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平成到令和，安倍晉三已經成為了日本憲政史上累計在任天數最長的日本首相，而他所提出的“安倍經濟學”也伴隨日本經濟走過了起起伏伏的7年長路。持續貨幣寬鬆、增加財政支出和進行結構性改革，成為了三支“利箭”，在金融危機後十年有效拉動了日本經濟的增長。然而今年以來，全球經濟同步放緩，需求下降，極大地打擊了作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的日本。再疊加近期韓日貿易摩擦加劇以及消費稅上漲，多重壓力下，日本經濟再度陷入停滯，而“安倍經濟學”在如今已經接近極限的寬鬆環境下正在失去其效力。
日韓貿易摩擦疊加消費稅上調 日本三季度GDP增長僅0.2%
日本內閣府近日發佈的統計報告顯示，2019年第三季度，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率計算增長0.2%。報告顯示，內需成為拉動三季度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其中，佔日本經濟比重約60%的個人消費環比增長0.4%，企業設備投資環比增長0.9%。與此同時，外需成為日本經濟增長的拖累因素。報告顯示，三季度，日本出口環比下降0.7%，進口環比增長0.2%，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0.2個百分點。
值得注意的是，10月份消費稅上調所誘發的提前消費，是拉動三季度內需增長的一大因素。但這一短期拉動力，在下一季度或將逆轉成為拖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消費不振、通脹低迷是長期困擾日本經濟的一大難題。即使是在消費稅升至10%前，日本民眾並未提前“瘋狂血拼”，個人消費僅環比增長0.4%，不及此前市場預期。2014年，安倍政權將5%的消費稅上調至8%，政府稅收增加約5兆日元（約合3400億元人民幣），但日本國民的生活負擔加重，使得經濟發展低迷。因此，第四季度在消費稅的影響下，日本的內需增長很可能重新陷入低迷。
ING銀行亞太首席經濟學家羅伯特·卡內爾在日本消費稅上調後，將日本經濟1.2%的全年增速預期下調至1.0%。“我的直覺告訴我，四季度可能會出現像上次加稅後的大幅下跌，不過鑑於這次消費稅上調前，私人消費已經這麼疲軟，也有可能是後續持平。”卡內爾評論稱。
出口下滑則成為了拖累三季度日本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由於日韓貿易摩擦持續進行，日本出口額萎縮幅度最大的仍是半導體相關的機械產品，9月份，相關產品出口同比減少30.4%。此外，服務出口的下降也十分顯著。在日本內閣府統計中，訪日外國人在日本境內的消費被列入服務出口。由於日韓關係惡化，三季度訪日的韓國遊客大幅減少，導致服務出口急劇下降。
日本農林中央金庫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南武志表示，即使全球貿易摩擦放緩的預期有望改善消極的出口趨勢，但日本的出口數據也沒有傳達出積極信號。他說：“由於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仍然很高，我們對日本經濟陷入衰退的擔憂加劇。”
寬鬆政策紅利有所萎縮 “安倍經濟學”邊際效益正在減少
“安倍經濟學”實施了7年，在初期確實取得了不俗的效果。在“超寬鬆”的背景下，日元貶值、企業利潤上升、股市上漲，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此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但金融市場的繁榮並沒能惠及大眾，與企業利潤和股價上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普通民眾薪資的緩慢增長。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和總務省的統計數據，2012年12月，日本人的平均月薪是26萬2299日元(約合1.69萬人民幣)，而2018年12月則為26萬5171日元（約合1.71萬人民幣）。經合組織根據包括加班費在內的民間部門的總收入，計算出了勞動者的時薪，對2017年和1997年的數據進行比較後發現，20年間，日本時薪下降了9%，是主要國家中唯一出現負增長的。收入漲幅有限、低收入群體基數擴大，加劇了日本人對未來生活的不安。
民眾的薪資增長緩慢，因此消費難以得到有效提振，也就意味著日本政府從消費及相關領域獲得稅收有限，想要擴大財政支出只能依靠增加賦稅，而賦稅的增加又會進一步打擊居民消費，形成惡性循環。“股價上漲、企業賺了錢，但並未惠及國民的生活”，這是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首枝野幸男對“安倍經濟學”作出的直接評價。
與此同時，“安倍經濟學”產生的邊際效益也在減少。自2013年以來，安倍已實施四輪刺激計劃，支出近30萬億日元，但刺激效果逐次遞減。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上月表示，如有必要日本央行將推出進一步寬鬆政策，但也必須留意長期寬鬆政策的成本在增加，比如對銀行獲利的影響。這顯示，在已經接近極限的寬鬆政策下，日本央行想要採取額外刺激舉措的門檻很高。
“安倍經濟學”的批評者稱，政府試圖用非常規貨幣政策重振經濟，結果卻耽誤了急需的就業市場改革和科技創新提升競爭力的進程，而貨幣寬鬆政策的“彈藥庫”也已經消耗殆盡。曾任日本央行官員的反對黨人士大塚耕平稱：“日本將自己沉浸在老派宏觀經濟政策中，而不是努力去適應全球環境的迅速變化。”他尤其擔憂目前日本已經所剩無幾的貨幣政策空間，“幾年前日本央行還能祭出‘大殺器’，現在卻只是‘放空炮’。”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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