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澤東要回湖南。原因是母親病勢危重，再則，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們結束了半年預備班的學習，就要啟程出洋。三月十二日，毛澤東離開北京。途中轉道上海送別了蔡和森、蕭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這時，他的心情是複雜的。在北京，色彩繽紛的新世界一下子湧現到他的面前，他也許還不能立即同它融為一體，他對一下子接觸到的種種新思想一時也還來不及完全消化。但這些畢竟大大打開了他的眼界，邁出了從湖南走向全中國的第一步。
作為湖南青年赴法的組織者，毛澤東自己卻沒有邁出國門。許多赴法會友都曾懇邀他同行。一些會友到了法國後，還來信勸他出洋。羅學瓚在信中說得更是懇切：“惟弟甚願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學。若少遲延，時光既過，人事日多，恐難有多時日求學矣。……潤之兄啊！你是一個有志的人，是我們同伴中所欽佩的人，你如何帶一個頭，權且努力於研究學問的事呢？弟近來想及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學，學他十年八載。異日回國，……各抒所學以問世，發為言論作社會之喚醒提倡者。”
他仍然留了下來。他當時怎麼解釋已不得而知，稍後在一封信中卻有過明確的說法。他說留在國內探索有許多好處：第一，“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這不僅不影響吸收西方知識，還有利於在“較短的時間求到較多的知識”。第二，“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佔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係，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在做了”。
毛澤東始終是主張出洋，主張吸收西方知識的。就是在上面這封信中，他稱自己“是一個主張大留學政策的人”。往前說，早在新民學會成立時，他就計劃過到日本去。往後說，直到一九二一年九月，他還計劃在國內再作三四年的預備，然後“赴外國求學，至少五年，地點在俄”。
這些設想，都沒有實現。一方面，隨後發生的一個又一個的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吸引著他投身其中，無法脫身。同時，也和他上述對中西方文明的認識有關。在留學成為時尚乃至時髦的風氣中，毛澤東堅持首先要深入瞭解中國實際國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學習外國，並且對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都採取分析的態度，確有其不同流俗之處，這也許是他以後能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契機。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毛澤東帶著許多剛剛學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動經驗回到長沙，住在修業小學。他的同班同學周世釗在這裡任教。經周世釗推薦，校方聘請毛澤東擔任歷史教員，每週上六節課。從此，毛澤東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同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加強聯繫，直接投身到社會活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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