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之謙
（1829年8月8日－1884年11月18日）
初字益甫，號冷君；後改字撝叔，號鐵三、憨寮，又號悲庵、無悶、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陽、奉新知縣，工詩文，擅書法，初學顏真卿，篆隸法鄧石如，後自成一格，奇倔雄強，別出時俗。善繪畫，花卉學石濤而有所變化，為清末寫意花卉之開山。篆刻初學浙派，繼法秦漢璽印，復參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詔、漢鏡、泉幣、漢銘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掃舊習，所作蒼秀雄渾。青年時代即以才華橫溢而名滿海內。他在書法方面的造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隸、篆的筆法融為一體，相互補充，相映成趣。趙之謙曾說過：“獨立者貴，天地極大，多人說總盡，獨立難索難求”。他一生在詩、書、畫、印上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終於成為一代大師。
自幼讀書習字，博聞強識，曾以書畫為生。參加過三次會試，皆未中。四十四歲時任《江西通志》總編，任鄱陽、奉新、南城知縣，卒於任上。擅人物、山水，尤工花卉，初畫風工麗，後取法徐渭、朱耷、揚州八怪諸家，筆墨趨於放縱，揮筆潑墨，筆力雄健，灑脫自如，色彩濃豔，富有新意。其書法初師顏真卿，後取法北朝碑刻，所作楷書，筆致婉轉圓通，人稱“魏底顏面”；篆書在鄧石如的基礎上摻以魏碑筆意，別具一格，亦能以魏碑體勢作行草書。趙之謙篆刻初摹西泠八家，後追皖派，參以詔版、漢鏡文、錢幣文、瓦當文、封泥等，形成章法多變，意境清新的獨特風貌，並創陽文邊款，其藝術將詩、書、畫印有機
結合，在清末藝壇上影響很大。其書畫作品傳世者甚多，後人編輯出版畫冊、畫集多種，著《悲盦居士文》、《悲盦居士詩》、《勇廬閒詰》、《補寰宇訪碑錄》、《六朝別字記》，其印有《二金蝶堂印譜》。此外趙之謙撰有《張忠烈公年譜》，以編年的形式敘述明末抗清名將張煌言的一生。書法生涯
趙之謙在《章安雜說》中記道：“二十歲前，學《家廟碑》，日五百字。”可見其於顏體，用功極勤。然而時世之變，帖學漸衰，碑學方興，歷史潮流，不可抗拒。正如康有為所說的：“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涇縣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蘊奧。大啟秘藏，著為《安吳論書》，表新碑，宣筆法，於是此學如日中天。迄於鹹、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趙之謙處於此時此境，以其性格，絕不甘落人之後，憑其才能，亦必定成為時代的弄潮兒。
趙之謙避走溫州後，有空閒得讀《安吳論書》，深為包安吳理論所折服。在《章安雜說》中已看出他傾心六朝古刻之心態：“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駭，智士哂耳。瞪目半日，乃見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設，移易不得。必執筆規模，始知無下手處。不曾此中閱盡甘苦，更不解是。”又云：“安吳包慎伯言，曾見南唐拓本《東方先生畫贊》、《洛神賦》，筆筆皆同漢隸。然則近世所傳二王書可知矣。重二王書始唐太宗。今太宗御書碑具在，以印世上二王書無少異。謂太宗書即二王書可也。要知當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模勒之事，成為迎合。遂令數百年書家奉為祖者，先失卻本來面目。而後八千萬眼孔竟受此一片塵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論實千載萬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達言，書以唐人為極，二王書唐人模勒，亦不足貴，與餘意異而同。”其於書不滿足於二王也如此。於是，他開始了學習書法的轉折，漸與二王系統分道揚鑣了。在他赴京之後，與沈均初、胡甘伯、魏稼孫等相聚，皆癖嗜金石，其時他正著手重編《補寰宇訪碑錄》，大量蒐羅古刻，尤其是得《鄭文公碑》，最為之心儀。三十五歲前後年餘時間，每日流連往返於琉璃廠，奇賞疑析，晨夕無間。
上溯秦漢，下開風氣，篆隸行融會貫通
趙之謙於篆書，或因其學篆刻，最初源自鄧石如、吳讓之，其次受同事胡澍影響。當時的篆刻，皆以小篆入印。
