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和元稹的诗歌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

叙事直切,描绘真实,明白晓畅,平易浅显,叫做通俗。中国古代许多著名文人都推崇通俗。王充《论衡·自纪》云:“

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所谓明言露文,即指通俗。王充又说:“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这是对通俗的形象比喻。钟嵘在《诗品序》中,极力反对用典。他说:“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清晨登陇首”、“月照积雪”等佳句,“皆由直寻”,非常通俗,而不是出自经史的。白居易则有意识地追求通俗。苏轼赞之为“白俗”,王安石誉之为“白俚”。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美之为“务在分明”清代的沈德潜称之为“浅易”(《说诗语》)“平易近人”《唐诗别裁评语》),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云:“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可见,白居易的通俗,并非脱口而出,而是在吸取人民意见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加工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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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绘图

白居易的好友、新乐府运动的参加者张籍的诗,也平易晓畅。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就表明,通俗是来之不易的。在唐代诗人中,从理论上到创作实践上都提倡通俗的,是白居易和元稹。他俩既是诗友,又是挚友,世称元白他们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们主张通俗,就大大地促进了中唐诗歌的改革。特别是白居易,影响最大。他的《与元九书》可以说是中唐诗歌改革的纲领。论述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中,也生动地描述了他的诗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上自玉公贵族、达官显要,下至黎民百姓,贩夫歌妓,无不喜诵白诗。“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白诗者。士庶、僧徒、媚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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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绘图

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白居易诗,“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体…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本人也见到村校、诸童要求他教授元白诗的动人场景。为什么元、白之诗(特别是白诗)能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俗。元稹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就自谦他是探求“思深语近”的“浅之词”的,至于对待白居易,则推崇备至。那么,通俗的特点究竟何在呢?用白居易的话来说,就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所谓“易谕”就是通俗易懂,所谓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如果概括成六个字,就是:质朴、率真、切实。这是通俗的根本特点。

白居易和元稹的诗歌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

元稹作品绘图

​这里,通俗已不仅是个形式问题,而且也是个内容问题。内容是求实的,形式是纯朴的,才符合通俗的要求。白居易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见,他之所以不尚华彩,只求通俗,乃是为了歌咏苍黎的痛苦,希望皇帝能够知道,这就显示出白诗“

”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说明诗人之所以追求通俗,并不单是为了博取百姓的青睐,而更是为了反映人民的疾苦,因此,诗人追求通俗的目的是高尚的,而不是为通俗而通俗。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所提倡的通俗,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唐诗歌发展史上的巨大潮流。但是,凡是新事物的出现,总要遭到形形色色的保守势力的非议、嘲笑、反对,甚至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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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雕像

因此,当元、白通俗的诗风出现之时,也受到很多人的诋毁。诚如白居易所说,“言未闻而谤已成”,“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与元九书》)。有的说白居易沽名钓誉,有的则诋讦之,有的则讪谤之。甚至于骨肉妻孥,皆以诗人为非。而不以诗人为非者,也不过元稹、邓鲂、唐衢三两人。可见新事物的成长,是多么艰难啊!但诗人决不知难而退,而是迎着险浪上,为开创通俗的诗风不惜代价。他说:“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药良气味苦,瑟淡音声稀。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人竟无奈何,呼作狂男儿。”(《寄唐生》)这就表明,通俗诗风的诞生不是一帆风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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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草堂

白居易不仅在理论上提倡通俗,而且在创作上也实践通俗。他的《秦中吟》《新乐府》就是推行通俗诗风的力作。在《轻肥》中,诗人揭露了统治阶级内臣、大夫、军山珍海味的奢侈生活,最后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结。这种强烈的对比,与杜甫写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杜陵叟》中,诗人愤怒地谴责了统治阶级急敛暴征鱼肉农民的罪恶行径:“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里,对封建官吏的揭露,可谓字字见血,淋漓尽致!仿佛连珠炮似地打在统治者的身上。至于元稹,也追求通俗,其《旱灾自咎贻七县宰》诗云:“村胥与里吏,无乃求取繁符下敛钱急,值官因酒嗔…强豪富酒肉,穷独无刍薪。俱由案牍吏,无乃移祸屯。”

白居易和元稹的诗歌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

杜甫雕像

这里,愤怒地控诉了官吏的横征暴敛的罪行,生动地描述了贫富的对立。其《田家词》云:“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种得官仓珠颗谷姑春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这里,形象地描绘了农民艰苦的劳动生活和纳税交租卖屋的凄惨状态。其《织妇词》云:“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征早。”诗中描写了丝税之重和织妇之苦,语言质朴通俗,用元稹对他自己的诗的评价来说,就是“词直气粗”(《上令狐相公启》)。正由于元稹和白居易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相同、相近之处,因而形成了共同的诗风—通俗。

白居易和元稹的诗歌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

白居易诗词

通俗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因此,它浅而深,而不是浅而薄。它浅中藏深,寓深于浅浅,显示出它的通脱、俗拙;深,表明了它的深刻、充实。叶燮《原诗》云:白居易的“重赋、致仕、伤友、伤宅等篇,言浅而深,意微而显。”薛雪云:“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一瓢诗话》这都道出了通俗的妙处。金代诗评家王若虚说:“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捻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显轻之,盖不足与言矣。”(《南诗话》卷一)这里,对孟郊、贾岛的苦吟诗的评价虽不切实际,但对白居易通俗浅易的诗风的评价却是得体的公正的。由此可见,言浅旨遥,平易近人,乃是通俗的最高境界。正如胡应麟所说:“乐天诗,世谓浅近,以意与语合也。若语浅意深,语近意远,则最上一乘,何得以此为嫌

?”

