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低微小吏”到西晉開國“第一功臣”

石苞的一生，本為立志逆襲的典型。

石苞，字仲榮，是渤海郡南皮縣人。他出身低微，無任何家族實力可以依靠。雖然年紀輕輕，就以“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姣無雙”而出名，卻只在南皮為一小吏，供當地的農司馬差遣。這時，有一個傳達政令的官員，叫郭玄信，奉命出使鄴城。於是農司馬就派石苞給郭玄信駕車。同被派去駕車的，還有同樣出身卑微，但後來卻家喻戶曉的名將鄧艾。郭玄信見到二人後，很是驚訝，對他們說：“你們將來都會官至卿相。”石苞卻說：“我一個趕車的奴隸，怎麼會成卿相？”此時的石苞不信出身低微的自己將來會幹出一番大事業。

後來石苞又一次被差遣到了鄴城。事情一時辦不完，身無分文的石苞，只能在鄴城的市面上賣鐵換錢。鄴城人趙元儒，以識人而出名，見到賣鐵的石苞後與其攀談，感慨石苞氣量遠大，主動與之結交。於是石苞陰差陽錯的在士人圈子裡有了些小名氣。後來石苞機緣巧合見到了出身世家大族的吏部郎許允，請求許允推薦自己為縣令。許允對他說：“你我才能一樣，應當同朝為官，為何要當一區區縣令呢？”石苞於是和許允成為了知己好友。

石苞真正的伯樂，是司馬師。在大將軍曹爽執政時期，司馬師曾短暫出任中護軍。中護軍在曹魏禁軍中地位僅次於中領軍，其除統領宮城外、洛陽城內的禁軍外，最主要的職責就是選拔中下級武官。在此期間，中護軍司馬師將石苞提拔為了中護軍司馬。當時貴為輔政大臣的太傅司馬懿卻瞧不上石苞，認為他好色，不注重品行。而司馬師認為，石苞雖小節有虧，但有治國大才，因而不顧其父的訓斥，繼續任用石苞，不久還將其升為鄴城典農中郎將。從此，石苞成為了司馬師的心腹，為他日後的功成名就鋪就了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司馬懿雖然看不上石苞，但是卻很欣賞當年跟石苞一起為小吏的鄧艾。鄧艾在司馬懿手下風生水起，成為了西北名將。

投靠了司馬師的石苞從此官路亨通，歷任東萊、琅琊太守和徐州刺史。漸漸地，他又展現了自己的軍事才能。當時司馬昭率大軍徵吳，在東關之戰中，被吳國諸葛恪打的大敗，而只有石苞率軍安然返回。因此戰功被司馬師升為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待到諸葛誕發起“淮南第三叛”，石苞作為青州軍統帥，大敗支援諸葛誕的吳國丁奉、朱異軍。戰後，石苞升任鎮東將軍，假節、東光侯。兩年後，石苞升任徵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駐守淮南前線，與吳國對峙，正式成為曹魏帝國境內的一方諸侯。

魏帝曹髦曾召石苞回朝，與之攀談了一夜。石苞出來後，對司馬昭說：“他不是個恆久之主啊。”結果不久，就發生了司馬昭的手下成濟弒君事件。晉書中雖然只記載了這一句，但是不免讓人懷疑，石苞的話讓司馬昭起了戒心，也間接導致了曹髦被弒。等到司馬昭去世，賈充、荀勖對於該用什麼樣的禮儀下葬拿不定主意。石苞趕回京師奔喪，對二人說：“有了這樣的基業，難道還要以人臣的禮儀告終嗎？”於是司馬昭以帝王的禮儀安葬。此後，石苞多次以“氣數已盡、天命所歸”為由婉轉勸魏帝曹奐禪位。石苞作為當時鎮守一方的實力派諸侯，加上司馬家老臣的身份，公然表明了自己支持以晉代魏的政治立場。故晉書石苞傳言“及禪位，苞有力焉”。

