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觀察”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人類學博士趙萱在界面新聞開設的專欄，基於田野調查經歷，講述他對於全球邊界地區的觀察和思考。】
在金屬的圍欄內，阿拉伯婦女們在庭院內一邊圍坐談笑，一邊看護著正在追逐或盪鞦韆的孩童，門口有一位阿拉伯男子正在投餵鴿子，到處一片祥和的景象。
這是2018年7月我造訪位於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最大的難民營時看到的情景。
這座難民營由幾棟新建的住宅組成，樓下是活動的空地，儘管整個營地被圍欄所包圍，需要特殊的申請許可才能進入，但入口終日開放，裡面的人可以自由出入，就如同市區裡尋常的封閉式小區。“小區”旁邊還建設有一幢現代化的醫院。
這些難民營包括醫院的建設費用均主要來自歐盟。因此對保加利亞來說，難民的到來，某種意義上是值得歡迎的一件事情。但對絕對大多數難民來說，這兒只是個臨時停靠的落腳點。
喂鴿子的男人是一位來自敘利亞的庫爾德青年，當我問起他的難民生涯，他原本快樂的情緒變得有些沮喪，他說這不僅是因為家園被毀，而是因為2017年底他剛剛從德國被遣返回保加利亞，他並不喜歡保加利亞，相比德國，這裡沒有好的工作機會，收入水平也較低，但他卻無能為力。
難民營的路口處，我又遇見兩位來自伊拉克的婦女，正準備去市中心購物，相互問候後，一位婦女有點激動地對我說，她有四個孩子要養，孩子的爸爸每天不停地在外工作，她現在最渴望的是全家人可以搬去德國，而對於是否願意回到伊拉克，她倆果斷地回答道：“不想回！”
一位敘利亞難民曾這樣吐露心聲：“我們不喜歡被稱作難民（refugee）。”這種心理頗耐人尋味。
返回下榻的酒店，我查閱著網上的資料，看著畫滿箭頭、如“進軍地圖”一般的難民路線以及“滿目瘡痍”的難民報道，不免產生了一個疑問：到底什麼是難民？什麼才是他們真正關注的，安全？舒適？還是流動性？
在東南歐國家的交通站點，我們經常可以碰見這樣的景象，大隊的中東難民擁擠車站門前與線路兩側，與警方對峙，他們希望突破封鎖的防線繼續前進，人們手持著購買的國際列車的車票，大聲高呼“讓我們走！讓我們走！自由！德國！”不難想象，數十萬的難民在幾天或幾周的時間內穿越一個又一個國家，一條經典且曲折的中東難民移動路線隨之浮現：土耳其-希臘-馬其頓-塞爾維亞（巴爾幹半島諸國）-匈牙利-奧地利-德國。也因此，若以“難民”或“避難尋求者”（asylum seeker，土耳其政府的官方定義）為中心來思考這些群體顯然已不足夠，而“移民”（migrant）這一更大範疇的概念逐漸被越來越多的觀察者所使用。
如今，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凱萊蒂火車站和奧地利首都的維也納西站已成為這些“移民”、志願者最主要的聚居區，同時也是匈牙利等國政府、歐盟官員關注的焦點。火車站的隧道里擠滿了成百上千的人群，儘管大量友善的本地誌願者和市民願意為他們提供安全舒適的住所，但顯然，“移民”們更願意留在原地，他們在這裡搭建簡易的住所，歌唱或病倒，只為了獲得再次流動的機會。
現行的難民庇護條例以1990年簽署的《都柏林公約》為基礎，其中規定了“第一入境國”等原則，即難民應在進入歐盟後踏足的第一個國家申請避難，這個國家也有義務在難民申請期間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直到歐盟將難民指派到其他成員國。顯然，作為一部歐盟法律，其將庇護的壓力集中在以土耳其、希臘、意大利為代表的歐洲邊境國家，而在法律背後所投射出的“非流動性”（immobility）問題也自然地與《申根協定》所倡導的歐洲內部的自由流動相悖反。
