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頂下撤到7800米時遇到上山的人。王學峰攝
中青報·中青在線記者 馬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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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5號，王學峰從北京出發，前往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他選擇了一趟中途要經停兩次的航班，為的是每人能免費託運40公斤行李。
他的行李一共有3件，彩色的登山包結實地摞在手推車上，免費的行李額“一公斤都沒浪費”。他將在半個月後抵達珠穆朗瑪峰南坡大本營。
海拔8844米的珠穆朗瑪峰北坡位於中國西藏境內，南坡位於尼泊爾昆布地區，無論從南坡攀登還是北坡攀登，最終都將到達同一個頂峰。
王學峰選擇了跟隨尼泊爾一家公司攀登，雖然這家公司剛成立不久，但是老闆有過不攜帶氧氣瓶攀登8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經驗。更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過為該公司拍攝視頻而免去部分登山費用。
但直到出發前兩個月，他還沒能湊夠一半費用。有贊助商為他提供了攀登需要的全部裝備，總值近5萬元，“光一套連體羽絨服就9999元，高山靴也要1萬元”。
與隊伍會合後，王學峰發現，這支由來自中國、巴基斯坦、印度、希臘、加拿大共12名隊員組成的國際隊並不像傳說中的“都是富佬”。他們“只是衣食無憂，能有這筆登珠峰的錢”。
同行的印度小哥是在印度賣房子的，這是他第二次來珠峰，第一次登到了距峰頂只有幾百米的地方。這次，他在出發前一個月才把錢交上。
比王學峰早一年登頂珠峰的李偉也選擇了從南坡攀登。他的理由很簡單——比北坡攀登便宜近10萬元，對攀登經驗沒有要求。在珠峰北坡，唯一一家登山公司把價格定在45萬元，同時要求登山者有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頂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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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加德滿都出發，只有兩列座椅的小飛機降落在海拔2845米的小村盧卡拉。
通常情況下，登山用的絕大多數物品由犛牛或直升機送抵大本營，隊員們只背常用物品，穿越分散在喜馬拉雅山脈周圍的夏爾巴村莊。
珠峰南坡線路上通常設立4處營地，海拔5980米的C1營地，海拔6400米左右的C2營地，C3、C4營地分別“懸掛”在海拔7300米、海拔8000米的峭壁上。夏爾巴人在營地之間往返，運送食物、燃料和氧氣瓶，保證8000米附近的C4營地有充足的必需品。
山上的“路”由“冰川醫生”夏爾巴人建設和維護，他們將繩端用冰錐固定進千年巖冰，連接起破碎凌亂的昆布冰川連接到一起，讓登山的人能夠通過珠峰南坡攀登線路中這段最危險的路線。
“以前山上的雪會有5英尺厚（1.5米），但現在幾乎只有1英尺（0.3米）厚了。我不確定是為什麼，有可能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攀登珠峰。”已經退休的“冰川醫生”昂·卡米·夏爾巴曾對媒體說。
從盧卡拉到海拔5346米的珠峰南坡大本營，隊員們要走上7-10天。登上山峰前的一個半月，這裡將是他們的家。
上千頂彩色帳篷點綴在昆布冰川下方的峽谷凹地，地面都是亂石。各個登山公司早在一個多月前進山劃定地盤，支起印著不同logo的高山帳篷。
這裡有四川廚子做的地道川菜，也有從德國運來的啤酒。公共帳篷空間足夠大，隊員們在這裡用餐、打牌、泡腳、敷面膜等。他們的排洩物會被挑夫集中背下山。