司馬炎登基後，因功臣眾多，原有的三公不足以犒賞功臣。於是在原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基礎上，設立位在三公之上的三上公“太宰、太傅、太保”，同時設立最高軍職“大司馬、大將軍”。而石苞就是西晉開國後的首任大司馬，依舊鎮守淮南。同時，武帝大封功臣11人為公爵。中國人的智慧，有時候只要在名單順序上就可以體現出來。這份開國11公爵名單，大司馬石苞位列第一。無論這個“第一”是虛是實，司馬炎將石苞以官方的形式，放在開國第一功臣的位置，這是對魏晉嬗代之際，石苞鞍前馬後、居功闕偉、從龍之功的政治回報。當年的低微小吏，終於成了榮寵至極的八公之一，晉朝開國第一功臣。

《晉書 武帝紀》：以驃騎將軍石苞為大司馬，封樂陵公，車騎將軍陳騫為高平公，衛將軍賈充為車騎將軍、魯公，尚書令裴秀為鉅鹿公，侍中荀勖為濟北公，太保鄭衝為太傅、壽光公，太尉王祥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為驃騎將軍、博陵公，司空荀顗為臨淮公，鎮北大將軍衛瓘為菑陽公

二、險些釀成的淮南第四叛

石苞在甘露四年（259年）開始鎮守淮南，到了泰始四年（268年），已經整整十年了。樹大招風，淮北監軍王琛向來鄙視石苞出身卑賤，又聽到童謠“宮中大馬幾做驢，大石壓之不得書”，於是扶風捉影，密奏武帝司馬炎，說大司馬石苞勾結吳國要造反。宮中也有謠言說“東南有大兵起”，接到密奏的武帝司馬炎起了疑心。

恰巧，荊州刺史胡烈上奏武帝，說吳軍準備大舉進犯。而身在前線的石苞也發現吳軍有調動，於是修築堡壘阻截水流，加強防務。這一切更加重了司馬炎的疑心。滿朝文武都開始彈劾石苞謀反，只有羊祜為石苞辯解。武帝司馬炎駁斥羊祜道：“吳人每次入侵，都是東西呼應，此次只在淮南出兵，難道不是石苞要反叛嗎？”武帝於是暗中派宗室中最能打的兩個王爺，義陽王司馬望（安平獻王司馬孚次子）和琅琊王司馬伷（宣帝司馬懿第三子）率大軍逼近淮南首府壽春。彷彿，淮南第四叛已經到來。

大戰在即。石苞此時才明白，武帝是疑心自己造反。身為司馬家三代老臣的他此時不知作何感想。他現在要麼像之前的王凌、毋丘儉、諸葛誕一樣，率軍抵抗，用自己元老的身份實行“清君側”。要麼就是束手就擒，將自己交給命運。最終，他用屬下孫鑠的計謀，主動放棄軍隊指揮權，到都亭待罪。被帶回朝廷的石苞，雖然被證實“淮南第四叛”一事子虛烏有，但依舊被免除一切職務，只保留公爵，返回自己的府邸。

後來，大臣郭廙為石苞鳴不平。武帝面露愧色，打算任用石苞為三公之一的司徒。司徒，如果不兼他職，只是位高權不重的輔臣。不想又引起了滿朝反對，因為位居三公者，必須有高尚的德行。而石苞好色少德。同時官員們認為石苞前面有過失，能保有公爵已經是厚待了，不宜再提拔重用。可見，雖然石苞被證明是無辜的，但朝臣們依舊認為石苞有罪，頗有“莫須有”的做派。武帝此次倒是力排眾議，仍任命石苞為司徒。武帝為了給石苞一個合理的解釋，對他說：“之前我召見你兒子石喬，結果他一天都沒來，我才認為你要造反。你兒子差點毀了你們家啊。”石苞聽罷，廢黜了石喬襲爵的資格。至此，君臣二人一唱一和，“淮南第四叛”才算完結。

三、司馬家的心病：得國不正

用四個字形容石苞造反事件很貼切，就是“莫名其妙”。也正是因為整個事件莫名其妙，才更值得我們仔細分析，進而剖析西晉初年詭異的朝局。

石苞，作為司馬氏三朝老臣，居功至偉，為何輕易就被武帝司馬炎懷疑呢？而且並沒有給石苞任何辯解的機會，就直接大兵壓境？是什麼讓司馬炎如此敏感？這恐怕還要從司馬家得國說起。