白居易和元稹的诗歌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

白居易绘图

(《诗》内编卷六)这对通俗诗风的剖析,是切中腠理的。但是,有些诗评家却对通俗一格怀有偏见,或不屑一顾,或一味贬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他们没有看到通俗的深刻含义,而把它歪曲成粗鄙的、俗不可耐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元代诗评家方回在《跋方君至庚辰诗》中声称:“诗不厌‘寒’、不厌‘瘦’,惟‘轻’与‘俗’则决不可

。”这对元白诗风的批评,显然是片面的。俗有通俗与庸俗之分。平易浅显是指通俗,俗不可耐是指庸俗。通俗是风格的品种,庸俗是语言的垃圾唐代许多民歌都通俗而有深致,是诗人学习的范例。白居易和他的诗友元稹、张籍、李绅、刘禹锡都吸取了民歌的精华。如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是一首明朗流畅、情趣诱人的好诗可见通俗的诗是不卑俗也不浅薄的。

白居易和元稹的诗歌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

杨柳青青江水平

通俗富于强烈的泥土味。它浓郁芬芳,扑鼻诱人,耐人寻味。且看白居易《观刈麦》诗:“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这类诗句,脱口而出,像从地里顺手拣来一样。接着,诗人描写了拾麦穗的贫妇的悲叹“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这里形象地反映了农民生活之苦和官府租税之重,流露出诗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说:“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这就深刻地揭示出通俗中的泥土味。当然,这种泥土味决不仅仅限于那些描写农民痛苦生活的作品,它也普遍地存在于诗人其他作品中不管是描写人民疾苦,还是刻画权贵脸谱,不管是抚今追昔,还是即景生情,诗人都是从生活实际出发,因而表现在诗风中就散发出一阵阵泥土味。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就深刻表明:诗人的创作思想是深深地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的,因而在创作实践上也就要表现生活的泥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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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创作根植于土壤之中

元、白的诗歌,正由于是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的生活土壤之中的,因而其通俗的诗风也集中地表现出人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赵翼《瓯北诗话》卷四云:“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可见元、白的通俗诗风反映了人们的共同心声。但他们的通俗,又体现着诗人本人的个性,这也正如赵翼所说:“

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瓯北诗话》卷四)这样的分析,全面深刻,也是公允的。元、白之诗,之所以能不胫而走,风靡天下,雄视百代,同诗人锤炼字句有关。因此,元、白之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在锤炼过程中,诗人尽量采用民间语言,以口语入诗,并对口语进行加工改造,惟求词能达意,明白晓畅。尽量少用成语典故,故凡晦涩难懂、佶屈聱牙之词,经诗人笔底,均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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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的诗歌的意境

如此成诗,则人民语言中生动活泼、富于生命力的成分便跳跃于诗人笔底,因而也给诗人通俗一格灌注了生气可见通俗诗风是吸取了人民的乳汁营养而形成的。赵翼评论白诗:“且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瓯北诗话》卷四)这就可以看出,通俗不是粗俗,而为洁俗、精俗。正因为如此,它不仅可为老妪听懂,也可为名士赏识。白居易十六岁时,从江南跑到遥远的西安,以诗晋谒当时大诗人顾况。顾况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赞赏不已。这就表明,通俗是可登大雅之堂的。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出雅,雅中含俗,有雅有俗,方为上乘。元、白之诗,足以当之。黄庭坚就很强调“以俗为雅”(《再次杨明叔韵引》),吴讷也注重“由俗入雅”(《文章辨体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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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草

俗是下里巴人,雅是阳春白雪。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下里巴人也可变为阳春白雪,因而这就存在着一个化俗为雅的问题。化俗为雅关键在于一个“”字。这种俗变化为美,即具有无可名状的魅力。它能够渗透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中,使人的情感得到陶冶、净化、提升。这种俗,就达到了化的境界,而大雅之堂了唐代诗评家张为在《诗人主客图序》中把元稹看成是“

升堂”者,而“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上入室”,即把元、白都视为登大雅之堂的著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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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白雪

雅,也是不排斥俗的。单纯的雅,往往古奥、凝重,而缺乏明了性和群众性;如雅中含俗、寓俗于雅由雅返俗,则无俗的痕迹,却有俗的滋味;没有俗的形状,而有俗的神韵。这种俗,是雅的极致,也是俗的极致。因为它已非纯粹的俗,而是含雅之俗,这就高于原来的俗。因此,也就能够获得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有雅有俗、雅俗共赏的杰作,上自王公贵人、文人雅士,下至黎民百姓、凡夫俗子无不喜爱故礼部、吏部选举人才,常以白居易诗为评判的标准而广大人民则以会歌咏白诗为荣,故长安有妓大夸曰:“

