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作者為開國少將陳坊仁將軍之女。陳坊仁將軍在抗美援朝中指揮68軍奇襲“白虎團”，一舉全殲”白虎團”團部，擊斃敵團長，繳獲“白虎團”團旗。
2019年4月陳坊仁將軍親屬
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左一為陳靜。
2004年2月14日，當我在廣州得知楊成武伯伯逝世的噩耗，好像沉雷一樣打在心上，悲痛的淚水奪眶而出，半天說不出話來。遙想往事，歷歷在目。以至一週後，媽媽帶我們全家兄妹5人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為楊伯伯送別時，卻怎麼也不相信敬愛的楊伯伯就這樣離我們而去了。思念的潮水時刻撞擊著我，將我不能忘卻的記憶形諸文字，以表達我對他老人家深切的懷念。
在楊伯伯家，我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
我小的時候和爸爸、媽媽在一起生活的時間很短，因為50年代初，爸爸、媽媽都去抗美援朝，他們回國後，部隊又駐在徐州，後來爸爸又調到濟南。而我從幼兒園一直到初中，都在北京八一學校住宿讀書。我和哥哥、妹妹每年只有學校放寒、暑假才能見到爸爸、媽媽。儘管如此，平時住校的我們，仍然盼著星期天的到來，因為爸爸的很多戰友會爭著把我們接到他們家過星期天，既為我們改善伙食，又讓我們享受家庭的溫暖。在這麼多爸爸的戰友中，我去的最多、印象最深的就是楊成武伯伯家。
楊伯伯家是個大家庭，他有7個子女，還有楊伯伯的父、母親，楊伯伯的妹妹及孩子們。全家十幾口人，靠楊伯伯、趙志珍姨有限的薪金維持，生活非常艱難。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楊伯伯對我們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總是熱情地把我們接到他家，想方設法讓我們吃飽、吃好，過得愉快。每次吃飯，我總是和楊伯伯的子女一起圍坐在楊伯伯身邊，趙姨則忙前忙後，為大家張羅著。有好多次我看到楊伯伯、趙姨吃榆錢兒、槐花、野菜和不知名的黑糊糊的粗糧，而我們的碗裡卻是細糧，在最困難的時候，他們節衣縮食，勒緊褲帶，把有限的糧食省下來給我們吃。那時生活雖然艱苦，但在楊伯伯家這個和睦的大家庭裡，充滿著親情和關愛，使我得到了很多的快樂和溫馨。
楊伯伯是個身經百戰的高級將領，但在我們幾個孩子眼裡，他更是一位慈祥的長者，他對孩子不是動輒訓斥，而是平等對待。不管工作多忙多累，總要忙裡偷閒地與孩子們交流、談心，檢查督促學習情況，利用一切機會教育我們。最讓我難忘的是有一年國慶節，白天我們看了國慶閱兵和慶祝遊行，晚上又隨楊伯伯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盛大煙火晚會。當我站在城樓上時，眼前突然一亮：億萬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也在天安門城樓上，我和其他人一樣，爭先恐後地跑上去圍住毛主席握手，當時的幸福和快樂，難以言表。那天晚上，我還見到了許多大家熟悉和崇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事後楊伯伯對我們說：“老一輩革命家打下的江山來之不易，你們要永遠跟著共產黨，聽黨的話，好好學習，長大以後做國家的棟樑之材。”
在我的印象中，楊伯伯既是一個好父親，也是一個大孝子。當年楊伯伯參加革命後，他的父母都曾被國民黨抓走，受盡折磨，房子被燒，後來楊伯伯的父親被迫逃進了閩西原始森林。楊伯伯離開家與父母一別近二十載，直到1956年，才有機會把兩位受盡苦難的老人接到北京盡孝。儘管當時生活艱難，但一家人和諧相處，其樂融融，我目睹楊伯伯、趙姨對兩位老人的尊敬和無微不至的照顧，感受到他們那一份拳拳孝心。楊伯伯身體力行的高尚人品以及對子女的嚴格要求和教育給我留下了永遠的記憶。
父親病危，楊伯伯派人從死神手裡搶回了父親
1961年，父親到濟南任職。當時山東省軍區剛剛組建，一切都亟待步入正規。擔任司令員的父親加班加點拼命地工作，由於過度勞累，他常感左上臂痠痛不適。到了1962年10月，實在撐不住了，住進了醫院，醫生診斷為“亞急性前間壁心肌梗塞”。但由於當時醫療水平有限，醫院的治療並沒有阻止父親病情進一步的惡化，幾天後，已經住院的父親突然出現了“大面積心肌梗塞，伴心源性休克”，醫院發出病危通知，父親生命危在旦夕。
遠在北京的楊成武伯伯接到我父親生命垂危的消息心急如焚，一面指示醫院要盡全力搶救，一面從空軍調飛機，派北京著名心血管專家吳傑教授和楊伯伯的老保健醫生朱成叔叔緊急趕往濟南救助。（我去看望朱叔叔，他還記得，當時他沒顧得上回家拿換洗衣服，就急匆匆趕往濟南了）聽楊伯伯身邊工作人員講，在吳、朱兩位專家到濟南搶救父親的兩天裡，楊伯伯非常焦慮，吃不下飯，睡不好覺，隨時關注著父親病情的變化。楊伯伯派來的兩位專家以高超的醫術、極強的責任心，使父親奇蹟般地活了下來。
父親度過休克關後，楊伯伯又安排我和哥哥從北京到濟南看望父親。楊伯伯的保健醫生朱成叔叔則一直在父親的病床邊守候了兩個多月，直到父親病情穩定。後來，為了進一步地治療，楊伯伯又將父親轉到了北京。
戰爭年代的革命情誼，譜就了血濃於水的感情
關於我父親陳坊仁的經歷，以及父親與楊伯伯的特殊感情，父親從未向我講過，也許那時我還小，不太懂事。我參軍後，有一次去看望楊伯伯，楊伯伯指著他右腿膝下烏黑的傷疤告訴我，那是在紅軍長征時，血戰湘江留下的。當時戰鬥進行得異常殘酷，時任紅四團政委的楊伯伯在橫越公路時，不幸被一顆子彈打中了右腿，倒在公路上，不能動彈。敵人離楊伯伯很近，瘋狂地喊著：“抓活的！抓活的！”任紅五團五連指導員的父親剛好帶了幾個戰士經過這裡，他奮不顧身地阻擊敵人，和其他同志一道，硬是把楊伯伯搶了回來。這在當時看來也許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但楊伯伯始終記在心裡，每講起這次遇險的事，經歷過無數次大戰惡戰的楊伯伯都是非常動容。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身為68軍軍長的父親，於1951年跟隨楊伯伯第二次入朝作戰，在艱難的戰爭歲月裡，父親堅決執行楊伯伯的作戰意圖，打了不少勝仗，楊伯伯誇獎父親意志堅強，指揮作戰善於用腦，很有辦法。
正是因為戰爭年代結下的革命情誼，才譜就了父親和楊伯伯之間那一種血濃於水的感情，這也許是生活在和平年代裡的人所無法體會的。1967年6月，父親終因心臟病去世，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軍隊領導幹部都在受批鬥，但是楊伯伯親自主持了父親的追悼會，葉帥、聶帥、徐帥三位老帥以及很多父親的領導和戰友都親自前往，這無疑是對我們全家一個極大的安慰！
楊伯伯雖然離我們而去了，但在我的心中，他不僅是我軍一位屢建奇功、賦有傳奇色彩、了不起的著名將領，也是一位為人處事非常重感情、講親情的慈祥老前輩，我永遠地懷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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