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監這一群體，自其誕生之始便因為依附於皇權，有宦官專權、擅權枉法之舉，而被人所詬病，更因為生理上的殘缺，也自然與正人君子這樣一個稱謂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在我們能夠舉出趙高、童貫、魏忠賢、王振、劉瑾這些為禍朝堂的太監之時，有一個太監卻成為其中的“個例”，被歐陽修等一眾後人尊為正人君子。
他便是太監張居翰。生在唐朝末年的他，在唐懿宗初年被掖廷令張從玫收養，而也藉由此走上了仕途。當時天下大亂，唐王室衰微，在外藩鎮割據局面嚴重，在內宦官專權更是頻發。但是雖然身為太監，他卻辦事認真，更是不曾有僭越之舉。而且還在監軍幽州節度使劉仁恭之時與他結下了友好的關係，這也為朱溫、崔胤誅殺宦官時保全自己的性命打下了基礎。
唐朝末年，朝政逐漸為朱溫所控制。而此時的朱溫也不斷的南征北戰，906年時便將目標直指劉仁恭，面對勢大的朱溫，劉仁恭屢戰屢敗，這時正是張居翰前往朱溫死敵李克用處求救，劉仁恭才得以保全。
雙方合攻之下，李克用取得了潞州之戰的勝利。而當時正值亂世，頗具才華的張居翰也被李克用留為己用。他遂成為李克用的心腹愛將，此後他又得以輔佐李克用之子李存勖。
923年，李存勖滅梁稱帝，雖然在軍事上李存勖可以稱得上是五代十國中最為驍勇的一檔，但在治國上，他卻缺少必要的政治智慧，不僅僅寵信伶人，還縱容劉皇后幹權，而在驕奢淫逸，只知享樂之下，此時的張居翰雖然也被委任為樞密使，但軍事大權遂為郭崇韜所攬。
而此後唐莊宗下令太子李繼岌、樞密使郭崇韜征討佔據四川等地的後蜀。面對後唐的大軍，蜀王王衍之兄王宗弼暗中投誠，這也讓後唐滅蜀變得輕而易舉。
面對郭崇韜的大軍，在連戰連敗之下，蜀王王衍不得不上表乞降。而等李繼岌進入成都之時，王衍更是卑微至極，銜壁牽羊，以草繩繫頸，迎降道左，盡顯投誠之心。 唐莊宗自然也是大喜至極，並下詔將王衍召往洛陽，可就在王衍行之半途之時，因為為政上的不得人心，在魏博地區則發生了兵士譁變。
唐莊宗李存勖大怒至極，遂派兵前往平叛。但是因為太子李繼岌尚未返回洛陽，只得起用李嗣源前往，可就在李嗣源到達魏博之後，不僅僅未能將其平定，反而還在石敬瑭的建議之下果斷反戈一擊。
局勢危殆之下，唐莊宗必須對剛剛歸降的王衍做出抉擇。於是一道聖旨便自洛陽而來，其上書曰："王衍一行，並宜殺戮。"意思十分明確，莊宗要將王衍一行，一千多人盡皆殺害。
而此時的張居翰，面對這樣一封趕盡殺絕的詔書，他覺得唐莊宗此舉，不合天理，蜀王既然都已經投降，再做如此處置，顯然是有悖人情的。
於是他做出了一個少有人敢做的決定——篡改詔書。他將詔書貼在柱子之上，將詔書之中的“行”改為“家”，詔書也便成了"王衍一家，並宜殺戮"。而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舉措，救下了後蜀的百官、以及王衍的奴僕一千多人的生命。
而“篡改詔書”這樣一個罪同謀反的大罪，卻也隨著李存勖在興教門之亂的被殺，明君李嗣源的上位而沒有被追究責任，張居翰也得以安享晚年。
而對於張居翰這樣一位敢於仗義執言的太監， 《舊五代史》作者薛居正稱讚他“居翰改一字於詔書，救千人之濫死，可不謂之仁人矣乎!”就連在評定五代人物之中，最為嚴苛的歐陽修也稱讚他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替焉，無所不取”，儼然乃是正人君子也。
《舊五代史》，宋，薛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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