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我國的跨海大橋，我們很容易就能想到港珠澳大橋或是杭州灣跨海大橋等，而即便在科技發達的今天，跨海大橋的施工難度也是很大的，比如要克服水文的複雜情況、海水的腐蝕性、風浪等一系列不利條件。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宋代，我們勤勞智慧的祖先們就在海上架起了世界第一座跨海大橋，它橫跨於泉州洛陽江的入海口，這就是泉州的洛陽橋，又稱萬安橋。該橋始建於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歷時六年零八個月，在宋仁宗嘉祐四年（1060年）竣工。該橋長834米，寬7米，計有四十七個橋孔，保存至今的洛陽橋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規模。

洛陽橋

大家可能會有疑問，一個在福建泉州建造的橋，為什麼以遠在1700公里外的洛陽為名呢？這是因為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中原人口大量南遷來到福建泉州，據《書影》記載:

“望洛山在德清縣，晉洛中人永嘉中過江，每升此山望洛，故名。”

也就是說從洛陽附近遷徙過來的人們看到這裡的山川地勢很像古都洛陽，就把這個地方也取名為洛陽，因此也就有了洛陽江，橫跨在洛陽江入海口的這座古橋也就叫洛陽橋了。因這裡的一個渡口叫萬安渡，這座橋也被稱為萬安橋。

1.洛陽橋建造的歷史背景

這就不得不提泉州這個城市了，泉州在唐朝就是當時的四大通商口岸之一，特別是在安史之亂以後，北方人口大量南遷，閩南人口劇增，也極大促進了泉州的經濟發展。到了宋朝，泉州更是取代其他三個港口，成為了當時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被稱為東方第一大港，曾有“市井十洲人”、“漲海聲中萬國商”之盛景。我們可以想象宋朝時的泉州港裡帆檣林立，中外商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繁華景象。

泉州港

然而泉州的海上交通雖如此發達，陸上交通卻非常不便。讓我們來看一下泉州的地圖：

泉州地圖

從上圖可以看出，如果沒有洛陽橋，古人想從一邊跨過對岸只有兩個選擇：一是走水路，乘船過去；二是由泉州城北出朝天門，從馬鞍格入河市，翻越朋山、白虹山，經仙遊抵達福州。然而這兩種路徑都有很大缺陷，據《泉州府志》和《泊宅編》中記載：

“萬安橋未建，舊設海渡渡人，泉州萬安渡水闊五里，上流接大溪，外即海也。每風潮交作，沉舟被溺而死者無數，數日不可渡。”

正是由於渡海的風險很大，因此在這裡設置渡口起名為萬安渡，以祈禱平安渡過。如果過路的商人恰好趕上大風天氣，那只有選擇走陸路，但由於朋山、白虹山的山路十分崎嶇，即便單槍匹馬地走過去也是疲憊不堪，更何況商人還攜帶著眾多貨物，此等艱辛可想而知。

所以鑑於這種情況，宋仁宗慶曆初年，當地郡人陳寵（又稱李寵）在萬安渡嘗試建造浮橋，將壘砌石塊於江中，上面架上木板，風和日麗的時候還可以通行，遇到風潮交作的時候木板卻很難經受過風浪的衝擊，所以這個浮橋沒法從根本上滿足當時的通行需求。

2.洛陽橋的建造經過

雖然建造浮橋遇到了挫折，但是宋人依然沒有放棄。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僧宗以及郡人王實、盧錫再次倡導修建洛陽橋，他們不畏辛勞，募集資金、招募工人、準備材料，於皇祐五年四月開工。然而，由於這座大石橋位於洛陽江的出海口，由於惡劣的自然條件與技術水平的限制，建了三年還沒有建成。直到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蔡襄任泉州郡守後，在他的主持下繼續建造，才終於在嘉祐四年十二月（1060年2月）竣工，前後總建造時間達六年零八個月。洛陽橋建成以後，“南接漳廣，北通江浙，往來於茲者殷”，對泉州兩岸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洛陽橋

泉州郡守蔡襄同時也是宋代的四大書法家之一，他親筆寫下《萬安橋記》並刻於石碑之上: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訖功。累趾於淵，釃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縻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錫、王實、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陽蔡襄為之合樂宴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系是出，因紀所作，勒於岸左。”

