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歷史文本觀照中，保守而嗜古的羅振玉與蔡元培二人之間似乎毫不相關，了無干係。實則，羅、蔡早年相互賞識，多有共事，維新改良的宗旨目標高度契合；即令在保皇和共和之間各自分途而行，“各為其主”，亦從未公開交惡，傷及情感；甚至在新文化運動高潮之際，二人還一度為了學術與教育而“重修舊好”，共謀國學振興。在蔡元培看來，“羅、王之學”獨步中外，值得大力弘揚；而羅振玉內心，對“領袖群倫”的蔡元培始終懷有敬意，由衷服膺。羅、蔡二人屬同輩，他們在晚清民國的時代舞臺上，粗線條地演繹了那一代文化人在學術與政治當中的離合片段，值得後人細加玩味。
一
羅振玉和蔡元培均出生於清代同治年間，按公元紀年，羅出生在1866年7月，蔡則出生於1968年1月，相差一歲有半。蔡乃浙江紹興人，羅生在江蘇淮安，而祖籍為浙江上虞永豐鄉，與蔡為紹郡同鄉，同具浙東文化元素。羅振玉少時讀書頗有靈氣，年十六即考中秀才，後參加鄉試不中，終因家境等原因，“絕跡棘闈”。而蔡元培在科第道路上，中進士，點翰林，官至翰林院編修，令士人豔羨不已，僅就科第層級而言，羅難望其項背。不過，羅振玉術有專精，又具幹才，創辦農學社、東文學社，主辦《農學報》《教育世界》等刊物，主持鄂、蘇等地新式學堂，受到張之洞、端方、榮慶等大員的青睞和信任，出任學部參事、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等職，在清末學界頗為活躍，誠可謂得風氣之先的人物。
羅振玉和蔡元培相知相識，應是在戊戌年前後。實際上，羅振玉結識諸多越中鄉人，如徐樹蘭、徐惟則等，恰是蔡元培的朋友圈。羅早年意識到辦學堂培育人才乃當務之急，曾經致函蔡等人，希望他們建言地方當局關注此事。羅後來在滬上辦理東文學社，任教南洋公學，與沈曾植等人交遊，更與蔡此一時期的經歷頗多交集之處。羅氏創辦《農學報》，每期寄贈予蔡，二人曾就辦刊事宜函札往來，互通心曲。此後，又同在滬上辦學辦刊，時相過從。蔡聞知王國維其人，甚而與之謀面，亦應在此時期。
這個時期，剛好是在甲午慘敗後中國士大夫幡然醒悟，放低身段，如飢似渴接納西學洋務的特定當口兒。蔡元培在翰林院惡補聲光化電，有如小學生一般，隨即請長假南下，在浙、滬等地開始從事新教育活動，辦學堂、編刊物，補習外文，向新型知識分子轉變。羅振玉基本上也是沿此途徑跨入新紀元的，其能量釋放甚至更早更大：他系統翻譯農學典籍，偏於務實路徑，他編印教育雜誌，傳播新教育理念，也發現和帶出了像王國維這樣的學生和助手。更為重要的是，他在蘇、鄂督撫那裡建立起活動平臺，展現出不凡的才幹，為其後的入京仕途築牢了根基。同時，他接受了日本經驗，結識了東洋教育界一批主幹人士，既贏得先發優勢，也帶來認知侷限，眷戀皇權即是其一，以致最終未能走出“中體西用”的格局。
蔡元培則不然，在向西方學習的道路上顯然走得更遠，在結識了中國教育會內一些激進朋友之後，“翰林革命”已是蓄勢待發，欲罷不能了。可是，他力求不讓自己淪為一個純粹的“黨人”，年屆不惑仍念念不忘長久以來的夙願——遊學西洋，最終踏上德意志的土地，親炙歐風美雨，致使其後來的器局就不可以道里計了。羅、蔡二人早年的交往，最晚應當截止於1907年蔡啟程赴德之時，或可能更早一些，具體已無可考。
當蔡元培在柏林和萊比錫“苦讀”之時，羅振玉在北京的學部和京師大學堂卻在大展拳腳，顯示出足夠的銳氣和能力，儘管科第層級偏低，但由張之洞保薦的“經濟特科”身份，竟使他底氣十足，當然也是性格使然。他作為學部參事與翰林出身的學部左侍郎嚴修之間就國子監的存廢、部員資質、速成留學等議題展開的激烈爭辯，似乎略居上風。為了保存收儲“大內檔案”（八千麻袋），在京師大學堂主管官員不肯出資的情況下，毅然決定調用他自己分管的大學堂農科經費，亦在所不惜。羅振玉的風格在晚清官場行事，或許不免碰壁，但有強勢靠山為背景，在頹靡的氛圍中未必不是一股清風。難得的是，羅並不滿足於“幹才”的讚譽，他對古物的興趣和造詣與日俱增，正在接近這一領域的頂端。這為他在民國建立之後的長期“賦閒”生活，平添了名利雙得的生存來源，也為外界留下一個難解的迷，“體制內的人們”自然不免捕風捉影，一些流言被傳播的像是事實一般。
（羅振玉（左）和王國維）
二
