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家训》：“

上文是宋朝的著名清官兼能吏包公包青天的家训，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七个字，但是却字字千钧，他本来就律己甚严，对于贪官更是极为愤恨——比如在他的《包孝肃公奏议》的187篇奏折中，就有多达55篇都是弹劾贪官污吏的。

而且包公不管对方是什么高官贵族还是皇亲国戚，只要找到证据就直接弹劾甚至是当面斥责，这里面就包括对当时国丈张尧佐的连续六次弹劾，最后竟然连仁宗皇帝的账都不买，堪称历朝历代监察官的典范！

但是包公可不是只对别人提要求，他对自己和子孙的标准定的更高，这份《家训》中就写的明白，但凡后辈敢贪婪者，就不是他的子孙，死后不得入祖坟——这在封建时代简直是比坐牢甚至大辟（死刑）更大的惩罚和羞辱，乃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

包公当然是清官，不过只凭他一个人显然不能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接下来我们就从宋明两朝的官员俸禄以及表现来谈谈，这“高薪养廉”的观念是否是正确的。

至于为什么选这两个朝代呢？很简单，因为这两个朝代的官员俸禄正好是历朝历代的两个极致，一个最高，一个最低，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宋朝——高薪，未必能养廉

我们先来谈谈宋朝，宋朝官员的俸禄为历朝最丰厚，而且其实所谓的“高薪养廉”的观念，最早也是从宋朝开始的。

大家都知道宋朝上承五代，而宋朝更是直接沿袭了后周的官员制度，由于后周的官员俸禄就很低，导致许多官员根本就是入不敷出，为了生活只能去以权谋私——或是“冒法受赃，赊举度日”，或是“不耻贾贩，与民争利”，真正能做到廉洁的官员很少。

而宋太祖赵匡胤本身就在北周做官多年，对这种情况非常熟悉，因此他建立了宋朝之后就决心改变这种情况——“俸禄薄而责人以廉，甚无谓也; 与其冗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而这，也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的雏形。

紧接着第二任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又实行“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的制度，使得官员们的待遇更为丰厚，还改变了之前曾经例行的“欠薪”制度；而再后面的宋真宗则定下了“职田之制”，作为官员俸禄之外的补贴。

到了第四位皇帝仁宗时期，这位向来“仁厚宽容”的皇帝自然不会对臣下小气克扣，对俸禄制度再次严加规范，还制定了《嘉佑禄令》，接下来的神宗又颁行《元丰寄禄格》，重点把州县地方官的俸禄又增加了许多。

所以经过这几朝帝王的大力加薪，北宋中后期的官员俸禄已经极为可观的了，我们就拿上面提到的包公包大人来做例子。

宋朝的官职是官，职，差遣分开的，包大人是身兼数职，“职”是龙图阁直学士，每年有1656贯的货币收入，还有10匹绫、34匹绢、2匹罗和100两绵的实物收入。

然后他差遣是“知开封府”，按《宋史·职官志》，每月有30石月粮，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麦，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干草、1500贯“公使钱”——这也就是宋朝著名的“贯石匹束两”政策。

此外别忘了真宗指定的“职田之制”，作为外任藩府的高级地方官，朝廷划拨给包大人20顷职田，也就是2000亩耕地，允许他每年收租，并且无需纳粮。

再加上杂七杂八的木炭，衣料等等补贴，包公一年的收入大约是21000多贯，按照粮价折算下来当时的一千文（一贯）大约相当于如今的5，600块，所以包大人的年薪就是1200到1500万之间。

正因如此，包大人做清官绝对是有底气的，就算不贪，也足以保持体面的生活——当然了，包公虽然有钱却从不奢侈，做了高官多年穿着依然和刚做官之前一样简朴。

但是宋朝这样的“高薪”真的能够养廉吗？恐怕未必，比如包公对此就很忧虑，曾经写了一篇著名的《乞不用赃吏疏》，这里面有这样几段话。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昔两汉以赃私致罪者，皆禁锢子孙，矧自犯之乎! 太宗朝，尝有臣僚数人犯罪，并配少府监隶役，及该赦宥，谓近臣曰： “此辈既犯赃滥，只可放令逐便，不可复以官爵。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

由此可见，当时的官员贪污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至于到了北宋末期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宋徽宗期间以蔡京童贯为首的“六贼”，个个都是巨贪，而且朝堂风气都坏了，公开的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莫之能禁”，甚至明码标价——“五百着通判，三千直秘阁”。

至于南宋就更不用说了，除了最初的高宗和孝宗两朝之外，其余的朝代官员腐败已经成了习惯，因此这“高薪”和“廉洁”显然是不能划等号的。

明朝——低薪，更加不可能养廉

宋朝的高薪无法养廉，那么明朝的低薪是否就能从道德上对官员进行感化，再加上严苛刑法的约束，一定能够出很多的清官吧？

再给出结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明朝官员的收入有多低再做理会。

和宋朝的变着法的给官员福利不同，明朝官员的低收入可不是浪得虚名，它也有几大特点。

第一，以给米为主，间或一些钱钞（注意，不是银子，而是贬值很厉害的宝钞），而在初期甚至全部都是粮米。

比如洪武十三年定的俸禄，最高的正一品官员月薪 87石（换算下来11000元），从三品 26石（3300多），而到了正七品县令就只有七石半了，换成人民币不足千元。

红尘君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如果都按照明朝制订的官俸标准，十个大臣有十个吃不饱穿不暖，比如当年朱元璋一次去找宏文馆学士罗复仁，按照属下指示一路奔波来到京城郊外一处破房子，就看到一个民工哥哥正提着桶刷油漆刷的满头大汗。

明太祖就问罗复仁在哪里？没想到这个“民工哥哥”看到他大惊，马上跪下道：“臣罗复仁见过万岁。”

这五品的学士都是这副凄惨样子了，级别更低的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尽管朱元璋定下的刑罚极为严酷苛刻，动不动就把贪官剥皮填草，还派下了无数锦衣卫特务四处监察，但也绝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明朝名声最大的清官非海瑞莫属，而这位大人死后只留下十几两银子，办丧事的费用都是同事凑的钱，可以说是“清廉”到了极点，但也“贫寒”到了极点，可如果都已这样的高标准来要求官员的话，那谁还愿意辛辛苦苦的以“十年寒窗”或者“战场拼命”的代价来做官呢？

所以我们知道，这“低薪”是更加养不了廉了，甚至可以说会导致一百个官员九十九个贪，海瑞这样的百里挑一已然不算少了吧？

红尘君说

经过我们上面对宋朝和明朝的分析，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这绝对的高薪是无法养廉的，绝对的低薪更加不会。

那么要怎么样的官员薪酬体系才能够让官员们比较“清廉”呢？

红尘君的意见是这样，首先我们不能一味的从“道德层面”去要求官员，似乎官员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一般，一谈钱就是节操有问题，而应该给予他们能够和物价相匹配的工资，起码保证他们的衣食无忧，这才能安心工作且不以权谋私。

但其次这个薪酬也不能脱离民众，弄得官员的收入太高——“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不仅大大的增加了国家负担，同样反而使得官员们的欲望增加，只想着躺着赚钱而不愿意勤奋工作了。

因此这个薪酬必须要充分调研之后，合理制定，然后再辅助以全面的监察，最后才是法律为底限，这样必然会在相当程度上促进官员们廉洁奉公，同时还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参考文献：

林 倩《宋朝“增俸养廉”制度对廉政的影响》

《宋史》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