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各地方政府都热衷于“招商引资”，吸引资本的入驻。今天，中国的地方政府普遍重视“招商引智”，也就是吸引高校和科学家入驻产业园区。问题是，入驻的高校和科学家明明很牛，但项目就是无法落地。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科研成果从高校转让出来以后，少了一个环节，那就是研发，把实验室里的技术转化为科技产品。没有这个环节，再好的技术也是空中楼阁。
1.产品化是一个专业活儿
我们讲，高校做科研，企业做研发。科研和研发是两个不同的阶段，需要的是两种不同的技能。
首先，科研追求的是单项领先，研发追求的则是平衡感。
科学家追求单一技术的突破，发明出一项突破性技术，发表了论文，工作就完成了。企业家要解决多项技术协同的问题，满足实际应用。
举例来讲，一款手机，要解决好很多功能和设计的冲突。要想显示亮度高，电池消耗就快，要想电池容量就大，手机的体积就会大。所以，很多功能需要取舍和平衡。如果每一项指标都追求做第一，反而做不好。
科研和研发的第二个不同，科研追求理论突破，研发追求的是技术性能的优化。
衡量科研创新性的是，一项技术的实验室值、理论值实现了什么样的突破。而从实验室成果变成实际可用的产品，还需要经历漫长的技术优化过程。
举个例子，锂电池技术早就发明出来了，但当它配备到电动车上的时候，就出现了续航里程短的问题。这需要企业不断优化锂电池性能和电源管理，使它的输出效率达到最优。此外，还需要从电动车的设计入手，想办法为安装锂电池找到更多空间。以前的汽车设计只要预留出油箱的体积，现在的电动车要改动整个底盘。这样许许多多微小的改进加总在一起，才有了电动车综合性能的提升，使得今天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最高可以达到1000公里。
你看，要想真正地改变世界，仅仅有科学是不够的。科学只是提供了新式武器的原理，真正改变世界的是懂得打造出新式武器、能够把武器的潜力发挥到极致的技术改进者，也就是企业家们。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第一推动力。
从这个角度来想，你就会理解，为什么美国人那么怀念乔布斯。乔布斯不是科学家，没有什么东西是他发明的。他的计算机水平也比他的合伙人沃兹尼亚克（Stephen Wozniak）差了不知道多少。但是他懂产业，懂用户需求，懂得怎么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完美地融入到产品里，进而服务社会和市场。
企业家主导了技术转化活动，完成了针对这项技术的产品化研发、融资、制造和销售等重要的转化环节，这样才能真正完成技术转化的整体操作。所以，国外高校做技术转让，更愿意把技术转让给企业家来组织研发，而不是转让给发明这项技术的科学家。
2.小企业碾压大企业
那么，从事研发的企业有什么特征呢？
在我们的印象中，有创新力的都是大企业。大企业成立研究院来完成产品研发。比如，杜邦研究院、AT&T的贝尔实验室、GE实验室、施乐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都是世界知名的研发中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技产品，都出自这样的研发中心。
但是，到了上世纪末，情况就变了。新上市的科技产品背后，往往是一家小型的创业公司。大企业的创新，也往往是收购小企业的结果。
不信的话，看一组数据：1981年，美国70%以上的产业研发费用，是由员工数在25000人以上的大企业提供的。2000年以后，大企业的研发费用占比迅速萎缩，小企业的研发费用占比却一路高歌猛进。发展今天，65%的研发费用都出自小企业。小企业成了创新的主力。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科学资源统计司的数据统计的结果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
原因是美国推出《拜杜法案》后，大大降低了技术转让的门槛。以前，要获得一项专利，费用极其高昂，只有大企业才出得起。现在，几十万美金就能拿到，创业者也能参与了，个人也能直接和高校的技术转让办公室谈技术转让。费用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那高校不看重转让费用，它看重什么呢？
答案是企业家的资质。谁更能把这项技术商业化，就转让给谁。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创业者跟大企业相比，就具有大得多的优势。
大企业要获得一项专利，最多只会派一位部门主管或者律师和高校谈判。
而创业者的重视程度就要高得多。他是自己家亲自跑到高校去说，我会为了这项技术成立一家公司。我成立新公司的整个目的，就是要把这项技术孵化出来，做成产品。
