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各地方政府都熱衷於“招商引資”，吸引資本的入駐。今天，中國的地方政府普遍重視“招商引智”，也就是吸引高校和科學家入駐產業園區。問題是，入駐的高校和科學家明明很牛，但項目就是無法落地。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科研成果從高校轉讓出來以後，少了一個環節，那就是研發，把實驗室裡的技術轉化為科技產品。沒有這個環節，再好的技術也是空中樓閣。
1.產品化是一個專業活兒
我們講，高校做科研，企業做研發。科研和研發是兩個不同的階段，需要的是兩種不同的技能。
首先，科研追求的是單項領先，研發追求的則是平衡感。
科學家追求單一技術的突破，發明出一項突破性技術，發表了論文，工作就完成了。企業家要解決多項技術協同的問題，滿足實際應用。
舉例來講，一款手機，要解決好很多功能和設計的衝突。要想顯示亮度高，電池消耗就快，要想電池容量就大，手機的體積就會大。所以，很多功能需要取捨和平衡。如果每一項指標都追求做第一，反而做不好。
科研和研發的第二個不同，科研追求理論突破，研發追求的是技術性能的優化。
衡量科研創新性的是，一項技術的實驗室值、理論值實現了什麼樣的突破。而從實驗室成果變成實際可用的產品，還需要經歷漫長的技術優化過程。
舉個例子，鋰電池技術早就發明出來了，但當它配備到電動車上的時候，就出現了續航里程短的問題。這需要企業不斷優化鋰電池性能和電源管理，使它的輸出效率達到最優。此外，還需要從電動車的設計入手，想辦法為安裝鋰電池找到更多空間。以前的汽車設計只要預留出油箱的體積，現在的電動車要改動整個底盤。這樣許許多多微小的改進加總在一起，才有了電動車綜合性能的提升，使得今天電動車的續航里程最高可以達到1000公里。
你看，要想真正地改變世界，僅僅有科學是不夠的。科學只是提供了新式武器的原理，真正改變世界的是懂得打造出新式武器、能夠把武器的潛力發揮到極致的技術改進者，也就是企業家們。他們才是這個世界的第一推動力。
從這個角度來想，你就會理解，為什麼美國人那麼懷念喬布斯。喬布斯不是科學家，沒有什麼東西是他發明的。他的計算機水平也比他的合夥人沃茲尼亞克（Stephen Wozniak）差了不知道多少。但是他懂產業，懂用戶需求，懂得怎麼把最先進的科技成果完美地融入到產品裡，進而服務社會和市場。
企業家主導了技術轉化活動，完成了針對這項技術的產品化研發、融資、製造和銷售等重要的轉化環節，這樣才能真正完成技術轉化的整體操作。所以，國外高校做技術轉讓，更願意把技術轉讓給企業家來組織研發，而不是轉讓給發明這項技術的科學家。
2.小企業碾壓大企業
那麼，從事研發的企業有什麼特徵呢？
在我們的印象中，有創新力的都是大企業。大企業成立研究院來完成產品研發。比如，杜邦研究院、AT&T的貝爾實驗室、GE實驗室、施樂的帕洛阿爾託研究中心，都是世界知名的研發中心。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科技產品，都出自這樣的研發中心。
但是，到了上世紀末，情況就變了。新上市的科技產品背後，往往是一家小型的創業公司。大企業的創新，也往往是收購小企業的結果。
不信的話，看一組數據：1981年，美國70%以上的產業研發費用，是由員工數在25000人以上的大企業提供的。2000年以後，大企業的研發費用佔比迅速萎縮，小企業的研發費用佔比卻一路高歌猛進。發展今天，65%的研發費用都出自小企業。小企業成了創新的主力。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科學資源統計司的數據統計的結果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轉變呢？
原因是美國推出《拜杜法案》後，大大降低了技術轉讓的門檻。以前，要獲得一項專利，費用極其高昂，只有大企業才出得起。現在，幾十萬美金就能拿到，創業者也能參與了，個人也能直接和高校的技術轉讓辦公室談技術轉讓。費用不再成為一個問題。
那高校不看重轉讓費用，它看重什麼呢？
答案是企業家的資質。誰更能把這項技術商業化，就轉讓給誰。
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創業者跟大企業相比，就具有大得多的優勢。
