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国家文物局从香港竞拍回一只非常特别的耀州窑青釉茶盏，2009年3月13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将其交于耀州窑博物馆收藏，时任中国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副局长张柏，陕西省文物局和铜川市人们
政府共同出席了这场重要的活动。这只碗便是珍贵的宋代耀州窑“大观”铭文碗。
△国家征集宋代耀州窑“大观”铭文碗入藏耀州窑博物馆发布会
图源：央视网
耀州窑是我国北方的一处大型窑场，从创烧时起，瓷器上便出现各种铭文。这些铭文对于研究当时的瓷器生产规模、生产制度、社会信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耀窑瓷器铭文依其性质可分为七类，即姓名（包括花押）、数字、吉语、诗词、纪年、记事，因残缺过甚文意不明、方位名词、象棋文字、道教神名及山名等归入其他类，总共76种。现按时代顺序统一列表如下：
一、铭文简析
耀州窑姓名类瓷器铭文多为窑工姓氏，除此之外，在唐宋时期的窑具上还有一些姓氏。通过这些铭文，我们对于不见记载的耀州窑历代窑工有了大致的了解。
在这些姓名中，马氏是一个突出的姓氏。从五代至金都可以看到有马氏铭文的瓷器，这说明马氏在黄堡窑场是一个重要的家族。《德应侯碑》载，“一方之人，赖侯为衣食之源， 日夕只畏，曾无少懈。得利尤大者，其惟茂陵马化成耳”。马化成以陶获益而被称为“积善之家”，今梳理出的若干马氏铭文当与其有关。有人说马化成是在窑场雇佣陶工生产瓷器，此说恐不确。我们知道，宋代的手工业是一家一户为特征的家庭作坊，当时还未出现雇佣生产、的形式。从铭文看，马氏或许就是耀州土人，碑文中的“茂陵”，不过是沿袭了当时称大姓郡望的习惯，如碑文中的“清河张昱”便是其例。
△五代耀州窑“官”字铭文瓷片
耀州窑博物馆藏
铜川市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出土
五代瓷器上有“何爷”铭文。爷是当时一种对有身份的人的尊称。宋·刘克庄《贺新郎·后村别调》：“记得太行兵百万，曾入宗爷驾御。”宗爷即是对宗泽的尊称。又《宋史·岳飞传》载，时人也称岳飞为岳爷。所以，瓷器铭文中的“何爷”当系对某一何姓官员的称呼。从这一涵义分析，何爷就应为定货者，而不会是窑工。
通过铭文，我们也可以对当时的商品生产有进一步的了解。首先，已知的瓷器上的姓氏类，宋代远比唐、五代为多。扣除发现上存在的偶然性之外，可以说宋代的耀窑生产规模已远大于唐，产量自然也远高于唐，这些姓氏除了在瓷器上的装饰作用外，更大的作用则是具有商标性质。在宋代，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发展，行业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因此商标产生，如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白兔儿记功夫针铺铜牌，就标明了商标。还有类似后世批发零售的用语。在铜镜上则有“湖州石家青铜照子”，“湖州真正石念二叔照子”的铭文，更有甚者，还出现了“假充李镜，真乃猪狗”的诅咒用语，显示了当时竞争异常激烈。耀州窑瓷器上姓氏铭文，正反映了当时瓷器生产规模扩大以后激烈的商品竞争。
耀瓷铭文中的数字多为制瓷过程中的编号，而“三把莲”铭文则反映了器物纹饰的内容，《宋代》中的“三”字残铭应与此同铭。“叁”、“八”因系刻在研钵内，是否表示次序待考。