趙之謙亦學此而只擅長小篆，大篆作品極少，能見得到的僅一橫額，故不足論。清代善篆書者以鄧石如為第一，這在趙的時代已成定論。其他如王澍、洪亮吉、錢坫、孫星衍等篆書高手，皆重玉筋篆，乏變化，不合趙之謙性格，故不為趙所重。鄧之後，張惠言、吳讓之、德林傳其篆法。而同事好友胡澍則於此道有專長。趙在五十四歲為弟子錢式臨《嶧山碑》冊時寫道：“嶧山刻石北魏時已佚，今所傳鄭文寶刻本拙惡甚。昔人陋為鈔史記，非過也。我朝篆書以鄧頑伯為第一，頑伯後近人惟揚州吳熙載及吾友績溪胡觰甫。熙載已老，觰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觰甫尚在，吾不敢作篆書。今觰甫不知何往矣。錢生次行索篆法，不可不以所知示之，即用鄧法書繹山文，比於文寶鈔史或少勝耳。”這其中透出種種信息，其中根本性的則是師法鄧石如。然而，趙之謙與吳讓之的最大區別，便是不墨守成規，師法鄧石如而不死守鄧法，化人為己用。他評鄧石如，天分四，人力六；而包世臣天三人七；吳讓之天一人九；自己則是天七人三。憑天分則在諸人之上。因此，從心底裡，他也不服鄧石如，以為經過努力，除卻“起訖不乾淨”五字病，則有鄧、包諸君不能到者。
趙之謙三十四歲臨《嶧山碑》冊及前後篆書作品，結構在鄧石如、胡澍之間，筆力尚乏沉雄。中年為鶴年臨李陽冰《城隍廟碑》等篆隸二體團扇中篆書，將結構美化到了一個極致，在鄧石如、吳讓之、胡澍之外，別出新意。而此新，則主要在於“結構”之美。 隸書對於趙之謙，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附帶性的書體。他曾說：“生平因學篆始能隸，學隸始能為正書。”正書—北魏書是趙之謙用力最勤、亦最得意者，自稱“僅能作正書”，篆隸則是為正書的學習作鋪墊。當然，這只是一種說法，而實際上趙之謙的篆書已如前述，而隸書亦自成家。
趙之謙作品最多、傳世最廣的是行書。三十五歲前作品多行書，皆自顏體，細審之，與何紹基有同出一轍者，溫文爾雅，雄渾而灑脫。三十五歲時，在四月為厚夫作行書七言聯：“參從夢覺痴心好，歷盡艱難樂境多。”還依然顏面，而在一個月之後為子蓴作行書八言聯：“春雲乍陰，窗外疑夕；午睡未足，枕中游仙。”則開始疏遠“顏風”了，在十月作篆書四言聯為魏稼孫補款時，則字形由長方變方扁，雖然點劃還未完全脫離“顏風”，而已由量變開始質變。三十六歲之後此種顏體行書便再不復作。三十七歲前後以北碑法試作行書，多牽強之處，其自評之“起訖不乾淨”五字病，在這一時期可以明顯看得出，轉折不自然，筆力亦靡弱。
眾所周知，趙之謙北魏風行書是其獨創，前無古人。鄧石如開北魏書風氣，而其行草則不作中鋒行筆，而用卷鋒，裹筆而行。包世臣亦然，字型則未脫唐人風範。唯有趙之謙，始將北魏書筆法直接運用到行書之中。因此，它沒有前人所遺留下的“參照物”，而且由於北魏書獨特的用筆方法：卷鋒加側鋒轉換為中鋒，很難於連貫。對此，趙首先是在“文稿”小行書，或者說小字落款中得以解決。四十歲前後的款書已經自然老到而全然無生硬之處，雖筆力還不夠渾厚，而行筆已無不暢。從某種意義上講，其行書作品的完全成熟要晚於正書、篆書以及隸書，是最後才得以羽化成形的。四十五歲以後，心手雙暢，已能隨心所欲，故而一任自然，從筆驅毫，揮灑自如。趙之謙曾自稱：“行書亦未學過，僅能稿書而已”。其實趙之謙晚年作品中行書佔八九成，是其作品之重心。只是世間以北魏正書論趙之謙，而忽略其它書體，以至於視北魏風行書為“趙之謙北魏書”，而不予以區別。大凡有成之書家，必自正書入，而以行書結。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趙孟緁、董其昌……，皆如此。近代書法，多掛軸於牆面來欣賞，更是注重行書作品。儘管趙以北碑名世，傳世仍以行書為多。這大概是世人對書家的要求。一個人的書風，各種書體最終如果能得到統一，則其必具獨到風格。五十歲之後的趙之謙，尤其是他最晚年的作品，各種書體均已達到了“人書俱老”的境界。所可惜的，是趙之謙平生少作草書，從中年草書《為犍汀草書集聖教序聯》觀之，渾厚質樸中見飄逸，亦全出自北魏筆法。
行書七言聯 31歲 紙本 130×33cm 私人藏
行書七言聯 無年款（約34歲） 紙本 120.5×29.3cm 私人藏
篆書五言聯 37歲 紙本 83.5×19cm 私人藏
二體書團扇 37歲 絹本 25×26cm 私人藏
隸書八言聯 無年款（約38歲） 灑金箋本 167.5×34.5cm 私人藏
隸書七言聯 40歲 紙本 75×45cm 樽本樹村藏
行書自作詩團扇 39歲 絹本 24×24.5cm 私人藏
篆書老子《道德經》團扇（與胡澍合作） 39歲 絹本 私人藏
二體書團扇 40歲 絹本 25×25cm 私人藏
篆隸二體書團扇 無年款（約40歲） 絹本 25×25cm 上專山人藏
楷書集《急就篇》七言聯 41歲 紙本 127.5×30.1cm 笠井雋堂藏
篆書七言聯 42歲 紙本 138×25.3cm 私人藏
二體書團扇 41歲 絹本 25×26cm 中島籃川藏
楷書四言聯 53歲 皮箋本 128×32.6cm×2 鳴聖軒藏
篆書七言聯 無年款 紙本 初見一雄藏
行書七言聯 無年款 絹本 119×34.5cm 私人藏
隸書五言聯 無年款 紙本 私人藏
楷書七言聯 無年款 紙本 私人藏
行書八言聯 無年款 蠟箋本 243×44.5cm 榮豐齋藏
篆書七言聯 無年款 紙本 126×23cm 安藤豐村藏
行書團扇 無年款 金箋本 25×25cm 私人藏
行書扇面 無年款 紙本 18×51cm 私人藏
行書扇面 無年款 紙本 18.5×52.5cm 私人藏
隸書“傳研山房”額 無年款 紙本 58×132.5cm 私人藏
致夢醒信札一冊 46歲、47歲 等信箋本 私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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