大企业会同时进行多个产品线的研发，买专利一买就买很多。甚至它购买专利目的可能是防御性的，为的是不让竞争对手得到这个专利，或者不让自己现有的技术有被替代的风险。专利被买下以后，可能被雪藏起来，不去推向市场。这可不是高校愿意看到的。
但是，创业者就不一样。他会说，这个专利对我来说就是独苗，是宝贝。我要聘请教授做首席科学家，参与研发。而且，我还欢迎高校基金投资，在我的企业里占股份。
你看，这几个条件比较下来，小企业显得真诚很多、重视很多，那自然就对大企业就有着碾压性的优势。
北美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AUTM）数据显示，从1980年到2017年，美国高校70%的专利都转让给了初创企业和小企业。
3.“招商引智”究竟该招谁？
好，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这些年，中国的地方政府开始从“招商引资”转向“招商引智”，这个政策方向是对的。问题是，“招商引智”究竟应该招谁呢？
常见的误区是招科学家，招院士、“千人计划”获得者，甚至到国外高校去挖华人教授。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招的是海外专门做技术转化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才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科学家是技术发明人。这些技术只是职务发明，科学家没有专利的所有权。专利的所有权归高校，高校转让给企业家。企业家才是技术的实际控制人。科学家即便是企业的技术顾问或者首席科学家，也只占企业很小的股份，没有决策权。
我们如果只看新闻，就会有一种错觉，看到大量先进科技是华人教授发明的，就以为科技掌握在华人科学家手中。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华人教授的科研成果，都由海外高校转让给了企业家做转化。这些企业家通常是美国人，很少有华人。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都掌握在这些科技企业家手里，不在世界500强，不在大企业，也不在科学家手里。
过去40年，科技企业家在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是一套机制运行的结果。
“创业工坊”创始人查理·刘易斯（Charlie Lewis）有一句名言：“创业者都是瘾君子。”
创业这件事是会上瘾的。当创业者享受了一次创业成功的喜悦，公司上市或者被并购以后，他不会就此退休，他一定会继续创业。在国外，连续创业者是非常普遍的。他们可能创立过四五家公司，每家公司都呆了四五年以上，专门做技术转化和产品研发。
所以，好的科技企业家，不是什么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而是年龄在四五十岁，有工科背景，懂科技创新，又在企业内摸爬滚打十几年，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人。我们主张中国的产业界应该和这些国外的科技企业家对接，参与到这一轮全球创新的浪潮中来。
你可能会问，你总是说国外，那么，中国本土的科技企业家群体在哪儿呢？
要承认，中国高校的科研水平，总体来看，跟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而且，我们的高校离产业界也比较远。技术转让的时候，更倾向于把专利卖出一个高价钱，实现短期创收，而不是社会利用。加上，目前中国的信用机制还不健全。高校把技术转让给企业的时候，有很多的顾忌。所以，中国还没有形成先进科技大批量进入市场的局面，也就没有机会锻炼出一批专门从事科技转化的、有经验的企业家。
中国目前唯一比较通畅的技术转让渠道，是鼓励科技人员以离岗或者留职停薪的方式创业。但这一点和专业分工精神是违背的。会经营和会科研是两回事。科学家要投身企业经营，需要从头学习经商，需要从头了解所在的产业，还需要从头建立人脉。所以，科技人员创业即便有成功的典范，也形不成带动科技创业的核心链条。
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向国外学习，把这个链条补上。
就像我们中国当初逐渐建立和完善制造业一样。一开始我们学的是怎么跟国外的厂商配套，等到我们自己的制造能力慢慢成熟了，就可以完成整个产业链的对接，形成自己完整的制造业生态。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通过和先进科技对接，掌握技术转化的能力。这样若干年后，我们也能有自己的科技企业家阶层，具备直接和高校对接的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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