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我們在庫爾斯克打贏了二戰中最大的一場戰役。到了11月敵軍已被逐出烏克蘭東部，戰線每天都在不可阻擋的向西推進。現在輪到納粹德國和它的嘍羅們拼命防守了。但有時，他們仍會徒勞地嘗試從從紅軍手中重奪戰略主動權
因此，德軍於1943年11月底至12月初，從別拉亞—切科夫（Belaya Tserkov，基輔以南8千米）向北發動了一次強大的攻勢，企圖消滅紅軍在第聶伯河西岸的橋頭堡。儘管我軍很快組織起防禦，但步兵要擋住來勢洶洶的敵人還是十分吃力。德軍意圖佔領別拉亞—切科夫，這樣便可以再次進逼烏克蘭首都基輔。
此時機械化第5軍的部隊正在納羅夫明斯克（Narofominsk，莫斯科西南65千米）北部和西部的森林中進行組建工作，這已經是組建工作的第二個月了。我們每天僅有7小時休息時間，其餘時間都在一個很大的綜合演練場進行熟悉新裝備和進行炮術訓練。
為了加快訓練進程，坦克第233旅給每個營下發了一輛被完全分解的“謝爾曼”坦克，讓我們仔細研究每一個部件、設備、系統和武裝。就像上頭說的：讓我們有充足的機會了解裝備的“生理結構”。
這項訓練持續了10天，直到5人車組能將一輛“謝爾曼”從零部件狀態件組裝為整車為止。營副後勤指揮官和總機械師全程監督組裝工作，火炮和機槍由營軍械官檢查。一批又一批的新兵被送來接受相同的培訓。10月初上級就下發了“謝爾曼”的全套結構手冊，舊的訓練方式很快被放棄。
11月15日，訓練被打斷了。我們接到命令：坦克第233旅必須於當夜抵達納羅夫明斯克火車站，裝車開拔。去哪裡呢？恐怕只有最高統帥部的首腦們知道。第二天黎明，兩個先頭梯隊整裝出發了（每個梯隊上一列火車）。我們這些老坦克手們都明白，如果坦克要在白天裝車趕路，那麼前線戰況一定不妙。到16日中午，我們便知道自己正前往基輔。火車匆匆駛過一個又一個車站，只在更換車頭和吃飯時稍事停留。
一天過去，基輔已被拋在身後。我們得知坦克旅將在法斯托夫（Fastov，基輔西南60千米）卸車。第一梯隊突然在一片空地停下，旅長尼古拉·切爾努謝維奇中校（Nikolay Chernushevich）從烏克蘭第二方面軍參謀部聯絡官手中接過了地圖和任務文件：立即把裝備和人員卸下列車，履帶行軍，佔據法斯托夫以北的防禦陣地。
“卸下坦克！”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沒有站臺，要我們怎麼把坦克卸下來呢？我們的T-34可以輕鬆的在“一塊硬幣”上轉動90或者180度。但“謝爾曼”的傳動裝置和T-34不同，它需要更大的空間“轉身”，但這在平板列車上幾乎是不可能的。方面軍代表卻急著要我們快點卸載坦克，顯然前線的情況很糟，他們急不可耐地需要生力軍前去助戰。
旅長立刻召開緊急會議，簡要介紹了我們當前的任務，然後要求營指揮員們集思廣益，想出些法子把坦克卸下列車。一營營長尼古拉·馬斯柳科夫大尉（Nikolay Maslyukov）報告說它的中士駕駛員格利高裡·涅斯特若夫（Grigoriy Nesterov）曾在類似情況下成功卸載了坦克，他們準備向其他坦克車長和駕駛員演示“平板車跳水”的訣竅。
首先，平板車被推到一塊突出的地面上，以使坦克和地面的高度差減少到不足一米，然後放下側面護板。涅斯特若夫啟動坦克，開始了一段奇特的“舞蹈”：他駕駛著坦克不停地前進後退，左轉右轉，蹭來蹭去。有幾次坦克幾乎要從平板車上掉下來了，但駕駛員恰到好處的剎車牢牢控制著這臺鋼鐵機器。難熬的幾分鐘之後，“謝爾曼”總算橫了過來。它緩緩地前進，前半段先是懸空，然後砰然落下。
列車的鋪板發出扭曲的刮擦和咯吱聲，金屬製的車體也被劃出了一串刺耳尖嘯，像是在抗議一般。坦克履帶狠狠地扎進土裡，路基上的道渣和黑土塊四散飛濺。坦克繼續在地面上前進了15米以後才熄火。駕駛員帶著燦爛的笑容從駕駛員艙口探出頭來。他下車檢查，確認履帶完好無損，整個演示過程非常成功。在一旁觀察的旅長也大聲叫好：“好一個雜技大師！你真是天才！”