大企業要獲得一項專利，最多隻會派一位部門主管或者律師和高校談判。
而創業者的重視程度就要高得多。他是自己家親自跑到高校去說，我會為了這項技術成立一家公司。我成立新公司的整個目的，就是要把這項技術孵化出來，做成產品。
大企業會同時進行多個產品線的研發，買專利一買就買很多。甚至它購買專利目的可能是防禦性的，為的是不讓競爭對手得到這個專利，或者不讓自己現有的技術有被替代的風險。專利被買下以後，可能被雪藏起來，不去推向市場。這可不是高校願意看到的。
但是，創業者就不一樣。他會說，這個專利對我來說就是獨苗，是寶貝。我要聘請教授做首席科學家，參與研發。而且，我還歡迎高校基金投資，在我的企業裡佔股份。
你看，這幾個條件比較下來，小企業顯得真誠很多、重視很多，那自然就對大企業就有著碾壓性的優勢。
北美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AUTM）數據顯示，從1980年到2017年，美國高校70%的專利都轉讓給了初創企業和小企業。
3.“招商引智”究竟該招誰？
好，回到一開始的問題。這些年，中國的地方政府開始從“招商引資”轉向“招商引智”，這個政策方向是對的。問題是，“招商引智”究竟應該招誰呢？
常見的誤區是招科學家，招院士、“千人計劃”獲得者，甚至到國外高校去挖華人教授。但實際上，我們應該招的是海外專門做技術轉化的企業家。這些企業家才是科技創新的主體。
科學家是技術發明人。這些技術只是職務發明，科學家沒有專利的所有權。專利的所有權歸高校，高校轉讓給企業家。企業家才是技術的實際控制人。科學家即便是企業的技術顧問或者首席科學家，也只佔企業很小的股份，沒有決策權。
我們如果只看新聞，就會有一種錯覺，看到大量先進科技是華人教授發明的，就以為科技掌握在華人科學家手中。但實際上，絕大多數華人教授的科研成果，都由海外高校轉讓給了企業家做轉化。這些企業家通常是美國人，很少有華人。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都掌握在這些科技企業家手裡，不在世界500強，不在大企業，也不在科學家手裡。
過去40年，科技企業家在美國已經成為了一個階層。這個階層是一套機制運行的結果。
“創業工坊”創始人查理·劉易斯（Charlie Lewis）有一句名言：“創業者都是癮君子。”
創業這件事是會上癮的。當創業者享受了一次創業成功的喜悅，公司上市或者被併購以後，他不會就此退休，他一定會繼續創業。在國外，連續創業者是非常普遍的。他們可能創立過四五家公司，每家公司都呆了四五年以上，專門做技術轉化和產品研發。
所以，好的科技企業家，不是什麼初出茅廬的大學生，而是年齡在四五十歲，有工科背景，懂科技創新，又在企業內摸爬滾打十幾年，有豐富管理經驗的人。我們主張中國的產業界應該和這些國外的科技企業家對接，參與到這一輪全球創新的浪潮中來。
你可能會問，你總是說國外，那麼，中國本土的科技企業家群體在哪兒呢？
要承認，中國高校的科研水平，總體來看，跟發達國家還是有差距。而且，我們的高校離產業界也比較遠。技術轉讓的時候，更傾向於把專利賣出一個高價錢，實現短期創收，而不是社會利用。加上，目前中國的信用機制還不健全。高校把技術轉讓給企業的時候，有很多的顧忌。所以，中國還沒有形成先進科技大批量進入市場的局面，也就沒有機會鍛煉出一批專門從事科技轉化的、有經驗的企業家。
中國目前唯一比較通暢的技術轉讓渠道，是鼓勵科技人員以離崗或者留職停薪的方式創業。但這一點和專業分工精神是違背的。會經營和會科研是兩回事。科學家要投身企業經營，需要從頭學習經商，需要從頭瞭解所在的產業，還需要從頭建立人脈。所以，科技人員創業即便有成功的典範，也形不成帶動科技創業的核心鏈條。
那怎麼辦呢？我們可以通過向國外學習，把這個鏈條補上。
就像我們中國當初逐漸建立和完善製造業一樣。一開始我們學的是怎麼跟國外的廠商配套，等到我們自己的製造能力慢慢成熟了，就可以完成整個產業鏈的對接，形成自己完整的製造業生態。同樣的道理，我們可以通過和先進科技對接，掌握技術轉化的能力。這樣若干年後，我們也能有自己的科技企業家階層，具備直接和高校對接的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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