在大本營敷面膜 何玉龍供圖
大本營並不遠離死神。2015年雪崩曾將大本營淹沒。尼泊爾發生的8.1級地震導致普莫里峰雪崩，至少19人在此遇難。
29歲的何玉龍隨另一支15人國際登山隊抵達珠峰南坡腳下，在其他人“喘得都難受”時，他繞著帳篷跑步，還在一個30米的坡上練習衝刺跑。
李偉在這裡患上了咳嗽，這差點攔住他登頂的腳步。
大家都在適應海拔，也有有錢人坐直升機飛到加德滿都休整。等待好天氣“窗口期”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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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北坡大本營，北京大學珠峰登山隊的隊員們已開始了適應性訓練。唯一的女隊員魏偉將“散落”在珠峰上的營地稱之為“家”。
1960年5月25日，中國登山隊首次從北坡登上珠峰頂。與南坡設置不同，珠峰北坡大本營設立在海拔5200米處。
在8844米的漫長路程中，他們要經過海拔5800米的過渡營地、6500米前進營地、7028米的一號營地、7790米的二號營地和8300米的突擊營地。
大本營裡，年輕人偶爾看書看劇彈吉他。“其實挺難受的，因為有高原反應，早晚特別冷，中午又悶熱，沒那麼有意思。”隊員夏凡坦言，咳嗽、鼻子出血等都被視為“小毛病”，關注和管理好自己的身體是他們每天要做的事。
由於高原反應，魏偉頭疼得三晚沒有睡著。她抱著帳篷裡的太陽能電池板，數上面的小格子。“至今都記得有108個格子，就是睡不著。”
“珠峰真的是一座大山。”魏偉說，“北京的香山兩小時我們能跑完一趟，海拔6000米的山峰當天衝頂就能完成下撤。但是在珠峰，從大本營出發，衝頂花了一週時間。”
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學迎來建校120週年。山鷹社想以登頂珠峰的儀式為母校慶生。他們為此準備了3年，並爭取到了來自學校和校友的經費支持。
從2016年開始，由北大山鷹社隊員、北大教師和校友組成的珠峰登山隊開始進行系統訓練。這包括每週至少一次進山拉練，他們去的最多的是北京的陽臺山，每次負重爬3個來回。北大王克楨樓，地下二層到第二十層，隊員們每次訓練需負重20公斤，4小時內往返42趟，三年累計爬升高度相當於10座珠穆朗瑪峰。夜裡11點出發，徒步一整天，在東靈山繞一個50公里的環線。隊員莊方東的運動手錶記錄下3年訓練期間消耗額熱量，26萬千卡。“這相當於大約450斤米飯的熱量。”
“最開始是累，到後來就麻木了，因為你的目標在那裡。”隊員夏凡坦言，隊伍的狀態在2017年夏天達到最佳，10月份他們登上了世界第六高峰卓奧友峰。在珠峰大本營，他們自信屬於“比較強壯的，也是有經驗的”。
5月14日凌晨，隊員揹著氧氣瓶，向頂峰前進。在這支隊伍中，海拔7000米以下，睡覺和訓練都不配給氧氣。如果成功，他們將是登頂珠峰歷史上平均年齡最小的團隊。
整個隊伍經過第一個困難點——北坳冰壁，隨後山路雖然陡峭，但隊員仍能“像走路那樣爬”。
在一名隊員的印象中，整個爬山的過程無聊又單調，“就是沒完沒了地走”。他會想一些平時想不通或是當時做得不太好的事。“我想如果我爬山花得時間太久，老師讓我延遲畢業，我該怎麼給他解釋、怎麼逗他開心。”
過了海拔8300米的突擊營地，山上飄起了雪，與之相伴的還有強勁的山風，行進道路能見度非常低。雪打到身上，衣服上很快披上一層厚厚的冰殼，雪鏡上形成了一層抹不掉的冰沙。
魏偉卸掉雪鏡往前走，很快感覺上下睫毛被凍在了一起。為了睜開眼睛，她拔掉睫毛上的雪，事後才發現，睫毛少了一半。
大家的視線裡只有頭燈打出來的一束光、路繩和自己前面藏族協作的腳印。
海拔8680米至8720米，近乎垂直的4米高的巖壁被稱為“第二臺階”，隊員踩著鋁合金梯子向上攀登。那些路繩“最老的可能在山上待幾十年了”。
再往上的路段更難走，“暴露感非常強”。攀登者要貼在崖壁上完成橫切，夏凡感到恐懼。最險峻的一段崖壁幾乎呈90度，隊員落腳處的岩石不足半塊磚的面積。從雙腳間的縫隙望下去，海拔6000多米的那些冰川鋪在下面。
