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美國政治的任何一頁，都能看到領袖人物對“同理心”的提倡。最著名的當屬比爾·克林頓，1992年他告訴一位艾滋病活動人士：“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此外，巴拉克·奧巴馬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也不止一次提到同理心，比如2007年他還是參議員時就說：“當今美國社會乃至全世界的最大赤字，其實是同理心赤字。”
這並不僅僅是自由主義者的習慣思維。幾個月前，喬治·布什(George W. Bush)在達拉斯參加五位殉職警察的追悼會時說道：“我們儘可能地運用同理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就連唐納德·特朗普作為總統候選人時，也號召國人切實感受他人苦難，比如流離失所的鐵鏽地帶(Rust Belt)工人、非法移民犯罪的受害者等等。
同理心作為一種政治情懷，竟然達成了普遍共識(雖然在施予對象方面還存在明顯的意識形態分歧)，這倒是很罕見。然而遺憾的是，用同理心來作決定無異於一場道德災難。它會讓世界變得一塌糊塗。所以，如果我們十分明智地將它拋開，我們會變得更好，制定的政策也會更英明。
▌同理心：是工具，亦是陷阱
說到底，究竟什麼是同理心?有人用這個詞表達心理學家所謂的“認知共情”的意思，也就是在無需分擔他人感受的情況下，瞭解別人所思所想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看，同理心是必要的，如果對別人的意願渾然不覺，就無法在現實生活中有效地行動。但是，從本質上看，這種認知共情並不是一種積極的力量。成功的騙子、誘騙犯或虐待者也都有很高的認知共情能力。
至於我們多數人說的同理心，其實是心理學家稱為“情感共鳴”的東西。其範疇超過了單純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對某人抱有同理心意味著分享他們的經歷和痛苦——也就是感同身受。
這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放大了體育和性的樂趣，引發了我們對許多小說、電影、電視作品的喜愛。而且最重要的一點，人們希望分享朋友和愛人的感受，這是親密感情的基礎。
然而另一方面，一旦涉及道德判斷和政治決定時，情感共鳴的作用則完全相反。且不說我們的日常見聞，最近對神經科學和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同理心使我們產生偏見、結黨連群，常常還會變得殘忍。
在很多對同理心的研究中，研究人員先是讓受試者經受某種體驗(通常是輕微疼痛，比如電擊、針刺手指或通過耳機播放噪音)，同時掃描他們的大腦。接著讓他們看別人經受同樣的體驗，再將兩種情況的大腦掃描結果進行比對。
測試的結果是，神經活動確實存在重疊：大腦對本人痛苦的反應——發生在前腦島和扣帶皮層區域——與同情他人時的反應類似。這麼看來，克林頓的那句話不僅僅是個比喻，某個程度上，我們確實能感受別人的痛苦。
不過這類研究也發現，同理心存在偏見。其中一些偏見比較淺顯，多是種族、關係等造成的。2010年的《神經元雜誌》(Neuron)上刊登了一項研究：研究人員召集了一群歐洲男性球迷，先是刺痛一位受試者的手背，然後讓他看別人受同樣的苦。如果告訴受試者對方是同一球隊的球迷，這時就會檢測到很強的同理心神經反應——自身疼痛和他人疼痛的重疊。如果告知是對手球隊的球迷，則沒有這種反應。
另外一些偏見則埋藏較深。你對那些公平待你的人比欺騙了你的人更有同理心，對合作者比對競爭對手更有同理心。
而且，一旦覺得他人的痛苦是自作自受，你的同理心也會蕩然無存。2010年《認知神經科學雜誌》(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上刊登了一項研究，一群受試者觀看艾滋病人的視頻，如果得知患者是因為靜脈藥物注射感染，那他們的同理心反應明顯不如得知輸血感染時來得強烈。
▌迷失理性的同理心
我們的同理心不僅有偏見，還會讓我們忽略明顯的實際計算結果。據2005年《行為決策學報》(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報道，在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詢問人們願意捐多少錢來幫助開發一種藥物，這種藥能拯救一個孩子的性命;然後問另一組人同樣的問題，不同的是這一次的藥物可以拯救八個孩子的性命。受試者並沒有注意到數字，兩組人給出的答案几乎一樣。但是，當研究人員告訴受試者那一個孩子的姓名，並將她的照片拿給大家看時，人們的同理心被激發了，捐款直線上升，甚至超過了捐給八個孩子的數額。
也就是說，同理心會在人們想到特定的個體時產生，這就是所謂的“可辨識受害者”效應。可是它沒有考慮更廣泛的因素。1995年發表在《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一個經典實驗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受試者被告知一位名叫Sheri Summers的10歲女孩患有絕症，她有機會通過治療來緩解痛苦，只是在治療名單上排名靠後。研究人員問受試者願不願意讓小女孩立即接受治療——意味著將她的排位提到病情更重或等了更久的孩子之前，受試者通常都不肯。但一旦開始讓受試者想象這個小女孩的感覺，感受她的處境，他們通常又會點頭答應。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經常看到這種反常的道德數學。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往往熱衷於討伐虐狗者、救助渾身油汙的企鵝，而在減輕他國數百萬民眾或本國少數族裔的疾苦方面卻拿不出同樣的熱情。這也是為什麼政府和個人有時更在乎一名落井的小女孩(想想1987年得克薩斯州米德蘭著名的Baby Jessica案例)，而不是影響面更廣的危機。
也正因如此，我們格外關心那些政策的直接受害者——誰誰被暫時出獄休假的囚犯毆打，某小孩因為問題疫苗生病，某某的生意因為稅收和監管一蹶不振……至於這些政策的有益一面，可能消除什麼樣的痛苦，我們則視而不見。比如犯人休假制度，監外活動可能成功降低了總體犯罪率，但如果只是告訴人們未受攻擊人數的統計變化，人們通常不會產生同理心。
在道德和政治辯論中，各人的立場反映了他們所選擇的同理心對象。這個對象可能是被執法人員虐待和殺害的少數族裔，也可能是刀口舔血、終日以危險為伴的警察;可能是上不了大學的少數族裔學生，也可能是成績更好卻被拒絕的白人學生;幼兒玩槍不慎打死自己，你選擇站在小孩母親這邊，那麼因禁售槍支無法用槍自我防衛、最後被強姦的女性呢?與想開始一段新生活的敘利亞難民站在一邊，還是維護被搶了飯碗的美國人?