蔡元培在風雲際會的新時代裡，以兼具新舊中西的綜合優勢，“大器晚成”，躍居民國首位教育總長，並由此初步奠定了他在民國文化教育界近三十年的領袖地位。僅僅過了數年，當袁世凱隕落之後，蔡在江浙知識分子的擁戴之下，出掌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一系列變革，庶幾開創出一個“蔡元培時代”，致使當年稱雄輿論界的梁啟超已然風光不再，而不得不跟著時代走，偏向弄學問之一端（梁漱溟語）。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形成新思潮，而最終影響到社會政治層面，國民革命最終呼之欲出，倒是出乎始作俑者們的意料之外。
羅振玉和王國維在清帝退位後，選擇避居海外的生活，按羅氏的說法，“不忍見國門”，似乎很講氣節的樣子。羅並非清廷重臣，雖一度為部曹，畢竟君恩遼遠，沉寂下僚，做出如此激越姿態，在新、舊陣營均有認定其矯情者在。不過，我們瀏覽王國維的心路歷程，看他的書信，看他的結局，那種消沉悲觀，那份對文化正統的堅守，還真的難以虛無論之。以王度羅，儘管身份地位格局均有所不同，但作為摯友幾十年的交往，不可能全然偽飾，即是像外界所云羅氏心機重，在深層價值方面，羅、王一體的觀察大致不錯，而羅對於王施與影響的成分顯然更大些。
羅振玉於辛亥年晚些時候東渡日本，擇京都僻地旅居數年，王國維隨行。其間，他們與日本漢學界建立起頗深的關係，也為羅編印古書物打開了市場。這段時間，所謂“羅、王之學”漸成氣候，初露“顯學”苗頭。在這一點上，羅、王與東洋漢學界彼此借重，相得益彰，是毋庸諱言的。但是，羅振玉深研國學，不能離開鄉土根基，他的數度返國省親、遊歷，到曲阜到安陽到洛陽等地，既有功利動機，亦含戀古情結。當王國維先期返國，在滬定居後，儼然就是身居京都的羅振玉的國內通訊聯絡員。1916年之後幾年裡王致羅的書信量大而頻繁，舉凡國內政情、友人動態、書物考證、字畫鑑別、販書信息、書畫估價乃至家庭細故等等，無不流諸筆端，詳加通報。內中，既有如羅繼祖先生所說的學術研討，亦不乏書商話語。避居東邦的羅振玉，內心不免糾結於留還是歸？而此時，蔡元培在最高學府倡揚學術自由，兼容幷包，對“羅、王之學”倍加看重，至少某種程度上舒緩了羅在辛亥後的失落心理，對其決心返國構成召喚因素之一。
蔡元培與科舉同年張元濟（菊生）可謂契友，每每出洋返國或南下北上，必在上海與張晤談。而羅振玉與張元濟的商務印書館之間不僅有業務關聯，二人也有相當交誼。應當說，蔡元培對於羅、王及其學問的瞭解有著可靠的渠道。他主持北大，網羅學術人才，推進“高深學問之研究”，羅振玉和王國維早已進入擬邀聘的名單之中，只是礙於海天之隔，一時難以遂願。1918年春，羅振玉因賑濟旗人事宜入京，4月29日，蔡元培校長前往拜訪，兩位昔日的友人得以重逢敘舊。蔡正式邀請羅、王來北大任教，羅對此次晤面頗感興奮，於次日致函蔡，表白心跡：
鶴卿先生閣下：昨在春明得親塵教，十年之別，一朝握手，喜可知也。先生主持國學，領袖群倫。在昔濟南遺老存遺經於將絕之餘，北海鴻儒傳盛學於炎劉之末。以今方古，先後同揆。弟憂患餘生，飾巾殆盡，乃承不棄，令備教員。聞命之餘，亦深愧恧。蓋即槁之木，宜見棄於匠人；而庸下之才，忽鑑賞於君子。再四思維，唯有敬謝。加宜還移匪易，又第四兒婦病癆甚危，計欲送之返國。又慮中途或生意外，方寸亂劣，衰病為增。凡此情形，悉非虛飾，尚祈鑑宥。許以避賢，臨穎主臣。言不盡意，此請著安，諸維照鑑。弟振玉再拜。
此函其後刊載於《北京大學日刊》，公之於眾。羅振玉雖然婉拒，但蔡元培和北大方面釋放出足夠的誠意，羅亦投桃報李，撰寫數千字長文《古器物學研究議》，於同年九、十月間在《北大日刊》連載，他甚至有意藉助北大之力建立一古物研究所，以便妥善保存西陲古籍和大內檔案之類典籍（參見孟繁茂：《關於王國維致羅振玉的一封信》）。而蔡元培和北大方面對於清大內檔案的收存與整理，以及1922年正式成立北大國學研究所，均可見到最高學府與羅振玉之間的相互呼應與默契。該研究所聘請羅、王為通信導師，二人終於雙雙應聘。在此過程中，羅率先接受北大的“厚意”，進而直接影響到王其後的轉變。
（蔡元培雕像）
三
