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瘟發生之前，如果問養豬人什麼是養豬最大的風險，很多人會選擇環保。環保也的確曾決定過許多養豬密集區域的興衰，如福建、浙江、廣東等省的養豬版圖都因為環保而徹底改變過。不過在2019年這場養豬業前所未有的變局之中，環保還能扮演多重要的角色呢？
最近有一條新聞非常有意思，在11月30日的第五屆中國環境社會治理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環境經濟學教授王華專門為環保“鳴冤”了一次。王華表示有很多人覺得今年生豬存欄大幅下降，豬價飛漲，環保要負責任，他卻認為這次環保實屬冤枉。
王華的理由主要有兩條，一是從時間上講對不上。禁養區規模化畜禽養殖限制工作絕大部分在2017年完成了，而2018年全國生豬存欄量達到4.28億頭的高峰，2019年後才出現生豬存欄量大幅度下降。
二是從數量上也對不上。2017年前根據畜牧法、畜禽規模養殖汙染防治條例、動物防疫法、城鄉規劃法、文物保護法、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等禁養區清理導致的生豬存欄量淨減少約3000萬頭；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2019年9月比2018年底淨減少1.2億頭，有時一個季度淨減少5000多萬頭，這絕不是禁養區清理所能導致。
對於王教授的論點，我們不妨一分為二的來看。首先行業人士都很清楚，今年生豬產能的大幅下降，主要原因的確不是環保，非瘟導致的生豬死亡以及隨後的恐慌性拋售才是決定性因素。在這一點上，環保確實背鍋了。
但是非瘟帶來的生豬減產已成定局，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已經是防非復產。在復產這個環節上，再說和環保沒關係，恐怕就有失偏頗了。
首先，從國家出臺的各項鼓勵養豬的政策中，我們就能發現，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在環保上為豬場“鬆綁”。生態環境部便重申了禁養區的範圍，明確要求各地不得擴大禁養區劃定範圍，不得以改善生態環境為由，違反法律法規規定限制養豬業發展或壓減生豬產能。除此之外，還明確對禁養區內關停需搬遷的規模化養殖場戶，優先支持異地重建，對符合環保要求的畜禽養殖建設項目，加快環評審批。
其次，很多地方對待養豬業的態度依然受到環保政策的影響，不說鼓勵養豬，連不限制養豬都還很難做到。比如近日在山東電視臺《問政山東》欄目的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濟寧市梁山縣的養殖戶主動配合豬場拆遷，結果新豬場的建設卻被無故擱置了半年多。而他去相關畜牧部門諮詢得到的回覆卻是：“少你們那三四家養豬的也一樣吃豬肉。”
而根據農財寶典記者此前的初略統計，在廣東揭西、廣西博白、安徽廬江、廣東河源等不少地區依然還在進行著各式各樣的豬場拆遷，主要的原因都是環保。
而且環保對於復產的最大影響，並不僅僅是又拆掉了幾個豬場，而是在於它對於養豬人信心的打擊。近期的高豬價以及政府接二連三的鼓勵政策，按道理應該可以給養豬人復產帶來巨大的助力，但也有不少養豬人表示擔憂，如今對養豬180度轉彎的態度，會不會在兩三年之後因為環保又重新來個180度轉回去呢？
養豬從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好的事情。而國家對綠水青山的重視更是達到了頂層設計的高度，不存在取消的可能性。此前不少養豬人誤以為政府要取消生豬禁養，實在是一個重大的誤解。
對於養豬人，應該拋棄幻想，原來那種粗放的，無視環保的生產模式不可持續。復產其實也是一個契機，在重建的過程中直接按照環保的高標準做好。對於政府，應該在為了豬肉自給率鼓勵生豬大復產的同時，真正做好養豬可養區和禁養區的長遠規劃，給養豬人一個至少十年以上的穩定預期，也能鼓勵養豬人敢於在環保上投入。
養豬和環保，從來不應該是一對敵人，非瘟過後，兩者更應該找到攜手共進的發展之路。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作者：《農財寶典》新牧網 記者吳昊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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