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
梁斌
[内容提要]
清朝末年，恶霸冯兰池(冯老兰)要砸掉古钟，独吞公产。
那古钟中的铭文，是柳树林一带庙产田产公有的明证。为护古钟，朱老巩挺身而出，替锁井镇48村人出头拼命，大闹柳树林，他的好友严老祥也来助阵。但狡诈的冯老兰使出调虎离山之计，砸碎了古钟。朱老巩气得喷血而死，女儿夜里遭冯老兰唆使的歹徒奸污，投河自尽，儿子小虎子躲过追杀遁入关东。
25年后，小虎子40开外，取名朱老忠，带着妻子和儿子大贵、二贵回来了。他是回来报血仇的。在保定车站，他巧遇严老祥的儿子严志和。严志和因与人一道，跟冯老兰打官司失败，因而准备走父亲的老路--下关东。听说冯老兰更霸道了，朱老忠怒火中烧，他力劝严志和回家，跟冯老兰干到底。
朱共忠回乡的消息，激动着锁井镇48村的乡亲。冯老兰却唉声叹气，后悔当年铲革没有除根，如今一只虎变成了三只。
严志和也有两个儿子，运涛和江涛。朱、严两家与冯老兰有不共戴天之仇。朱老忠回乡以后，两家明里暗里跟冯老兰较上了劲。一天，四个孩子去逮乌，大贵逮着了一只脯红靛额的出奇好鸟，嗜乌如命的冯老兰费尽心机，也未能从两家搞到这只鸟。恼羞成怒的冯老兰使权势抓了大贵的壮丁。朱老忠本想拚命，但转念一想，大贵捋了枪杆子，正对了自己让他当兵，让江涛读书，一文一武好复仇的心思。“走着瞧，出水才看两腿泥哩!”他坚韧地说。
不久，大革命风暴从南到北兴起，冀中平原有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县委书记贾湘农先后把运涛和江涛以及张嘉庆等培养成党员。江涛和张嘉庆先后考入了保定二师。而运涛由于与老驴头好看的女儿春兰相爱，被动了邪念的老色鬼冯老兰挑拨，遭到老驴头追打，离开家乡投入了北伐军。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运涛被关进了济南监狱，朱老忠领着江涛去探监。返回不久，时近年关，反动当局下令征收杀过年猪的“割头税”。冯老兰包下了全县的“割头税”，私订了比当局更苛刻的课税标准，企困从中渔利。县委派江涛回乡，领导反“割头税”的斗争。经过一番较量，冯老兰被挫败，不仅白赔了四千大洋，还被示威游行群众吓得屁滚尿流。反“割头院”斗争取得了鼓舞人心的胜利，在斗争中经历了考验的朱老忠、严志和、朱老明被吸收入党。
“九，一八”事变后，江涛和张嘉庆等领导了保定二师的爱国学潮。反动当局出动军警重重包围了二师，饥饿也严重威胁坚持斗争的学生们。在这紧急关头，已由贾湘农主持的保定特委发出指示，让学生们突围冲出学校，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活动。不料，敌人抢先下手，残酷镇压学生，江涛被捕入狱。张嘉庆受伤入院。
朱老忠接受党的任务，巧妙地把张嘉庆救离虎口，转入农村。他仰天大笑道:“天爷，像是放虎归山呀’。这话预示着冀中平原将要掀起壮阔的革命风暴。
赏析
《红旗谱》 是著名作家梁斌的代表作。它的成书，经历了由短篇而中篇再长篇的过程。作家实际构思了20多年，才创作出这部优秀作品。
小说通过对大革命前后冀中平原王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描写，展示了三代农民的不同命运，艺术地再现了近、现代农民的斗争道路，深刻表现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坚持斗争的民族精神，形象地揭示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为求得自身解放的斗争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红旗谱》所反映的时代，正是中国农民两千多年来历史悲剧行将结束，新的觉醒、新的斗争序幕已经拉开的时代，作者紧紧把握这个时代特点，通过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朱老忠被迫下关东并并返乡谋报仇、蒋介石背叛北伐革命、反割头税、保定二师学潮等主要情节，广泛地概括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说明了农民的地位和处境，指出了农民革革命发展的胜利方向。
《红旗谱》对农民问题的深刻揭示，集中表现在对众多农民形象的精心刻画上。它刻画的三代农民革命英雄形象，各有其鲜明的代表性。朱老巩、严老祥是第一代农民形象，他们是中国农民传统性格的化身，他们的斗争道路是奋起反抗而归于失败:朱老忠、严志和是第二代农民形象，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他们的斗争道路是由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运涛、大贵和江涛等是第三代农民或农民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的命运完全不同于前辈，他们的斗争道路是联系民众和英勇斗争，经历嘉一血雨腥风之后，逐步迈向成功彼岸。