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与元九书》)。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风是俗中含雅、雅中寓俗的。正如叶燮在《原诗》中所说:“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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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中的神韵

至于元稹诗风,也是如此。其《昌宫词》描述杨贵妃之娇媚,讽刺安禄山之骄纵,指责上皇之衰朽,语言剀切,情感真挚,动人心弦。其《行宫》云:“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宋代洪迈《容斋随笔》说此诗系元稹佳作,评为“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通俗是喜爱朴素的,元稹的诗友李绅的《古风二首》在通俗而又朴素之中,道出了生活的哲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何其通俗!又何其朴素!但通俗又不等于朴素。例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就于通俗中见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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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中的红花胜火

通俗一格,在不同诗人的笔下,会溢出各种不同的香汁,具有各自的特色。故元、白虽均以通俗驰誉诗坛,但因他们气质、性格、出身、经历、习惯、兴趣等等的差异,诗风也迥然有别苏东坡说:“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明袁宏道云:“元轻白俗任诗成。”(《诗六首》其一)这里用了一个“轻”字就把元、白的诗风区别开来了。元稹虽也通俗,但却俗而轻;白居易则俗而不轻。所谓轻,决非轻薄、轻佻,而是轻浅、轻艳。它虽也尚俗,但色泽鲜润,色彩斑斓,兼纤秾、繁缛之美;而白居易则崇尚一个“”字故元稹为艳俗,白居易为淡俗。元喜欢涂色,白擅于白描清代诗评家田雯在《古欢堂集》中有几句话,说得异常深刻:“白香山、张司业,名言妙句,侧见横出,浅淡精洁之至。”“乐天诗极清浅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得语,皆他人所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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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斑斓的意境

可见,白诗的通俗是浅、淡、清,这与元诗的轻、浓、艳迥然有别白居易也直言不讳地说他自己“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吟抽什因有所怀》)。其实,淡,正是白俗的一大特点,它淡而有味极有深致所以,田雯说:“香山讽谕诗,乃乐府之变。《上阳白发》等篇,读之心目豁朗,悠然有余味。”(《古欢堂集》)不仅如此,白居易一方面宜称他的诗风崇尚一个“

”字,另一方面,又公开地排斥一个“”字。但这种艳,决非绮丽、纤秾,而是一种淫靡之风,因而在给元稹的诗序中称他的诗“淫文艳韵,无一字焉”(《和答诗十首序》)。在诗人写给皇帝的《策林》中,也强调“删淫辞,削丽藻”当然,在白居易的诗中,也可以偶见绮丽,但并不占主导地位,如《晚秋夜》:

碧空溶溶月华静,月里愁人吊孤影。

花开残菊傍疏篱,叶下衰桐落寒井。

塞鸿飞急觉秋尽,邻鸡鸣迟知夜永。

凝情不语空所思,风吹白露衣裳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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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意境

此时此境,月光如水,残菊稀疏,落叶飘零,塞鸿飞急。秋深夜静,冷气袭人,惟见诗人凝神遐思而已。氛围清冷寂静,色彩皎洁幽丽,韵味清新隽永,然而又是通俗浅显、平易近人的。其余如《昆明春》中的“今来净渌水照天,游鱼鲅鲅莲田田”《秋蝶》中的“秋花紫蒙蒙,秋蝶黄茸茸”,《草堂前新开一池养鱼种荷日有幽趣》中的“红鲤二三寸,白莲八九枝”,等等,均有绮丽之美,然而又是通俗的。这种绮丽,乃是淡艳,而非浓艳,故与元诗之艳不同。元稹的轻艳自有特色。它色彩浓,密度稠,层次厚,甚至给人以腻的感觉,并时有雕琢的痕迹。

白居易和元稹的诗歌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

红鲤

特别是他写了一百首艳诗,其中也含有某种脂粉气、胭脂味,个别地方还涉及到淫艳。最典型的例子是《会真诗三十韵》细腻地描绘了张生与莺莺的私通情态:“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这类句子已属不雅,还有些描写则涉及淫艳了。当然,淫艳和轻艳是不同的。轻艳虽然易被误解,但它毕竟是一种风格,其本身是无可指责的;而淫艳则是轻艳的赝品,它本身不是风格,但却喜欢潜列在轻艳的肩侧,以博取人们的青睐。艳与淫艳虽不可同日而语,但轻艳向前迈进一步,也会过量,而改变原来的形态,这就不属轻艳,而变为淫艳。

白居易和元稹的诗歌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

张生与莺莺的戏曲表演

当然,从《会真诗三十韵》来看,基调仍是轻艳,不过只是沾染上一点淫艳的色彩而已因而《会真诗》总的方面还是应该肯定的。元诗的艳,连他本人也认为是一个特点。因此,他在《叙诗寄乐天书》中说:“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余首。”如果客观地描写女子的艳丽,当然无可指贵,但如果掺杂淫靡之辞,那就涉及淫艳了。唐代的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种评价对元稹虽有微辞,但的确也指明了元、白之间诗风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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