“一邊是陡峭的山脊，一邊是萬丈深淵。你從這個地方掉下去，可能得三四天才能落地。”攀登前，有隊友打趣道。
事實上，攀登者不會落到山腳。幾乎每個登珠峰的人都見過被風雪掩埋的遇難者遺體。
一名隊員在崖壁上橫切時踩空，因為拴在路繩上，只向下墜了幾米。在滑落的地方，旁邊是一個遇難者的遺體，他能看到遇難者的手套，“他好像背靠著山坡，面對著山下坐著”。
登山的人看到遺體，感覺更多的是瞬間的敬畏，他們將其視作山的一部分。很快，他們繼續專注到自己的路繩和身體上。
“在山上很難有那種共情的力量，沒有多餘的精力去想這件事，或者說是一種生理上導致的麻木，我們只能走好每一步。”夏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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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坡上，掐算著大窗口期的隊伍出發前，會在大本營舉行煨桑儀式。大家坐在煨桑臺前，焚燒松柏枝，誦經祈福，請求山神能夠接受他們的攀登。隨後，即將出發的人互相搭著肩跳起了舞蹈。
南坡攀登的第一個危險地段是海拔5300米到6100米之間的昆布冰川，超過四分之一的遇難者在這裡葬身。
人們踩著“冰川醫生”搭的鋁梯，通過深不見底的冰裂縫，巨大的冰塔懸在頭頂上方。從這裡上山的路段幾乎每天都經歷被毀，緊接著被“冰川醫生”整修。2014年，昆布冰川發生冰崩，至少15名夏爾巴人在這裡遇難，這也是珠峰南麓史上重大山難之一。
從深夜1點開始，登山隊陸續出發。黑夜裡的冰川狀態最為穩定。而到了白天，在太陽的照射下，冰層隨時都會斷離、崩塌。
王學峰記得成功登頂返回大本營時，一名隊員在冰裂縫前害怕地哭了起來，不管旁人怎麼勸都不肯把腳邁上鋁梯。
“兩側浮冰大的有幾層樓高，隨便一塊砸下來，大家肯定就沒命了。必須以最快的速度通過這裡。”何玉龍說。大部分時候，他們通過這裡需要4-5個小時。
過了昆布冰川，隊伍進入西冰斗——一段“很長很緩的大雪坡”。這是最不危險的地帶。完成這一段，他們將在海拔6400米的營地休整。
何玉龍在這裡的營地見到了雪崩，“雪崩過後，你的視野裡全是白色的泡沫。即便是小雪崩，聲音還是很大。”
隊員在C1營地遇到雪崩。何玉龍攝
按攀登計劃，他們將要攀登洛子冰壁，再通過冰岩混合的路線，到達海拔7900米的珠峰南坳，最後沿東南山脊登頂。這些不會在一天內完成，從大本營出發到登頂，需要一週左右。
過了海拔7000米，何玉龍穿著“不影響攀登的最厚的衣服”行進，還覺得冷。他需要走五六步就停下來，喘幾口氣，他有意識地活動著手指和腳趾，以免凍傷。
接著，他們要上海拔7300米的洛子冰壁，要靠冰爪和繩子往上爬。
沒有鋁梯的七八米冰壁上，何玉龍看到有隊員“拿膝蓋跪到坑窪的地方”，費勁地向上爬。在他看來，那是最錯誤的動作。後來他知道，那名“連基礎的技術要領都沒掌握”的隊員已經爬過兩三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
海拔8790米的希拉里臺階上，穿著醒目顏色羽絨服的人排起了長隊，一面是萬丈懸崖，一面是一個冰岩石結合的斷面，斷面之外又是懸崖。
何玉龍已經站了40分鐘。實在凍得不行了，他拍了拍前面印度姑娘的肩膀說，“繼續向前走。”印度姑娘扭頭問他，“告訴我，我該怎麼走。”
他一手扶著冰壁，一手操作著主鎖，藉著冰爪踢向冰壁的力迅速完成“超車”。這個動作極其危險，但他不想在寒風凜冽中繼續等待，消耗著氧氣和體能。
王學峰認為，能像何玉龍這樣“超車”的人不足3%，當季381名登山的人裡不超過10個人能做到。
“菜鳥遇菜鳥，就是最危險的時候。不管上山還是下山，兩個人卡那兒，後邊耽誤的是一隊人。”何玉龍說。
事後，有人形容那一段的擁堵：好像珠峰有了一條巨長的拉鍊。
北大山鷹社登頂珠峰後下撤。夏凡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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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坡的王學峰和隊友在一個月圓之夜衝頂，比別的公司提前了兩天。