司馬家，是河內溫縣大族。但是司馬家在東漢末年，並非頂級士族。司馬防八子，雖號“司馬八達”，但司馬防去世時不過京兆尹、騎都尉，影響力十分有限。司馬家真正進入曹魏權貴階層是從司馬懿開始的。司馬懿是魏文帝曹丕“四友”之一，即便如此，若論家族實力，曹魏勳貴之家強過司馬家的不在少數。司馬懿以七十高齡發動高平陵政變，以四朝元老身份執掌朝政，尚有淮南第一叛王凌之亂。而到了司馬師執政，這種世襲執政的模式，自然會引起其他勳貴家族的不滿。因而有了毋丘儉的淮南第二叛。而後又發生了李豐、許允陰謀擁立夏侯玄為大司馬代替司馬師執政的事件。時任中書令的許允，就是出身名門、當年在鄴城鼓勵石苞的那位吏部郎。只不過世事變遷，當年的知己好友，如今分立門庭。

可以說，司馬家每一次權力交接，都面臨著巨大挑戰。而真正讓司馬家後怕以及產生心理陰影的，是鍾會叛亂。鍾會，出自大士族潁川鍾氏，是太傅鍾繇次子。潁川鍾氏與潁川荀氏都是第一批跟隨曹操的元從之臣。鍾氏和司馬氏是通家之好，鍾會與其兄鍾毓同司馬師、司馬昭兄弟更是兒時玩伴，交情甚篤。世說新語記載了一則有趣的小故事：

世說新語：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群。”帝復問會：“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這個故事是什麼意思呢？司馬昭和陳騫（司徒陳矯之子）、陳泰（司空陳群之子）同車出遊，路過鍾會門前。結果，三人呼喚鍾會上車，喊罷就丟下他駕車跑了。等鍾會趕到後，他們嘲笑鍾會說：“和人約好了出行，為什麼那麼慢呢？看見你在那麼遙遠的地方也不追上來？”（鍾會的父親鍾繇，“繇”與“遙”同音）

沒想到，鍾會答道：“我矯然出眾，懿美豐盈，何必要和你們同群。”（陳騫的父親陳矯，司馬昭的父親司馬懿，陳泰的父親陳群）

司馬昭又問道：“皋繇是什麼樣的人？”（指鍾會父鍾繇）

鍾會答道：“他前不如堯、舜，下不及周、孔，不過也是當時的懿德之士。”

要知道，此時的司馬昭已經位列執政，但是這些曹魏功勳權貴的二代們依然可以拿對方父親的名諱開玩笑，可見他們之間的親密。而潁川鍾氏向來是司馬氏的支持者，鍾會因此在司馬昭執政時期備受重用。司馬昭時代的大事，鍾會都參與決策。尤其是發生諸葛誕淮南第三叛之時，鍾會居中謀劃，時人稱之為“司馬氏之子房”。由於潁川鍾氏的影響力，以及鍾會的出色才幹，鍾會年僅四十歲，就做到了三公之一的司徒。

雖然，之前心腹荀勖提醒司馬昭提防鍾會，甚至連司馬昭的妻子王元姬、鍾會的親哥哥鍾毓都說鍾會不可擔此重任，但是司馬昭一直不信，可見其對鍾會這個少年時期玩伴的信任。而鍾會伐蜀之後，妄圖割據稱王，則對司馬昭是個巨大打擊。晉書記載了司馬昭聽聞鍾會謀反之時的吃驚反應：

《晉書·荀勖傳》：“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

我對你這麼好，你居然會謀反？

司馬氏自身就是政變上位，可謂得國不正。而又經歷了鍾會之亂和淮南三叛，因此，在司馬家眼裡，任何人都不是可以完全信任的。而淮南三叛的三位主要將領，王凌、毋丘儉、諸葛誕又是順次接管重鎮淮南，淮南成為了司馬氏心中的“叛亂重災區”。因此，大司馬石苞，雖被捧為第一功臣，但與司馬氏的關係親不及鍾會，又主政淮南，受到司馬炎的猜忌就理所當然了。