因此，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就不能单纯地看作一个序幕，而有其重要意义。它说明，即使是朱老巩那样最勇敢最坚强的农民，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其结局只能是悲剧，尽管它可能非常壮烈。
朱老忠作为继往开来的农民形象,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他继承了父亲坚定不移的反抗精神，并且和冤家对头有着血海般的旧恨新仇，但他不像父亲那样硬顶蛮干。“出水才看两腿泥”这句口头禅，表明他对仇人并不是一时之勇。他让江涛和大贵“一文一武”，说明他已模糊认识到“印把子”和“枪杆子”的重要。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他仍没有跳出个人抗争的范围。他可能取得比父亲更大的反抗成果，却无法动摇冯老兰那个阶级的统治地位。
朱老忠比父亲幸运，也比父亲敏锐，他认识了共产党，并很快认识了共产党的主张。他参加了党所领导的群众斗争，把个人复仇与阶级反抗结合起来，!从而走上了一条彻底改变自已命运的求解放的道路。
在展示朱老忠胆识和韧劲的同时， 作品还展示了他性格的另一面“为朋友两肋插刀”，讲义气，急公近义，舍已为人。他刚从关东回来，家还没安顿好，就把自己的十块血汗钱送给朱老明治眼病:卖掉心爱的小牛犊资助江涛上学:撇下自家秋收，替病倒的严志和去济南探监等等。正因为他如此仗义，他才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和信赖，才会在关键时刻成为人们的主心骨。他这种性格，其实也是中国农民的一种传统性格。在旧中国农村的无数村寨里，哪一个村寨没有一两个重义气致讲公道，为民众所景仰的有分量的人物呢?更可贵的是，朱老忠并没有沿着“江湖义气”的路走下去，一旦走上了革命道路，他那“为朋友两肋插刀”又有了崭新的涵义。
严志和是另一种农民典型。他勤劳朴实，善良本分，但胆小怕事，思想保守，与朱老忠相比，他是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形象。如果说朱老忠代表的是农民中的优秀分子，那么严志和代表的则是农民中的绝大多数普通群众。一个是百分之几，而另一个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像严志和这样的农民走上了革命道路，不正标志着农民的普遍觉醒吗?而且，这两种典型互相补充，互相映衬，使各自的典型意义更突出。
作为第三代农民形象，大贵、运涛、江涛等走的斗争道路是一条与前辈们相比完全不同的道路。处在两大阶级激烈搏斗的时代，等待他们的是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更加严酷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却必将是前辈们企望不到的辉煌胜利。
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对比手法十分鲜明。如朱老忠和严志和两个农民典型的对比,运涛和大贵两个农民的对比，春兰和严萍两个女青年的对比，冯老兰与冯费堂两代地主的对比等，都有很好的效果。
作品在艺术上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这首先表现在主题和题材上，它真实地描绘了冀中平原的农村生活和风土人情表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持斗争的伟大精神和不屈性格。其次是作品在形式上采用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艺术手法，围绕着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反割头税、二师学潮三大主要事件，精心编织了故事情节，且大故事套小故事，环环相扣，娓娓续来，并让人物居于事件中心，在跌宕多姿的情节演变中完成性格发展。语言注意民族化、群众化，以冀中农民语言为基础，适当运用古典文学和现代白话文语言，新鲜活泼，简练生动，具有浓郁的冀中乡土气息，富于表现力。
《红旗谱》的不足之处在于:主要事件间缺乏紧密联系，如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之间就缺少内在联系;人物形象刻画也有薄弱之处，朱老忠与严志和入党后，其形象就缺少更进一步的发展变化;贾湘农的形象缺少丰满描写，显得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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