判斷什麼時候衝項是個技術活。一家第一年做珠峰生意的攀登公司提前衝頂。山上的部分路段還沒有修好，加上天氣惡劣，海拔8000米的C4營地氧氣瓶儲備不夠，這支隊伍一度離死亡線很近。他們通過對講機向各公司呼救，“誰有氧氣！”最後，一家較大規模的公司幫他們解了圍。
從南北坡完成4次登頂珠峰的王靜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衛星技術只能預測風雪的到來，但在具體的時間和規模上都會有誤差。“大窗口各隊都能抓住，但是對小窗口的捕捉各不相同。所以，能否根據衛星技術及山裡具體氣候作出最後的準確判斷，是測試登山領隊水平的一塊試金石。”
海拔8000米，王學峰感覺到了“非常兇猛，聲音很狂躁”的風，他凍得鼻涕流不停。“8000米之後很容易接近死亡。”
他和隊友看到了遇難者遺體。看起來，那只是一個在休息的人，可“活著的人怎麼會露一截肚皮在外面”。
他們後來聽夏爾巴人嚮導說，那是一位無氧攀登洛子峰的人的遺體，他已經登頂了，下山時可能死於高山病，也可能死於體力不支。
登山過程中，王學峰一共看到了兩具遺體，第二具被睡袋包裹著，露出一個手套和一隻鞋子。
進了帳篷，三個人哭了起來。王學峰對著鏡頭說：“我不知道明天自己的狀態怎麼樣，我可能不會登頂，但我一定會平安地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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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的隊伍在晚上8點出發。他的咳嗽持續了近兩個月，儘管中途飛到加德滿都輸了一週液，回到大本營時又不好了，肺像拉風箱一樣。
在從事戶外教育的近20年裡，他對自己的體能和登山技術都很自信，但這次攀登中，他依然經歷了許多“生不如死”的時刻。氧氣面罩裡都是冰碴子，他腦海裡浮現著孩子的臉，一直在給他加油。每前進一步，他就得停下來休息十幾秒。
路上，他們偶爾能看到下撤的人，那些得了高山肺水腫或腦水腫的隊員被防潮墊裹著、繩子捆好，由幾名夏爾巴人拖拽著下山。
海拔8300米左右，李偉的一隻眼睛突然看不見了。他開始想放棄，甚至想過會不會死掉。“再堅持一下。”他給自己鼓勁兒。
第二天凌晨5點，隊伍到達海拔8500米處一塊被稱作“陽臺”的特殊懸崖。攀登者在這裡更換氧氣瓶，就著熱水吞下凍上的能量膠。“太陽出來了，我眼睛又能看到了。”李偉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憶，“那個時候有一種空靈的感覺，走好每一步就好了，其他外面的世界跟我都沒關係，那個時候你真的沒有能力去照顧別人，只能關心自己。”
王學峰到現在都不知道衝頂當天，自己的氧氣面罩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吸不進氧氣，怎樣吸都感覺吸不進。”夏爾巴協作幫他更換新的氧氣瓶，也沒有任何作用。他摘掉氧氣面罩，開始呼吸海拔8000米的空氣。但很快，缺氧讓他有了更強烈的窒息感，“胸悶，喘不上氣來”。
隨後的攀登路上，他在摘面罩和戴面罩中循環，這耗掉了他很多體力。打頭陣的他慢了下來，直到其餘隊友全部超過他。
他弓著背往上爬，大口喘氣，“抬頭都費力氣”“太累了，好大的風啊”，相機記錄下了這一幕。
撐到8500米時，他終於向自己的夏爾巴嚮導說，“我要下撤”。
這名夏爾巴人不停地鼓勵他：“堅持一下，你可以的！”
不久後，他看到了珠峰頂，但糟糕的身體狀態仍沒有好轉，他再次向嚮導提出：“我要下撤，只有1瓶氧氣，夠我上去，也不夠我下去了。”
距山頂不到300米時，夏爾巴嚮導把自己的氧氣裝備換給了他，示意他繼續攀登，此前他一直拒絕了王學峰提出交換裝備的請求。
王學峰看到他不停地敲擊著氧氣面罩，隱約也擔心這個第一次攀登珠峰的年輕夏爾巴人會不會冒的風險太大了。前一年的登頂人數、夏爾巴人嚮導的成功經驗，都是登山探險公司招攬客戶時的競爭力。
