事迹写进了《史记》中。

• 历史上的名人故地，比如孔子宗庙、信陵君魏无忌、韩信的家乡，司马迁都实地探访过。他亲耳听到韩信的家乡人说韩信还是布衣平民的时候，他的志向就与常人不同。韩信的母亲死后，穷得没钱来办丧事，然而他却寻找又高又宽敞的坟地，要让那坟地四周可以安顿得下一万家。于是便把这件轶事写进了《史记》。

5.亲身经历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等大儒，并畅游各地，采集传闻。

十九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和中原地区，并对所到之处的风俗进行考察，采集传说。二十五岁时，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他的一生足迹所及，达到了除长城以北以及两广地区的陇山以东的汉朝版图的整个范围。这对于他接触并了解各地的自然风光和物土人情，以及下层民众的痛苦等，都有极大的好处。从而也增强了他的世事洞察能力，为他后来的写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司马迁一生游历所经之处，列表如下：

司马迁作为汉武帝时期的人，曾经随从汉武帝参加过封禅大典，还随从武帝巡视黄河决口，和卫青、霍去病、李陵、张骞是同时代人。因此，《封禅书》《卫将军骠骑列传》《李将军列传》是一个亲历者的可靠记录。

《史记》中有无失真内容？

《史记》中出现过记载错误。

•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六国的历史错乱严重。比如《郑世家》记载：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而《左传》记载，郑桓公并非是宣王庶弟，而是同母弟。

  
  

《国语·郑语》记载：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司马 迁据此认为郑桓公是在出兵勤王时被犬戎所杀。而现代有研究指出此处的“十一年而毙”应是指周幽王，因为当时郑桓公已经东迁，建立了新郑。

• 司马迁主要依据《战国策》描写战国纵横家苏秦和张仪四处游说的活动，苏秦和张仪一直被说成是战国合纵连横斗争中的对手，苏秦大搞合纵，而张仪坚持连横。但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内容则表明张仪在苏秦之前成名，苏秦是在张仪死后才开始在诸侯间活跃起来的。

当然，我们也不必对太史公太过苛责。我们现在研究一百年前的历史时，尚且有很多谜团。更不要说司马迁面对的是漫长的历史，史料积简充栋，其中不乏晦涩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内容。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一定是有依据的。

比如说，《殷本纪》中详细记载了商王世系表，是一个孤例，长期以来被很多人所怀疑。清朝末年殷墟甲骨文出土，证明了司马迁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

《史记》是私人著作，其中夹杂了个人感情肯定是有的，但司马迁并没有歪曲历史。

司马迁讨厌卫青、霍去病，在《佞幸列传》中点了他们的名，但《史记》中也没有抹去卫霍二人的功勋。

而李广就幸运多了，司马迁曾经为李广的孙子李陵辩护，而在李广的《李将军列传》中，对飞将军打的败仗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而对体现他的个人魅力的事迹如夺马出逃、神弓怯敌、力射石虎大书特书。

墨清棠

司马迁是怎么知道几千年前事情的？这个问题有趣了。话说一儿子因历史考试考得很糟糕，非常担心回家后挨扁，不料回家后，他那位可爱的具有西方思维的母亲却对他大加安慰：可怜的孩子，不是你的错！那些事情都发生在你出生前，你怎么能知道呢？

中国社会跟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就是特别重视历史传承，自有部落首领、帝王始，便有世袭史官传史留纪。没有文字时，由史官世代口口相传，“史”字就是一个人顶着一张大口，是为史；有文字后，更留下了卷帙浩瀚的各种典籍。

这些史官忠于职守，秉笔直书，仗义执言。春秋齐国时一个臣子崔杼弑君，召来史官太史伯，拿着剑逼迫其记载国君是因暴病而亡，而太史伯不为所动，记下了：夏五月，崔杼弑君，几个大字。崔杼杀了太史伯，又召来其二弟，太史仲亦不为所动，仍记下了上面同样的几个字。崔杼杀了太史仲，又召来其三弟太史叔，太史叔毫无所惧，仍旧秉笔直书，崔杼将太史叔碎尸万段，可同样没有逃脱弑君骂名。齐国另一史官南史氏听说了太史氏三兄弟相继被杀，便抱着简策跑来欲前仆后继，见到史册记载的仍是崔杼弑君后，才满意而去，并将这件事完整的记录了下来，流传至今。