全文共153字，用楷體書寫，詳細記載了造橋的年代、橋的長寬、所動用的資金、參與建造的人物等，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史料。

《萬安橋記》

3.洛陽橋的技術進步

洛陽橋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座跨海梁式大石橋，是宋代先進造橋技術的代表作之一。不僅如此，

洛陽橋還對橋樑建造的技術突破做出了四大貢獻：

一是首創筏形基礎：即沿著橋樑的中軸線拋擲數萬立方大石塊，築成一條橫跨江底的大石堤，然後在這石堤上建造船形墩。這是橋樑建築史上的一大創舉，也比現代橋樑採用這種筏形基礎早了800多年。

二是應用了尖劈形石橋墩：即把橋墩一端砌成尖劈狀，以減輕水流對橋墩的衝擊力。

尖劈形石橋墩

三是利用潮汐的漲落來浮運和架設石板。咱們可以想象一下在沒有現代化吊裝設備的情況下，怎樣才能將每條長11 米，寬1米，厚1米，重量為20多噸的三百餘塊石板安裝在橋墩上。所以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他們利用潮汛的漲落，採用“激浪以激舟，懸機以弦纖”的浮運架橋法，在退潮的時候把石板裝在船上，等到漲潮時，利用船的浮力，省力而又準確地將大石板安裝在橋墩上。既方便石料的運輸，又減輕了人力負擔，還大大加快了工程的進度。

四是利用繁殖牡蠣來幫助加固橋墩：有效地防止橋基石被潮水沖走。在古代沒有水泥砂漿技術的情況下，宋人利用了沿海特產牡蠣繁殖迅速、附著力強等特點，用牡蠣將原來鬆散的橋墩膠合凝結成了牢固的整體。這樣一個獨特的創新讓洛陽橋在近千年來潮水地不斷衝擊下依然巋然不動、穩如泰山。這不僅是宋人集體智慧力量的結晶，也是世界歷史中將生物學運用於基建工程的獨一無二的先例。

我們千萬不要低估宋代這些技術的革新，在幾年前的2012年，即使在先進的機械設備幫助下，洛陽古橋上游500 米處的圍堰和導流的施工過程依然困難重重。由此我們可以想象宋代洛陽橋的建造是何等的艱鉅和偉大。

4.洛陽橋建造背後隱藏的宋代制度進步

蔡襄的《萬安橋記》中提到，參與修建洛陽橋的有盧錫、王實、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五人，然而蔡襄對於自己起到的作用卻隻字不提，只說了自己在橋樑竣工以後開慶功宴的故事。《福建通志》中記載:

“會蔡襄守郡，踵而成之”。

古語“踵”是繼續的意思，意思是蔡襄在修建洛陽橋時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洛陽橋在最初建造的時候屢遭失敗，直到蔡襄主持續建洛陽橋一年半以後，才順利竣工。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蔡襄最後的鼎力相助，洛陽橋最後很可能就爛尾了。中國科技史話叢書《橋樑史話》曾對蔡襄這樣評價：

“他的功績，主要不在於史書、傳說中所稱道的施工技術難題的解決，而是他順應了當時海外貿易迅速發展的趨勢，順應了泉州港迅速發展的趨勢，利用了作為泉州地方長官的權威，支持、推動了洛陽橋的建造。”

蔡襄

事實上，為了建成洛陽橋，蔡襄不僅僅是利用自己作為地方長官的權威推動，更與他的母親盧氏一起帶頭捐資，《蔡襄年譜》書中提到

“予為萬安橋時，母太君捐一百六十石助役。”

我們還能看到，蔡襄捐資修橋在宋代的地方長官中並非個例，它是當時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比如魏了翁《寶慶府躍龍橋記》中記載了官吏捐款的事:

“役廣費巨，經始維艱。於是發少府斥幣，不足則吏捐俸，民輸財以佐之。”

劉受祖《海棠橋記》中記載了右驍騎將軍李公植捐貨帛三萬的事:

“淳祐六年夏，右驍騎將軍李公植來守是邦，捐貨帛三萬，率州之官吏士民共新之。”

