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言法事
當審判公開碰上隱私權
李曙明
前幾天，某電視臺法治欄目播出一期節目，內容是夫妻二人聯手殺死妻子情夫的案件。按照被告人鄭某在法庭上的陳述，被害人強姦了她，並以拍攝的裸照為威脅，強迫維持不正當關係。而在隨後的接觸中，鄭某發現對方對她很體貼，二人發展成為情人關係，並相約各自離婚後結婚，被害人離了，鄭某卻沒離。某一天晚上，被害人到鄭某家裡鬧，孩子電話通知了當時沒在家的丈夫朱某。趕回家的朱某在小區追上被害人，和隨後趕來的鄭某一起掐死了他。
朋友看了這期節目，問我：“案子涉及女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間的隱私，應該公開審理嗎？適合通過電視傳播嗎？”他這一問，還真把我問住了。
刑事訴訟法第188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公開進行。但是有關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公開審理；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但對於哪些案件屬於“有關隱私的案件”，卻無明確的範圍界定，而由審判機關判斷。有些案件判斷起來很明瞭，比如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強姦等性犯罪案件等，但像本案這樣的案件，卻不那麼容易判斷。我在網上搜索了一下，有法院對類似案件不公開審理的先例，也有文章認為不公開審理是錯誤的。我就此案諮詢了幾名司法一線的朋友，看法也不盡相同。
因為結論不明確，有探討空間，我想說說這事兒。該公開不公開，損害審判公開；不該公開而公開，侵犯當事人隱私。在是否公開的把握上，司法機關最好有一個相對統一的判斷標準。
一些時候，關於是否屬於隱私、是否要保護的判斷之所以難，重要原因在於，在隱私權“本源”的民事法律上，其範圍界定也並不明確。最早民法通則規定的人格權，並無隱私權，很長一段時間內，隱私權是作為公民名譽權加以保護的。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權責任法，出現了“隱私權”，之後的民法總則在“民事權利”一章確認了“隱私權”。但其範圍仍不明確。
民法典人格權編草案三審稿將“隱私”定義為“自然人不願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和私密信息等”。本案中，對鄭某來說，她和被害人之間的關係，“不願為他人知曉”要件應滿足，但它屬於隱私嗎？反對者認為，法律上設立隱私權的目的，是對合法權利加以保護，而不正當男女關係違背公序良俗，不應為法律保護。有人以某著名學者對侵害隱私權列舉作說明，在這名學者早期著作中，“將他人婚外性生活向社會公佈”被視為侵犯隱私權，而在其近年著作中，已刪除這種情形。
民法典人格編立法，或對隱私權作出更為明確規定，包括這種違背公序良俗的關係是不是受法律保護的隱私。個人以為，這種隱私的保護應受到一定限制，但不能完全被排除在法律之外。比如，大範圍傳播這種關係，甚至傳播一些不雅證據，當事人“違背公序良俗”並不能賦予上述行為正當性。
這起案子法院該不該公開審理、電視臺該不該播，我難以給出答案。電視臺播這樣一個節目，對社會有一定警示意義。但如果這樣的信息披露讓被告人承受了刑罰之外不應承受的代價（儘管是咎由自取），那麼，警示他人的社會價值能否成為隱私權“讓路”的正當理由？審判公開和隱私授權保護如何實現更好平衡？這些問題值得探討。個人觀點，在作為不公開審理情形的“個人隱私”相對明確之前，審判機關儘量做有利於當事人的判斷。
或許有人擔心，“都申請不公開審理，是不是會架空審判公開？”事實上，有這種情形的案件比例並不高，而且是否公開的決定權在審判機關，即便個別案件審理不公開，審判公開仍可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作者系資深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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