吉语类瓷器铭文中的“伴合着”涵义当有两解，其一是指亲友家人之间相互容忍，以求关系上的融洽，这是儒家中庸之道的福用语，希望两人相敬若宾、合合美美、白头偕老。此类器物当时于土庶成婚时的合卺之礼。另还有“同伴合着”铭，“同”位于器内底心，“伴合着”三字在器内壁等距排列，分别位于莲花上面的圆饼形区域内，与“同”字的装饰手法不同，结合“伴合着”盘可知这种铭文实际上应为三字， “同”字系窑工的姓氏。《宋代》中的“着”字残器，也应与“伴合着”同铭。吉语类铭文，反映了当时人们向往安定、幸福生活的愿望。
诗词类铭文目前在耀州窑瓷器上发现的并不多。以诗词作为瓷器上的装饰，早在唐代长江沙窑的产品上已多见，工匠用笔蘸釉药，在器物上写了各种诗词，这些既有家喻户晓的作品，也有窑工自己的即兴创作，形成了长江沙窑瓷器的显示著特征。宋代磁州窑也有这一装饰手法。耀州窑瓷器用诗词作为装饰最早出现于宋代，但数量并不多，而且器型目前也仅见碗类。
诗词类铭文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信仰、社会心理提供了瓷料。刻于瓶上的“瑞遮鸪”是目前发现的较为完整的词，从“利民场”、“绝艳烟”等语句上看似乎是道士所作。宋代道教盛行，耀州是陕西关中北部一个重要的道教场所，州城东侧的五台山便有祠祀妙应真人孙思邈的静应庙。耀州窑瓷器上的羽仙、云鹤等内容就反映了当时道教对于瓷器装饰的影响。而“瑞遮鸪”词则是窑工对于社会上流传广泛的道家词特意刻在器物上作为装饰。这首词并非完整，在“行往来”至“静侣禅”中有脱文。整个词意显示了一种看破尘世、悠然超脱的心境。
△宋代耀州窑“大观”铭文碗瓷片
耀州窑博物馆藏
铜川市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出土
纪年类的瓷器铭文较多，“丙辰”铭写在唐代瓷器上，《唐代》依器型推测是武则天到唐德宗时期的制品，进而确认是大历十一年。“熙宁”、“大观”、“政和”铭瓷片，则从实物上印证了《宋史·地理志》中有关耀州“贡瓷器”的记载。“口元十一年”刻在金元时期的素烧坯上，而金元时期年号为“某元”及有十一年的仅元世祖的至元，故此铭文应为“至元十一年”。
记事类铭文 目前仅见五代“官”款。“官”款是一个令人注目的铭文，在此对其作较细的讨论。“官”字款不仅耀州窑有，在许多窑场中也都有发现，如唐术时期有“官”、“官样”或“新官”铭文的窑具、瓷器的窑场还有定窑、缸瓦窑和越窑。对于瓷器上“官”字款的涵义，《五代》综合各种观点，认为有官窑、贡瓷及官府订烧三说，现逐一辨析。
官窑无论是制瓷原料还是制成品都是由
政府直接控制窑场由政府派专人管理。如汝官窑，是以瑙为釉，制成品则在挑选之后方许卖。那么耀州窑会不会是官窑呢？我们知道，耀州窑从其创烧之起，便为私家所有，五代至宋也未见有官府直接控制的现象。政府只是通过在窑场设监收税来对窑户实行管理。如《德应侯碑》便有“三班奉职监耀州黄堡镇酒税兼烟火吕闰”。因此所谓的官窑一说不成立。再说贡瓷。宋代耀州窑贡瓷史有明载，那么五时期是否有贡瓷呢？在五代，黄堡窑场形成了以青瓷为主的特点，制成品釉色滋润、器型多样，装饰手法以划花和刻花为主，采用了托珠烧和在器外底心支钉烧这些先进细致的支烧方法，远高于在唐五代首屈一指的越窑以泥条支烧的落后手法。五代黄堡窑场的这些烧制特点，在当时南北各地的窑场中是极突出的，因而这些粗细的瓷器在当时作为贡瓷也是当之无愧的。
至于官府订烧瓷器在唐宋时期也比较常见，这些瓷器一般都有使用地的名称，如唐代邢窑有“翰林”、“盈”字款瓷器、宋代定窑有“五王府”、“尚药局”款瓷器，这些铭文都是在器物烧成之前所刻，因这些瓷器属订烧，别人便不可能使用，其出土地点也只可能在窑场和订烧者的使用地（当然，这还应排除使用者后来赠送他人的可能性）。而“官”字款瓷器则不存在这类现象，其发现地点也较为广泛。故其不属于官府订烧。至于五代黄堡窑场的订烧器，则应如“何爷铭”之类的瓷器为是。