於是平板車的掛鉤被摘下，大家推著平板車各自尋找合適的“跳水臺”。10分鐘之後，草原成了一個大馬戲團，發動機的咆哮、履帶的摩擦聲、金屬的刮擦聲響徹在草原上，卸載工作正全速進行。如果響起了歡呼聲，那麼一定是有一輛“謝爾曼”成功卸載了。當然也有鬱悶的嘆息聲——兩輛不走運的坦克側翻在地上，倒黴的坦克手們不由得一陣抱怨。成功卸載的坦克很快集合起來，掛上牽引繩，把地上的兩個“懶骨頭”拉了起來。營後勤指揮官亞歷山大·杜比斯基中尉（Aleksandr Dubitskiy）檢查了側翻坦克的戰鬥室和發動機艙，一切正常。“謝爾曼”經受了撞擊的考驗。費舍爾、別克、福特、克萊斯勒，好樣的！坦克第233旅在兩小時後做好了行軍的準備。平板列車被丟棄在軌道上，等待被回爐。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第一步也是最艱難的一步。1943年烏克蘭的晚秋有著很不尋常的氣候。晚上降霜，白天則下起雨夾雪，道路在夜間都被凍上了一層堅冰，這層硬殼直到次日中午才開始融化。我們的“艾姆恰”必須努力應付這種“溜冰場”，每前進一公里都要求駕駛員付出極大的努力。
“謝爾曼”的履帶是掛膠的，這種設計能延長履帶的使用壽命，也能降低行駛時發出的噪音，而T-34在行駛中就會發出咯咯吱吱的碰撞聲。但在目前的複雜冰面條件下，“謝爾曼”的掛膠履帶卻成了一大缺點，它使得坦克就像穿上了溜冰鞋一樣打滑。
第一坦克營打頭前進。戰場形勢要求我們儘快移動，可我們的速度嚴重受限：只要駕駛員稍稍加大油門，美國坦克就會變得難以控制。許多經驗豐富的駕駛員開著坦克一頭栽進陰溝，或是因打滑橫在路中。
這場“狐步舞會”真是禍不單行，我們發現“謝爾曼”不但會打滑，還擅長“翻跟頭”：一輛在路上打滑的“謝爾曼”坦克，僅僅因為一側履帶撞到一塊突出的地表，結果就立刻翻了個底朝天。
坦克手們驚得張大了嘴，這確實駭人聽聞。而生性幽默的尼古拉·博格丹諾夫（Nikolay Bogdanov）圍著翻了大跟頭的美國坦克轉了幾圈，挖苦道：“真是個好兆頭。從現在起，這些巨獸是我們的了。”
這是怎麼回事？“艾姆恰”為何如此容易翻車？我們該如何防止這些事故的發生？怎樣才能讓坦克不再打滑，用坦克手的話說，“不再喝醉”？
許多車長和駕駛員馬上意識到罪魁禍首是掛膠履帶，他們立刻給履帶裝上簡易防滑裝置——在履帶上纏上帶刺的電線鐵絲，並給履帶板加上螺釘。這些防滑措施很快見效，我們的推進速度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剩下的路程也沒出更多意外。全旅在法斯托夫以北佔據防禦陣地，扼守通往比謝夫（Byshev）的高速公路。隨著時間推移，基輔一線的戰況穩定下來，前線部隊成功阻止了敵軍的攻勢。
旅和營後勤部趕緊給所有坦克都裝上了防滑裝置，因為我們隨時可能開始新的履帶行軍。只2個小時，所有“謝爾曼”都“換上了新鞋”。
每位坦克車長和正副駕駛都接受了關於美國坦克缺點的相關說明：“艾姆恰”之所以容易翻車，是因為它又高又窄（高3.14米，寬2.64米）使全車重心較高。而蘇聯的T-34就沒有這個問題，它比美國“謝爾曼”矮44釐米，寬36釐米，重心要低得多。
謝爾曼過高的車身、車體重心和過大的投影面積帶來了一堆的麻煩——包括但不限於複雜地形和劇烈機動中容易側翻，以及其直接導致的越野性能較差、在戰場上不利於隱蔽，容易被敵人火力命中……
我要向“謝爾曼”的製造者們致敬，美國的產品代表一直緊跟著機械化第5軍的指揮部前進。他一絲不苟地收集對比所有“艾姆恰”在戰場上反饋的情況。他有自己的渠道，可以把問題立刻反映給相應的坦克配件廠商。我記不起他姓什麼了，因為前線禁止書寫任何筆記性質的記錄（防止被敵人繳獲洩露情報），但我記得大家都叫他米沙（Misha）。
直到現在的老兵聚會上，我們都會不約而同地談起親愛的米沙是怎麼嚇唬某個可憐的駕駛員的：當時那位老兄拿著鑰匙或是螺絲起子把什麼東西往發動機艙擰，結果便遭到了米沙的劈頭怒吼：“這是廠方標準產品，不許擅自改裝！”嚇得那傢伙再也不敢往坦克上加什麼東西。後來“艾姆恰”佬們（“謝爾曼”坦克手）也認識到“艾姆恰”只需要普通程度的維護，便能像一臺精確的時鐘那樣長時間工作。
每當“謝爾曼”表現出不好的特性時，米沙會十分痛苦，甚至是消沉。他不會安靜地看著我們對“謝爾曼”修修補補，就好像這些坦克是他工廠的“孩子”。他有時會十分著急，就像火燒眉毛一樣。
稍稍扯遠一點，我記得1944年2月，一批新的“謝爾曼”送到了我們旅。每輛坦克的備品、燈泡、保險絲中都預備了14塊帶標準防滑齒的履帶。這下我們就不缺坦克履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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