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區一：花錢能擺平一切
犯罪嫌疑人被抓之後，一些犯罪嫌疑人的家屬在慌亂中願意花錢，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去“花錢擺平”案件。隨著司法改革的不斷深入，“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在刑事司法領域取得明顯的效果，花錢能夠“擺平”的案件很少，一些情節顯著輕微的刑事案件，則不必花錢亦能被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被判處緩刑（免刑），這是刑事訴訟制度功能在正常發揮作用，是司法公正的應有之義。然而，現實中不少亂“花錢擺平”的，往往叫苦不迭，以至後悔不已。
誤區二：尋求與他人串供
犯罪嫌疑人被抓之後，一些家屬極力尋找共同參與案件的嫌疑人或者證人訂立“攻守同盟”，甚至偽造證據、捏造事實，或威脅、嚇唬證人。這種情況不但不利於案件正常解決，反倒使偵查機關發現其他的犯罪線索，進而破獲其他的案件。隨著刑事訴訟證據體系的不斷完備，特別是對電子數據的查證技術進一步成熟，通過串供而干擾偵查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尋求與同案嫌疑人或者證人串供，必得不償失。（注：串供系籠統說法，此處包括了干擾作證的情形。）
誤區三：轉移贓款（物）以“保錢”
犯罪嫌疑人被抓之後，一些家屬迅速將與案件有關的贓款贓物予以轉移、轉換，或者以其他方式隱藏起來，避免被偵查機關查封、扣押、凍結。一般情況而言，“保錢”而不“救”人是犯罪嫌疑人家屬的一種價值選擇或者說取捨，但“保錢”的手段如果觸犯刑法，則會構成新的刑事犯罪。合法所得的財產，嫌疑人的家屬可以正常使用、支配，但違法所得財物或者性質不明的財物，作為犯罪嫌疑人的家屬，則不要試圖掩飾或者隱瞞。
誤區四：為“購買結果”而找律師
律師不得承諾案件結果，是根本的執業道德底線，也是《律師法》的明確要求。實事求是講，律師也確實沒有能力承諾結果，更不可能向委託人“銷售”案件結果”。但凡是承諾結果的律師，可以說都不可信，案件中的可變因素沒有得到充分的考慮，很難形成全面、務實、有理的案件分析，更不可能知道結果。律師提供法律服務，輸出法律知識和智慧，爭取案件向有利方面發展，取得最好的結果，但確實不是案件結果的製造者、生產者，最終案件的結果依事實和法律決定，由司法機關決定。
誤區五：向律師提出非法要求
一些犯罪嫌疑人家屬經常向律師提出非法要求，例如要求律師帶家屬去會見嫌疑人、要求律師傳達不能轉達的內容、要求律師提供案卷材料、要求律師賄賂司法人員、要求律師找證人改證言等等，這其中的原因有兩類：一類是家屬對法律不瞭解，不清楚提出要求不妥當；二是家屬知道要求不當，但認為律師是“收錢辦事”肯定會答應。對律師而言，有的律師嚴格遵紀守法、有的律師則天馬行空，甚至於自己也不瞭解法律的邊界。無論哪種情況，只要律師答應並實施了家屬的要求的非法行為，例如提供案卷，則律師已很難再根據事實和法律進行辯護，畢竟是有“把柄”值得顧慮。
誤區六：案件到法庭再解決
現在的刑事訴訟，偵查機關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決定是否適用刑事強制措施、是否提請逮捕，以及是否撤銷案件；檢察機關決定是否提起公訴，起訴的罪名、情節等。實踐證明大量的刑事案件在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得到解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得到充分的保障。不得不說，提起公訴的案件，再尋求判決無罪，已經是極小概率的可能，這並非對法律的不信任，大數據對規律的總結已經證實這一點。如果認為案件到法庭再退賠、認罪或者再否認指控，這都是極不取的。
誤區七：抱怨宏觀制度缺陷
不得不承認，我國的刑事訴訟還存在一些制度性缺陷，例如證人出庭難、提請逮捕不通知律師、監視居住被濫用、審限制度不嚴格、二審訴訟多不開庭等等，這是現實存在的宏觀問題。不僅犯罪嫌疑人或者家屬有意見，包括筆者在內的律師、專家、學者也有不少意見。但是在個案解決中，特別是對犯罪嫌疑人的家屬而言，抱怨刑事訴訟制度的宏觀缺陷，未必能夠有利於案件的解決。有一些抱怨可能直接影響對案件的理性、冷靜處理。
誤區八：只認理而不顧證據
道理和證據並不一致的情況，並不少見。普通刑事案件中，有理但出手傷人的不勝枚舉；在經濟犯罪案件中，參與集資的企業員工確實無害人之心，但確有證據證明其參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同情企業但收錢為其辦事的國家工作人員，等等。生活中的道理，有正理，也有歪理，還有些人認死理，但刑事訴訟中這些都不能與證據相提並論。畢竟證據才是裁判的依據，事實才是根本。社會生活中，或許理更重要，更容易被接受，但刑事訴訟中證據最重要。只認理而不顧證據，不明智。
誤區九：盲目放大案件困難
一些家屬認為案件結果都內定了，甚至說案件要上檢察委員會研究、上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被公安部督辦等等。無論哪個委員會研究，重要的是事實和證據。事實和證據如果不能說服法官，則或許也不能說服檢委會或者審委會，這是法律的正當程序，不是案件本身的困難。無視案件的證據以及訴訟程序，盲目放大案件的困難，將失去案件得到妥善解決的良好機會。
誤區十：錯誤理解認罪認罰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於2018年寫入《刑事訴訟法》，並於2019年10月24日由兩高三部發布《關於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屬把此處的認罪認罰理解為其自身，事實上認罪認罰指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而非家屬，完全不應以家屬對案件的態度決定是否認罪認罰。另外，認罪認罰制度要求既要認罪，又要認罰，不能“猶抱琵琶半遮面”式的要麼不認罪、要麼不認罰。既然選擇認罪認罰，則必須接受對辯護權一定程度上的放棄，特別是無罪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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