我們很難想象在其他朝代會出現大量地方官員帶頭捐款造橋、修橋這種現象，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宋代的地方長官對於民計民生的重視，透過現象看本質，這背後的根源究竟是什麼呢？

（1）宋代官員選拔制度的進步

宋代與宋之前的朝代很大的一個區別就是官吏選拔制度的不同。在更早的東晉時期，琅琊王氏家族與當時皇室力量不分伯仲，時人稱“王與馬，共天下”，世家望族作為當時的精英人士壟斷著王朝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官吏的選拔也以世襲和察舉為主。到了隋唐以後，雖開科舉制度之先河，但舉薦的陋習依然存在。主考官要優先考慮權貴們的舉薦之人，有時竟然按照權貴們的身份高低來排列考生的錄取順序。即便是靠著自己的努力當上的進士，放眼整個唐朝也是寥寥無幾。根據史料記載，近三百年曆史的唐朝，進士開科264次，錄取進士不足7000人，錄取進士最多的一次是唐玄宗天寶十二年，也只有56人而已。與此同時，唐朝需財政負擔的官員總數最多時約為18萬人，也就是說唐代平民出身能成為官吏的少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到了宋代，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後，重文抑武成為了基本國策，官吏選拔制度也有了質的進步。選拔的中心思想就是重科舉而輕門蔭，進士三年一試，密封試卷，杜絕徇私舞弊。每科錄取數百人，登第者悉數授官，絕大多數分發各縣擔任簿、尉，重視政績，考察資歷，逐漸晉升。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在《論逐路取人札子》中曾記載：

“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各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

概括起來就是宋代的考生是什麼出身並不重要，唯才是舉才是王道。這說明宋代科舉制度相較於前朝更加合理和公平。

因此，相對於隋唐或更早的漢晉，宋代出現了更多出身卑微的平民官員，相對於權貴出身，他們主政一方更接地氣，更關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在這種情況下，橋作為與百姓密切相關的重要公共設施，自然也成為地方官員關注民生的一個重要窗口。

（2）宋代官員考核制度的進步

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宋太宗開寶九年（976年）曾制定過官吏考核標準，即：

“政績尤異者為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為中，臨事馳慢、所蒞無狀者為下”。

也就是說，官員考核分為上中下三檔，政績優秀的為上；照章辦事，基本能履行職責的，為中；做事拖拉，沒有功績的，則為下。上中下類似於優秀、稱職和不稱職。

宋太宗時期官吏考核重在警示那些不作為的官員，到了宋真宗時期，則增加了對官員廉潔自律的考核：

“公勤廉幹，文武可取，利益於國，惠及於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而貪，漫公不治，贓狀未露，濫聲頗彰者為下”

勤政廉潔、利國利民的官員為上；有政績卻不廉潔，廉潔卻無所作為的官員為中；無所作為還貪贓枉法為下。

為了避免上級官吏在對下級官吏的考核中徇私舞弊, 宋代還補充了幾個官員考核制度,如：御史複核制度、親信巡訪制度、互相監督制度。這些制度結合起來，對官員的約束上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宋代官員考核機構

此外，對於最關鍵最敏感的官員升遷，宋代也做出了明確規定，如：考課法、改官法、薦舉法、磨勘法。其中，考課制度，主要考核官員的任職年限與業績情況，考核的內容包括：履歷出身、業績、過失、請假等事項，以及所在機構長官批寫的評語意見等；磨勘制度，則是對完成任期和考課的官員，再勘驗其檔案文書是否齊備及真偽，並審核業績與推薦意見等情況，以決定其能否遷轉。在這些環節中，都必須有上級官員舉薦，這就是薦舉制度。這並不同於隋唐的權貴舉薦，宋代參與舉薦的上級官員都要承擔薦舉失察之責。《論縣令改官狀》中曾記載：

“蓋縣令者，已經兩次薦舉，共享舉者八人”

可以看出，一個縣令需要兩輪共計八人的舉薦，要求可謂十分嚴格。

宋代官員的考核制度的存在，使得宋代地方官員必須關心民計民生，體恤百姓生活。實際上這也是宋代官員相較於之前更注重造橋，在資金不足時甚至主動帶頭捐資籌款的更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