其實，早在1917年秋，蔡元培便通過王國維的舊時同窗、時任北大教員的馬衡（叔平）函邀王氏北來任教。王國維對於北大此舉頗為重視，曾先後商之於羅振玉、沈曾植二位。沈持贊同意見，“謂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囑託，可以應命”。羅的態度稍嫌曖昧，然尚無反對之表示。倒是王本人囿於某種“障礙”，難以躍入新天地，所謂“我輩乃永抱悲觀者，則殊覺無謂”，多少透露出對於“北學之事”曾存有“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心理。王國維婉言回絕了北大的邀聘。翌年，北大再次函邀，王仍舊婉辭。稍後他致信羅振玉謂：“前此亦屢以己不能離滬為辭，未嘗言及哈園事也。”此時，王開始兼任設在上海哈同花園內的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一職。
此後，直至1921年，王國維對北大的“頻年孜請”才作出較為靈活的回應。2月間，他覆函馬衡稱：俟南方諸事略作整頓後再北上，以“略酬諸君雅意耳”。在此之前，北大方面加大了邀其“出山”的力度，先後託請羅振玉、張爾田（盂劬）諸人促王應聘。值得注意的是，當羅振玉率先應允北大的邀聘之後，王國維在此問題上的態度即明顯鬆動。同年12月，王致函馬衡，商洽請北大諸人集資影印《唐寫本切韻殘卷》事宜。1922年初，北京大學成立研究所國學門，蔡元培兼任所長，沈兼士任主任。隨後，校方正式致函王國維：“今春設立研究所國學門，擬廣求海內外專門學者指導研究。校長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請，……先生以提倡學術為己任，必能樂從所請。”由於研究所導師不必來校授課，研討問題可用通信方式，王氏居滬不受影響，因而“萬難再卻”，終於應允。其實，仔細考量這段時間王與北大的關係，王並非一味被動，他對北大尚有些許朦朧的希冀，這便是致函羅振玉時所謂：“保此一線關係或有益也。”
王國維與北大的聯繫多以馬衡為中介，與校長蔡元培似無緣接觸。其實，蔡、王於1923年暮春時節在上海曾直接往還，此事尚鮮為人知。據蔡氏日記載述：“四月二十六日，往愛儷園。訪王靜安住址不得，但知其仍往園中授課，因投以一函，囑約期晤談，擬借《隸縝》，並託購日文《陶偶錄》。”“四月二十九日，王靜安來。”“五月一日，看靜安。彼對於西洋文明很懷疑，以為不能自救（因我告以彼等已頗覺悟），又深以中國不能防止輸入為慮。我詢以對於佛學之意見，彼言素未研究。詢以是否取孔學，彼說大體如此。彼以為西人之病根在貪不知止。彼以為科學只可作美術觀，萬不可應用於實際。”這是一則彌足珍貴的史料，其時，蔡辭職離京返滬，主動造訪王，二人曾作內容廣泛的長談，蔡撮錄了王氏觀點，卻未加一字點評。從若干跡象推斷，這應是二人最末一次晤談。
在北大倡揚“學術至上”的蔡元培，將“學詣”作為聘用教師的唯一標準，像羅振玉、王國維這樣有成就的學者，自然在其延攬之列。羅振玉內心很清楚“蔡之宗旨與我輩不合，其虛衷則可嘉”。羅、王在北大任通信導師期間，指導了若干學生，撰發了多篇專業論文，扶掖數名有潛質的青年學者，大體說來，不負北大的期待。但他們與北大之間總是呈現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對於五四新文化發源地的最高學府，內心多有保留。隨著校長蔡元培的辭離，加之王、羅又先後入值南書房，成為遜帝溥儀的近臣，二人與北大的緣分也就差不多走到了盡頭。
1928年以後，蔡元培出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在該院發佈的有關科學研究例行報告等文獻中，涉及考古學部分尚提及羅振玉、王國維的開拓之功，對於他們的學術貢獻給予充分肯定。而羅振玉在溥儀出宮以後，極力施以影響，最終形成偽滿局面，為國人所不齒。1940年，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最危難的年份，3月初，蔡元培在香港辭世，5月中旬，羅振玉在旅順病故。戊戌一代知識分子相繼謝幕，短短几十年間，他們所演繹的人生軌跡，卻呈現出不同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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