其他类铭文中的如系文字，即四十，属数字类，是制瓷时的编号。如系花押，则可归入姓名类。
“真武灵应真君”，此铭的“真”字已残，“武”字仅余左下“止”部残笔。真武即玄武，为北方之神，宋人因避始祖赵玄朗之讳而改。大中祥符年间，尊为“镇天真武灵应佑圣帝君”，此铭系民间对其之俗称。
“八公”，刻在母范内壁的山石上，石上有一方形洞门，山周围还刻有竹木。八公山与汉淮南王刘安有关。《搜神记》卷一载，淮南王安好道术，设厨宰以候宾客。正月上辛，有八老公诣门求见。门吏白王，王使吏以意难之说日：“吾王好长生，先生无驻衰之术，未敢以闻。”公知不见，乃更形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见之，盛礼设乐，以享八公。“八公山传为淮南王修山之处，其地在今安徽淮南市西。
二、反映的贡瓷产地
耀州窑为宫迁生产用品始于唐代。五代、北宋时期还曾有过贡瓷但贡瓷的确切生产地并未有记载。现从窑址中出土的这一类瓷器的残片对此作以大致的推断。耀州窑遗址共发现15 片五代“官”字款标本，其中2片系于电瓷厂门外采集，余者皆有明确的地层关系。依《五代》可知，“官”款标本，出土于铜川第四中学、电瓷厂及电瓷厂河对岸，而以铜川四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达到66%。这样从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出，五代贡瓷生产地的分布范围是以今铜川四中为中心区域，今天的铜川四中，便是当年耀州窑窑神庙的所在地。根据历年来考古发掘可知，五代时期的窑神庙周围是当时黄堡窑场最为密集的地方，这里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工匠，他们可能是从窑场创烧之初便世居于此，生产的“青如天”、 “明如镜”的优质青瓷被选用贡品以充御用。部分宋代的“熙宁”、“大观”、“政
和”款青瓷盏是贡瓷。依《宋代》，这些款识的瓷片多出于今电瓷厂大门内外。说明宋代耀州窑这类瓷器的生产地从熙宁至政和年间 ，一直是以今天的电瓷厂为中心区。而熙宁贡瓷，也是促成皇帝封德应侯的直接原因。
三、特点
耀州窑瓷器铭文出现的位置一般有两种，一是在瓷器表面醒目的地方，如碗、盘内壁，瓶的外壁，这些地方多为姓名、吉语、纪年及诗词类。另一种则是在器物的圈足内等一些不显眼的地方，这一类除有少量姓名花押之外，还包括所有的“官”字款。
在瓷器醒目位置上的铭文，字体一般都较规整，而且铭文的涵义也与器物的纹饰及器物的功用相适应。如“熙宁”、 “大观”款，铭文居于牡丹花上特意留出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加以边栏。而“政和”款则与凤戏牡丹纹相结合，这正与作为贡瓷的要求相符。再如“伴合着”铭盏，器内壁印有三束饼形区域，内印有文字，花朵之间又点缀着飞舞的蝴蝶。在这些纹饰中，牡丹从唐代以来便被认为是富贵的象征，莲花则在宋代已失去佛教的意义，而是多子的象征。整体纹饰所表达的花开富贵多子多福的涵义，再加上蝴蝶相伴而飞的内容，这与铭文所体现的祝愿新婚夫妇白头偕老的涵义是完全一致的。再如唐代研钵中篦纹，本是用来增加器物内壁的摩擦性，以有利于研磨。而工匠在一些研钵内划出“叁”、“非”等字形，这是在保持了实用性的前提下，还增加了美观，使得器内纹布局规整，达到了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的结合。用诗诃作装饰的器物，则多无其他附属纹样，以免喧宾夺主。