四、出身低微是原罪

石苞，在魏晉嬗代之際，是一個異類。

當時的中國，是士族社會。在那個教育成本極高的年代，普通人很難有接觸學習文化的機會。一些家族，憑藉自己先期的經濟優勢，通過研習經史獲得政府徵辟，世代出仕，這樣的家族被稱為“士族”。大士族，又稱“世家”或“高門”，與之相對的則是寒門庶族。所謂徵辟，東漢實行舉察制，到了魏晉實行九品中正制。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實際上都是一種缺乏“硬性考核指標”的推薦入仕途徑。士族通過壟斷文化及互相聯姻，形成了巨大的權力網絡和利益共同體，在徵辟入仕上有著相當的話語權。因此，士族獲得徵辟的機會遠遠高於寒門庶族。

魏晉之際，雖然“士庶之隔”還沒有完全形成（南北朝時期才徹底形成），新出門戶眾多，寒門庶族可通過自身努力發奮苦讀進入士族圈子，或以軍功起家獲得短暫的權勢，之後家族後代再研習經史。這樣只需過兩三代，就可以完成家族由“庶”到“士”的華麗轉型。但是，庶族寒門想要突破世家已經完成的文化壟斷、權力封鎖依舊是十分困難的。寒門出身而位居高位者更是寥寥。

因此，寒門中的寒門，出身低微的石苞，能站在權力頂峰，主要靠的是司馬氏的信任和寵信。而到了武帝司馬炎時期，史書明確記載了，武帝真正信任的是賈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五人。因此，作為司馬炎伯父司馬師的紅人石苞，此時雖位高權重，但已經過氣，失去了司馬氏政權核心的地位。一旦失去了司馬炎的信任，石苞出身低微的劣勢就凸顯出來了。由於和世家大族沒有深交，在朝中無法獲得同僚幫襯，十分容易遭到這些世家權貴的攻擊。

讓我們回顧險些釀成的淮南第四叛，事情起因只是因為淮北監軍王琛鄙視石苞卑微的出身。甚至可以懷疑，那首童謠也是王琛編的。而石苞位列大司馬，王琛卻是個在晉書上都沒有留下傳記的人。

地位如此懸殊，卻可以誣陷朝中重臣，事後也不見處罰。而世家朝臣也肆意攻擊石苞，甚至阻撓其復起為司徒，可見在這些世家心中，是有強大的鄙視鏈的。石苞被鄙視，在晉書中還止此一例。孫楚，是曹魏明帝時期中書令孫資之孫。孫資對司馬家有恩，在魏明帝臨終之時，力薦讓司馬懿輔政。因此他的後人在西晉發達，但並非世家，勉強算是士族中的新出門戶。但是他卻在當石苞屬下之時，輕蔑石苞，對自己的上司石苞毫無敬意。史載“參軍不敬府主，自楚始也。”

與石苞命運相似，卻遠沒有石苞幸運的，是那個同樣出身低微的“南皮小吏”，鄧艾。鄧艾口吃，而且性急，與儒雅的世家格格不入。司馬懿賞識他，將他提拔成大將，才有了鄧艾西北戰姜維、陰平偷襲滅蜀漢等一系列曠世奇功。但鄧艾無司馬懿庇護後，雖典軍旅、久鎮西北，但是始終無法立足於朝堂，成為司馬家的核心成員。滅蜀後，司馬昭奏表天子，以鄧艾為三公之一的太尉。此時的鄧艾，確實居功自傲，擅自遵循東漢大將軍鄧禹的做法，以天子名義，拜劉禪行驃騎將軍、蜀漢太子為奉車都尉、諸王為駙馬都尉。對原蜀漢群臣，也擅自安置。但若說造反，鄧艾是絕對沒有這個想法的。反倒是想造反的鐘會，汙衊鄧艾，結果又是群臣彈劾，司馬昭不分青紅，就將鄧艾父子逮捕，押解進京。