而且，這種移情關懷很可能引發敵意。想想2016年選舉季最激動人心的那一刻吧，沒錯，就是特朗普言語攻擊非法移民的那一刻。特朗普對移民當然不會有同理心，他的同理心對象是他所謂的移民受害者——那些據說被強姦、毆打和殺害的人。
通過做實驗我們能看到同理心與激進行為之間的聯繫。2014年《人格和社會心理學公告》(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上發表了一篇巧妙的研究文章，受試者得知一位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參加了數學競賽，想借比賽贏得現金獎勵。這顯然激發了受試者的同理心。他們不光對這名學生感同身受，還希望折磨窮學生的競爭對手(給她吃大量辣醬)，儘管後者並沒有做錯什麼。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你總能找到一方傾注同理心。”
考慮到以上種種，我們還是很幸運的，能用理性思考來壓制同理心的影響。大部分人再三思考之後，會認同這些同理心驅動的判斷是錯的。一個人的生命不比八個人的更重要;如果停止疫苗計劃可能導致數十人死亡，那我們不應該為了一個孩子停止計劃。我們也會理解，任何有關刑事司法、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政策、槍支控制以及移民的重要決定都不可避免地有贏家和輸家，所以人們總能找到一個釋放同理心的對象。
那我們成為好人的動機呢?如果我們不去體會他人的感受，感覺不到他們的痛苦，我們何來動力幫助他們?如果冷漠比同理心更適合，那或許我們就應該變得冷漠，管它有什麼缺點!
▌行善的另一種力量：同情心
當然幸運的是，同理心並非激勵我們行善的唯一力量。同理心與關心或同情有著明顯區別——後者是在乎他人，重視他人的命運。神經科學家Tania Singer和Olga Klimecki在2014年的《當代生物學》(Current Biology)雜誌的一篇文章中很好地總結了這一區別：“與同理心相比，同情不是分享對方的痛苦，而是溫暖的感情、關心和在乎他人，希望增進他人的幸福感。同情是為他人著想，而不是感同身受。”
我和耶魯大學研究生Matthew Jordan、Dorsa Amir合作進行了一系列研究，這些研究不久前發表在《情感》(Emotion)雜誌上。我們比較了兩種不同標準下人們的得分，一種衡量人們的同理心，另一種測試同情心。不出所料，我們發現這些標準衡量的是人性的不同方面：你可能在這方面低、那方面高。我們還發現，同情心會促使人慈善捐贈，同理心則不會。
還有由Tania Singer領導的研究機構，他們訓練人們體驗同理心或同情心。在同理心訓練中，研究人員引導人們體會受苦者的感受。而在同情心訓練(有時被稱為“慈愛冥想”)中，人們讓溫暖的思念流向他人——但這並不是共情，他們只體會到積極的情感。
在這個過程中，研究人員對他們的大腦進行掃描。事實證明，這兩種情況下神經活躍情況是不同的：同理心訓練導致腦島和扣帶皮層更加活躍，如果你對所關心的人的疾苦感同身受，大腦被激活的也是這一區域。同情心訓練則導致大腦其他部分激活，比如腹側紋狀體，其活躍程度隨著獎勵和動機水平的上升而上升。
這些研究還揭示了同理心與同情心之間的實際差異。同理心是並不愉快的難受體驗，讓人心力交瘁。其他研究結果也表明代入性感受痛苦不僅會導致糟糕的決策，還會使人精疲力盡、卻步不前。相比之下，同情心訓練則是讓冥想者感覺更好，對人更加友善。它具備同理心的所有優點，缺點卻微乎其微。
這些結果與Paul Condon團隊發表在2013年《心理科學雜誌》(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的結論不謀而合。與接受其他認知技能訓練的對照組相比，接受冥想的訓練的受試者對人更友善，更樂於助人。他們認為，冥想“抑制了模擬受苦者感受的大腦網絡的活躍程度，讓社會關係感受網絡更加活躍。”限制同理心的影響實際上更容易讓人變得善良。
我不否認同理心的誘惑。人們往往難以抵擋內心的衝動，想去感受他人所感受到的世界，想真切體會他人的苦痛，想傾聽我們自己的心聲。同理心確實像一件禮物，豐富了施予者的生命。而另一個選擇——同情，它因糅合了細緻的推理而稍顯冷漠。但不可否認的是，後者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那就是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當先進的儀器已能成功地對人的大腦中的毛細血管施行手術時，人類心靈的疾病卻變得日趨複雜和嚴重起來，死亡的恐懼，情感的荒蕪，慾望的迷亂，無處不在的孤獨，被命運棄絕的焦慮......所有這一切心靈之患，如今正像瘟疫一般在現代社會的人群中蔓延開來。
事實上，不管承不承認，我們絕大多數人都不同程度地有過精神障礙和心理疑症，都需要尋找心靈的慰籍和支撐。因此，當心理治療已成為人們的一種熱門職業和日常需要時，用不著驚異，人類正在探尋著自己的救心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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