正是在這一語境下，流動性高度釋放的區域才成為了難民真實的公共領域，也就是說，難民的公共領域，不應簡單地被定義在國家的邊界地區，而更可能是人員流動的交通樞紐和要道。歐洲各國在難民安全環境上的營造以及日益強化的邊界管制本質上都指向了對於移民流動性的約束，而不是難民概念及其生存本身。
在移民而不是難民的認識之下，我們會發現這是一個更為悠久且複雜的問題，早在20世紀80-90年代，地中海沿岸及東歐地區移民體量的大幅增加便已經刺激歐盟各國思考如何強化自身的邊界管理，例如1986年，西班牙在加入歐盟之後便頒佈了首部移民法案以應對北非移民的流入，其核心既包括對於政治領土邊界的管控，也涉及勞工、教育、融入等社會經濟事務。而如若將歐洲邊界的範疇向外擴延，我們更會發現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亞、黎巴嫩等地中海南岸國家在更早的時期已經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東移民的重要目的地。
在此，我們似乎可以勾畫出三條在成型時間上或有先後、在地理上具有遠近的“移民線”，第一條以歐洲南部國家、巴爾幹地區及東歐地區為線索；第二條以北非國家、小亞細亞地區國家為線索；第三條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中東、中亞腹地國家為線索。
一位土耳其教授曾對我說，在歐洲的土耳其人在階級上要比阿拉伯人高，他們來到的時間更早，從事著更體面的工作；一位突尼斯留學生也曾與我分享，今天突尼斯的年輕人都向往歐洲，留在本國被視為失敗，而突尼斯國內現在都是利比亞人（在利比亞戰亂以前很少）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
毫不諱言，這一濃厚的“歐洲中心主義”圖景令人厭煩，卻也透露出大部分的事實。所謂的中東難民潮更多地體現在“移民線”之間相對穩定的社會經濟結構被打破，他們並非一早便計劃進入歐洲，而是隨著所在國的政局動盪，藉由移民流動傳統所產生的劇烈衝擊。因此，當我們承認移民浪潮是一類耳熟能詳的現象，那麼近年的中東難民問題便不會顯得那麼的突如其來。
在常識性的觀感中，難民總是衣衫襤褸、食不果腹，但當梳著油亮頭髮的敘利亞小哥在伊斯坦布爾的街頭向人兜售新款的服裝，當熱情的阿富汗大叔在布魯塞爾的窄巷裡經營著肉鋪和雜貨店，有關難民的形象將得到重新修訂。
不可否認，逃避國家戰亂是促成其流動的一大動力，但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以及緊密的親屬網絡和適宜的經濟條件是更為關鍵的支撐性條件，在這一層次上，圍繞難民和移民的描述將走向趨同，移民的能動性和主體性問題上升為分析的重點。
沿著保加利亞通往塞爾維亞的國際公路上，分佈著一些破敗的村鎮，梅花間竹地站著一些打扮濃豔的少女，我詢問車上的友人她們是難民吧？友人回答道：“不！她們都是吉普賽人，她們是我們國家的恥辱！”
在此前提及的索菲亞中東難民營附近是一處不為人知的社區，上世紀80年代修建的越南戰爭難民營建築遺留至今，當年的難民早已離去，骯髒的樓道讓人不忍直視，狹窄的街道里坑坑窪窪遍佈汙水，蓬頭垢面的路人警惕地看著陌生的行人，這裡是索菲亞最大的吉普賽人社區。一位身高兩米的保加利亞朋友帶我來到這裡，他有些緊張地對我說：“我從來沒有來過這裡，這裡全是妓女和毒品！我們最好快點離開。”
當我們看到移民（或者說難民）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在媒體和公共輿論中廣泛發酵時，事實上，作為國民的吉普賽人似乎更令保加利亞和當地民眾所擔憂。在一場尚未終結的難民潮之下，不僅是移民，更多的“浪花”也將被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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