喜馬拉雅山脈上，氧氣面罩出現問題遠不止王學峰一個人。何玉龍的夏爾巴人嚮導在海拔8700米時氧氣面罩也突然壞掉。
“我當時就蒙了，如果他下撤，我也一定要下撤，可是我離山頂這麼近了，下撤還不是因為我的原因。”即便自己身體狀態良好，他也不能接受自己獨自面對剩下近200米未知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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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坡和北坡攀登的4支隊伍都沒有籤“生死協議”。
出發前，登山公司為每名隊員買了保險。也有隊員主動寫下了遺囑。
“體能、技術、裝備等都跟死亡率相關，我已經盡全力準備了。如果真的遭遇雪崩或者地震，那也就認了。”李偉尊重那些留在山上的人，但他從出發時就告誡自己，“登頂並不是目的，登頂是為了更好地回家。”
“珠峰不是最難的山峰，但本身的海拔就是第一殺手。很容易讓人喪失判斷力和正常人的思維。”2013年登頂珠峰的張翔海曾說。
2019年，珠峰南坡“堵車”成了熱議的焦點。有媒體聯繫王學峰採訪。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個交通廣播電臺記者，與他電話聯繫。
“他們就是想套我話，要我說出來‘堵車’造成死亡的事件那麼嚴重，為什麼如果有死亡危險還要去登山。”王學峰認為，堵車不能判斷為直接死亡原因，“堵車造成直接死亡的可能是兩個人，這兩個人也可能隱瞞了病情。”
“我說的恰恰是相反的，不是記者他們想要的一個答案。從我自身的登頂經歷，看待這個事情，我可以給你一些正能量的積極的東西，而不是他們想要的負面的新聞。”
何玉龍覺得自己可能就在“珠峰堵車”的那張照片裡。這並不是他在8000米級雪山上經歷的第一次擁堵。此前，他登頂海拔8163米的馬納斯魯峰時也遇到了擁堵。人們排著隊走上峰頂拍照留念，他在上面凍了兩個小時。
回到大本營，很多媒體也都找到他，希望他談談珠峰上的堵車和死亡。他總結了一份“通稿”——窗口期短、攀登者技術和體能不足。
“現在新起來的一些探險隊，可能為了商業，放低門檻，在攀登策略上更激進。”王靜坦言。
在何玉龍看來，很多稍微有點錢的人不練技術就想去爬珠峰，人為地增加了珠峰上的危險。“沒爬過的人都認為登珠峰是一件簡單的事，覺得只要有錢，夏爾巴人抬也能給你抬上去，但這是非常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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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5日早晨8點半，北大山鷹社登頂珠峰。
珠峰頂沒有夏凡想象得大，是一個三四平方米左右的斜坡平臺。他們曾登頂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奧友峰山頂“跟足球場那麼大”，“登頂後還得到處走走找最高處”。
隊員們在頂峰錄製了對母校祝福的視頻。魏偉也在山頂接受了男朋友的求婚。持續3年的北大“珠峰攀登隊”終於將這件事做成了。
“登頂的時候大家不會有特別大的情緒波動，因為是一步步、一點點走上去的，所以那個激動並不是一瞬間、一下子從0到100。自己每走一步都更靠近山頂，情緒會更高漲一點，但那種情緒的高漲更多的是給你一種往下走的動力。”魏偉說，“登珠峰十萬步，每一步都算數。”
2019年5月20日，王學峰登頂後渾身在發抖。他沒有看登頂時間，因為除了走路和呼吸，他不想做任何動作。他的單反和四五個備用相機拿出來就“掛”了——凍得無法開機。他沒能按計劃為隊友拍攝登頂的畫面和視頻。他覺得自己像做錯事的孩子，畢竟登山公司請他拍攝才免了大部分費用。
他在下撤時遇見“像穿成串兒”的登山者，還同正在上山的何玉龍打了招呼。上山與下撤使用著同一根路繩，下撤的人解開自己的鎖具向下扣，上山的人將腰間的上升器向上推。短暫的瞬間，互不認識的人都會拉拉手，互相拽住對方腰間的安全帶以形成保護。這是王學峰在山上體會到的溫暖的舉動。