司马迁出自于世代史官之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收集了大量史料，而且游历了神州各地名胜，实地考察。并采取了一整套鉴别信史的方法，即所谓孤证不采。以公元前841年为界，之后的历史因有各方面的史实相互印证，是为信史；以前的历史，因证据不足，不能形成交叉印证，是为传说。虽是传说，由于采史严格，仍具极大的真实性，如商代各王年表，已被甲骨文发掘研究完全证实。

司马迁还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书写方法。《史记》中的本纪，记录帝王天子一级人物，有十二本纪；世家，记录诸侯王一级人物，有三十世家。肯定了农民起义推翻暴政的正当性，把项羽当作帝王一级人物记录，所以有了《项羽本纪》；把陈胜作为诸侯一级人物歌颂，所以有了《陈涉世家》。为重要人物，也为普通人出生的优秀人物立传，有七十列传；十表，记录历年大事年表。《史记》记录了中国上至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黄初四年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富贵的历史财富。

云卷飞山

阅读是一种缘分

就像我们怎么知道几千年前的事情一样，司马迁也是如此，只不过司马迁比我们更近一步或者说比我们接触的更多一些。

司马迁他们一家世代为史官，作为史官自然可以接触国家档案资料，要知道当初刘邦攻破咸阳城后，萧何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查封秦朝的地形，法令，户籍等图书档案，若是没有这些东西，汉朝想汉承秦制都没有可依据的范本。而这些资料，司马迁作为史官自然有资格查看。

其次除了国家档案之外，司马迁对先秦著作也是广泛采纳，比如《尚书》、《国语》《春秋》等等司马迁都曾引用过，这点在史记中可以明显得知，举个简单例子司马迁在写《五帝本纪》时说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

其三在了解司马迁生平时，司马迁曾说过他为了写史记曾广游名山大川，探访史迹遗存，这些也为他写史记提供资料。

最后司马迁在游历之余，也要和当地人交流探讨，这些当地流传的史料，司马迁在听闻之后也会辨别拾取，比如司马迁在写自序时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无不说明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参考了当地人所说的史料。

当然司马迁毕竟不是完人，他参考的资料也许有所偏差，不过相比于两千年后的我们，司马迁与以前的时代更近一些，可能一些资料流传到了司马迁时代而没有就传到我们这个时代，再加之他所处的位置，整体来说史记所记载的历史还是值得我们信服的。

历史这点儿小细节

这个问题要从三个方面来回答：第一，史家制度；第二，司马迁的家世；第三，司马迁的个人意愿。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史官制度。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有一件青铜器名字叫“作册般鼋”的青铜器，上有铭文四行三十三字，记录了丙申日商王至洹水，以箭射河中鼋的事。铭文中提到的“作册”又叫作“史”，就是商代设置的史官。“史”在商早期是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来成为在王左右的史官，掌管祭祀和记事。

西周、春秋时设置“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以及编写史书，还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等。周代的史官分为左史和右史，左史记动，右史记言。秦汉时设太史令，秦汉的史官地位比起商周时期要低了很多。司马迁及他的父亲司马谈都做过西汉的太史令。商代设“史”，周继承，秦汉继续，从这个制度来看，司马迁创作史记之前，前代史官们对于史事的记载应当是积累丰厚，“前人之述备矣”这给了司马迁很丰富的取材线索。

史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史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学渊源。司马迁的先祖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也就是掌管观测天象，周室时又为太史以修史事，父亲司马谈也是西汉史学家，这样的史学世家免不了有代代相传的“青箱学”，这也是帮助司马迁了解前代史事的独特而重要的途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虽然不是《史记》的作者，但是为《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谈自己就一直想写通史，很早就开始做积累。司马谈做太史令时得以阅读国家级的藏书，从这些藏书里司马谈也收集了大量资料，为写作通史做准备，只可惜卒而未成。司马谈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所有积累都传给了儿子司马迁，遗嘱他一定要继先祖之业，写作通史。

司马迁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在父亲的指导下遍观史书。除了能继承家学，司马迁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就是游历天下。在《史记》里多处能看到司马迁讲起自己游历所至之处。比如《史记·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至长老皆名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像这样的记载在史记里有很多，说明司马迁为了写史书几乎可以说是游遍天下，并有意地去观风问俗。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搜求民间传说，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野史”。

所谓野史，是指野之人编辑，往往是不便于正史所载的一些事，流传于民间，文风也可能俗而不雅。司马迁的游历所访到的正是这样一些史事。作为一个世家出身的史学家，如此潜心走访，也正说明司马迁的史学观很宽容，能够将正史和野史互相佐证。

概括起来说，司马迁写通史，上下三千年，所记事得到的途径也无非就是：所见、所听、所闻这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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