在瓷器上还有一些铭文字体并不十分规整，但是，它们都隐蔽在器物的纹饰中，丝毫也不影响整体效果。如宋代的“王九”，字体极小，居于牡丹叶边，稍不注意便被忽略。另有“田”字，也是掩映于牡丹花枝之侧。而“赵家”则在缠枝牡丹中隐藏。至于盏类印有的窑工姓氏，如“田”、“刘”“王”等铭文则位于盏心的团菊纹中，元代的“木土家”，“是记口（花押）”铭，则是处在莲瓣中。大量的位于器底的姓氏、花押或数字系窑工随手刻成，并不作为装饰处理，其字体较潦草，但其中姓氏所具有的商标作用则是不容忽视的。
目前所见到的耀州窑瓷器铭文，大多是制作过程用修坯工具如竹签、刻刀等在瓷坯上直接刻成的。其中部分铭文则反映了当时的制瓷及装饰工艺。如唐代的“大中”铭，是用褐色釉药在器物口沿下写成的，这反映了当时烧制白釉褐彩瓷的事实。“丙辰”铭，是在白瓷盘内底用黑色釉药写成的，这与当时烧制白釉黑瓷的事实也相吻合。唐代的大量瓷塑、器柄、流是用模制成型，因而这一时期的铭文，也有用模印的。如素烧铃上便印有“天下太平”。宋代耀州窑多见印花和刻花装饰，因而这一时期的瓷器铭文也多有此两种形式出现。窑工刻制模具时，在花头中间特意留出一定空间，当中刻上铭文。这些如“长命”、“富贵”、“伴合着”等。铭文另外一种形式是，修坯时随手在花枝间刻上铭文，这一类以“赵家”为代表。宋代纹饰中的铭文字体总的来说较为工整，这与同期的瓷器装饰手法相一致。金元时期耀州窑的印花、刻花工艺逐渐衰落，故这一时期的模印瓷器铭文较为少见。元代的工匠常以铁锈花来装饰瓷器， 因而此时的瓷器铭文以黑釉药写成的当不在少数。
四、耀州窑瓷器铭文与其他窑口的关系
创烧阶段的耀州窑无论在器型还是装饰手法等都是在学习各地的窑口。五代以青瓷为主的特点基本形成后，在宋代达到其鼎盛时期，并对周围一些窑口产生影响，形成了耀州窑系。但此时的耀州窑依然对其他窑 口的特长进行学习以充实自身。
宋代磁州窑枕上有捺印的商标“张家造”，其形式是：上覆以荷叶，中间为一长方形栏，内印有“张家造”三字，下部托一朵莲花。这在磁州窑中极富特色。耀州窑宋代的装饰纹样便对此进行了吸收，所不同的是，这类纹饰与缠枝花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耀州窑自身的特点。这种纹样有两种形式，一是顶覆荷叶，中为长方形栏，内印有“玉”字铭，下部为松散的莲瓣。另一类是在荷叶下的边栏中没有铭文，下部为盛开的莲花，两侧为对称的水草纹。另外从这种纹饰所处的位置来看，耀州窑是在碗类的内壁，而磁州窑则位于器底这种不易看到的地方。属耀州窑系的新安窑也有此类纹饰，所不同的只是中间印有“张”。《中国陶瓷史》认为，这种标记“与磁州窑‘张家造’瓷枕底部戳记有些近似”。现在看来，这应是受耀州窑的影响。而在“圆武灵应真君”残片上，铭文两侧也刻有边栏，底部为菊花，这应是耀州窑在学习磁州窑后形成的一种变体。
耀州窑系的窑口除在仿烧耀州窑的装饰纹样外，还对一些瓷器铭文的其他装饰细节也进行了学习。耀州窑常在印花盏心的团菊纹中印有窑工的姓氏，这在其他窑口中可找到对应的纹饰，如耀州窑盏心的“同”，在新安城关窑中便有发现，而宜阳窑中的“刘”，内乡大窑店窑的“田”也可在同时期耀州窑的印花盏中找到源头。瓷器内印的窑工姓氏，是与商标有着相同的作用。“各窑皆有不同的商品标记，而是一旦成为名片，则各窑又竟相仿制，出现商品的激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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