更讓人心寒的是鄧艾的下場。鍾會造反後，監軍衛瓘害怕鄧艾平反，擅自截殺了鄧艾父子。之後，鄧艾在洛陽的其他兒子也被殺害，妻子和孫子被髮配西域。三年後，曾在鄧艾手下任司馬的議郎段灼上書為鄧艾鳴冤，表奏中有一句話叫“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可是滿朝皆知鄧艾冤枉，卻無人為鄧艾申辯。司馬炎自然也不會理會，七十高齡就不會造反了嗎？司馬懿也是七十政變，王凌也是七十叛亂啊。而在鄧艾死去十年後，反倒是前蜀漢的官員樊建再次為鄧艾不平。武帝司馬炎最終卻下詔，承認鄧艾有功勳，但依舊認為其有罪。念其功勳，開恩讓他的孫子免於流放，任為郎中。整整十年，鄧艾的罪名由“謀反”變成了“有罪”。鄧艾，何其無辜。

讓我們看看其他真正反對司馬氏、甚至謀反的幾位大臣的結局：

淮南第一叛的王凌，出自世家太原王氏，東漢司徒王允之子。由於其家族勢力龐大，與司馬家關係複雜，司馬懿高平陵政變後立刻表奏王凌為三公之一的太尉進行安撫。王凌的妹夫郭淮出自太原郭氏，兩家是通家之好。郭淮與王凌族弟王昶都是司馬家重臣，因此王凌僅他這一支夷三族，而其他太原王氏、郭氏沒有被清算。後來到了武帝朝，甚至一些大臣和武帝司馬炎主張為王凌平反。就因為王凌“淮南第一叛”的時候主張廢了魏帝曹芳，而後來司馬師廢了魏帝曹芳。二者意外的“不謀而合”。

淮南第二叛，毋丘儉，出自河東郡。家族雖不十分顯赫，被直接夷三族，但是毋丘儉妻子出自潁川荀氏。荀氏的族兄荀顗與司馬家聯姻，因此特許荀氏與毋丘儉離婚，避免波及荀氏家族。

淮南第三叛，諸葛誕，出自琅琊諸葛氏，與諸葛亮同族。雖然諸葛誕被夷三族，但是他的少子諸葛靚滯留東吳，為諸葛誕留下了一脈。諸葛誕之女嫁給了琅琊王司馬伷，因此到了武帝司馬炎年間，武帝親自去找諸葛太妃並見到了諸葛靚，勸其出仕西晉，修復兩族關係。而到了西晉八王之亂時期，諸葛誕的外孫，即琅琊王司馬伷的兒子東安公司馬繇，還誣陷與諸葛誕有殺父之仇的文鴦勾結趙王倫，致使後者被滅族。

鍾會，由於其父鍾繇、其兄鍾毓對魏晉有大功，於是僅誅殺鍾會直系子弟。其實，鍾會雖年四十，但並未娶妻，只有養子鍾邕和鍾毅，而且鍾邕早就死在了亂軍之中，實際上僅殺了鍾毅一人。鍾會侄子鍾峻、鍾辿也都下獄，但司馬昭代表魏帝曹奐下詔，赦免了他們，而且有官爵者如故。 司馬昭事後還默認曾在鍾會手下為官的向雄給鍾會收屍。

可以看到，這些真正“謀反”的人，因為其出身和錯綜複雜的家族關係，往往受到的處罰較輕，尤其是鍾會，同鄧艾一比，鄧艾的處罰就過於嚴重了。這也反映出了，世家大族、功勳故舊在魏晉之際的強大實力，有時貴為皇帝也會屈尊降貴，去主動修復關係。而只有像鄧艾、石苞，這種低微寒門出身，與各個家族關係較為疏遠，雖在高位，卻一旦失去信任，就會遭到滅門之禍。至此也不難理解，為什麼石苞這個開國第一功臣，會輕易遭到猜忌、誣陷與彈劾。這也是石苞“淮南第四叛”一案，給我們帶來的最大啟示，讓我們深切的感受到了魏晉之際的複雜的人際關係與詭異朝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