在王靜看來，登頂並不意味著成功，九成的遇難者是在下山過程中遇難的。
從頂峰下來，李偉像醉酒一樣，走不穩走不直，最後昏在帳篷門口，他不記得自己的高山靴、冰爪是誰幫忙脫下。迷迷糊糊中他感覺到有人喂他紅糖薑茶水。一整夜，有人不時拿手指在他鼻孔上試，看是否還有氣息。
王學峰下撤到8000米的C4營地時，他想，“給我1000萬我都不會再來了”。一晚的休息讓他體能恢復了不少，下到海拔7000米，王學峰的心情和狀態都不錯，那時候他又想，“嘿，給我50萬我就再來一趟”。
何玉龍的隊友Donald Lynn Cash沒有這麼幸運，下山時死在了海拔8750米的地方。54歲的美國人Don,是個酷酷的老頭，因為攀登雪山丟過三根手指，卻一直沒有放棄登山。
消息是隊長告訴他的。那時何玉龍剛剛下撤到C4營地。隊長拉開帳篷，沒有任何語言鋪墊，“Don在下山時死了，死於心臟病。”
“當時我完全控制不了，狂哭。我們55天在一起吃飯，聊天，他就這麼死了。”半年之後，何玉龍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提起這件事，依舊紅著眼。
他知道“每年珠峰大概都會死四五個人”，但那只是個冰冷的數字。他是民間公益救援機構藍天救援隊的隊員，他們到事故發生地救援，在河邊打撈屍體，他一直認為自己面對生死時會很釋然。
但在營地裡，何玉龍覺得後怕。他問自己：我為什麼登山？
夏爾巴嚮導用一把安全鎖把Don的遺體固定在路繩上，身著藍色羽絨的Don像貼著崖壁站立一樣，看著遠方。
“能把Don的遺體運下山嗎？”何玉龍問。登山公司回覆他，可以，要100萬美元。空氣稀薄，直升機無法飛到這裡，需要組織四五位夏爾巴人上山到海拔8750米，這相當於又一次的攀登。而且窗口期即將結束，再上山面臨的危險不可預估。
不僅有的人永遠地留在了海拔8000米的雪山裡，還有廢棄的氧氣瓶和包裝袋。這在海拔5000米至7000米的很少見。
“大家的環保意識很強，這些應該不是故意扔在這裡，而是根本沒有能力帶下來。”何玉龍觀察到，有探險公司組織人上山撿垃圾，而且為了鼓勵登山者保護環境，大本營門口有專門收垃圾的地方，按公斤稱重後付錢。
回到大本營，沒有了出發時的熱鬧，顯得寂靜。2019年春季登山中，珠穆朗瑪峰上共有11人遇難，9名發生在南坡。
這次攀登中，何玉龍失去了1位隊友，3名隊友截肢，1名患上雪盲。有受傷的隊友在6400米的營地坐直升機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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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山鷹珠峰隊安全回到珠峰大本營，人群已經在迎接他們。除了開心，夏凡隱約間有種盛宴將散的傷感。對他們來說，登珠峰更像是一個項目，從城市裡的訓練走到珠峰腳下。
“真正的攀登者不會說‘征服山峰’，‘征服’這個詞很刺眼，非常不適。”夏凡說。
李偉終於從南坡登頂珠峰，準備“登頂感言”還沒說，他就哭了出來。
拍照後，他拒絕下撤，只想閉眼睡覺。夏爾巴協作警覺地拿了另外一條備用繩子，在李偉腰間的安全帶上打了一個結，將他往下拖。
有過類似經歷的攀登者都明白，人在極度缺氧的條件下會反應遲鈍，失去意識和判斷能力。一旦坐下休息，他將面臨缺氧、失溫甚至死亡的風險。
珠峰之行，李偉瘦了21斤，他覺得最美的景色不是珠峰頂，而是在珠峰旁6119米的羅布傑峰拉練時看到的，那時他還沒咳嗽，天氣很好，遠遠望去，被雪覆蓋的洛子峰、馬卡魯峰、珠穆朗瑪峰一字排開。
站在這個藍色星球的最高點，何玉龍第一次覺得“太神奇了，你能感受到地球是圓的”。他說，拍的登頂照片能明顯感覺到弧度，而他站的位置是這段圓弧的頂點。
他們都活著下山了，在山下，很多人都引用了這樣一句話：“我們並沒有征服珠峰，只是珠峰讓我們感受到了她溫柔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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