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68歲的中國國際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外科首席專家凌鋒教授關於自己突然藥物過敏、經歷生死4小時的自述文章，迅速刷爆朋友圈。
——“我深深地感受到同志們家人般的關愛！如果說我這次是從鬼門關前走了一遭，那也是體驗了一把‘預追悼會’的感覺”；
——“我這一輩子，一直都是在為別人著想，讓別人活得美好自己才會快樂。如果這次休克我過不來，我想我也沒什麼後悔的事情”……
這次驚心動魄的“鬼門關之旅”，讓凌鋒再次思考“人活著的目的和意義是什麼”，也讓“凌鋒”這個名字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這位從醫51載的神經外科醫生，究竟有著怎樣的故事？為何她在“鬼門關”走過一遭後，敢說自己一生沒什麼後悔的事情？
凌鋒近照。受訪者供圖。
一顆不死心
揭秘生死瞬間
2019年5月，一篇題為《酒後吃頭孢有多恐怖？！醫生凌鋒生死24小時》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刷屏。因遭遇藥物不良反應，凌鋒親歷了生死瞬間。
2018年12月7日早上，因為藥物過敏性休克，凌鋒上車就陷入了昏迷狀態。在司機、家人、醫院的共同努力下，她半小時內被及時送到醫院急救，重回“人間”，次日上午9點出院。
凌鋒休克的消息，在神經外科界迅速傳播開來，人們紛紛致電慰問，或者前往探望。凌鋒收到許多戰友、學生、同事的微信，令人動容：“凌導，您今晨以這種方式‘查崗’實在讓我受不了，呼喚您無反應，四肢溼冷，脈搏微弱，當時我真是害怕了。以後我們還得繼續做善事，此身長系天下事，不死還是好兒郞！”“我們期待您的‘敘事病歷’，能讓我們繼續體會您深邃的人生感悟……”
為回應同事關於“敘事病歷”的希望，在藥物過敏性休克事件後，凌鋒讓司機拉著自己，沿著當時走的路，把每個環節的目擊者都問了個遍。瞭解當時的情況後，她寫下了整個過程。“我還專門寫了幾個‘科普小貼士’‘救命小貼士’，就是想幫助別人認識‘頭孢＋酒精’導致的雙硫侖樣反應，告訴大家哪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北京市西城區牛街西北角，一座腦型建築吸引著路人的目光。記者走進中國國際神經科學研究所9層凌鋒辦公室，話題還是從那次“鬼門關之旅”說起。
“司機、家人和醫院的搶救非常及時，整個過程很完美。我這條命是撿回來的，任何一個環節差一點點，我生命的鏈條就可能斷了。我見過太多太多的死亡，我又是腦死亡的評判專家，評判過那麼多的腦死亡事件，你會發現有太多的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現在網上到處都在說‘頭孢加酒，說走就走’，很多人不想喝酒，就說自己吃頭孢了，其他人就都不敢勸了。我本來就特別煩勸酒，從這個角度看，我這件事多少也有一點好處。”凌鋒的話，平靜中不失幽默。
一顆初心
“想到了就千方百計地去做”
經歷過這場劫難，凌鋒再次思考“人活著的目的和意義是什麼？”
她自問自答：“關鍵是活著的時候不做後悔的事。一直做對的事情，想到了就千方百計地去做，不計較個人得失，不追求個人名利，只要對別人好，對病人和學生好，就去做。”
千方百計地去做！從醫半個世紀，凌鋒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在凌鋒的辦公室內，牆上鏡框裡“用心”兩個字格外引人注目。這是幾年前90多歲的書畫大師饒宗頤先生專門題的字。
之所以選擇這兩個字，源於當年的“劉海若事件”——在英方醫院做出的“腦死亡”鑑定被凌鋒推翻後，經過一年多的治療，遭遇火車脫軌事件昏迷不醒的主持人劉海若，在宣武醫院奇蹟般地甦醒，並且一度恢復了工作。這引起了全國乃至海外的廣泛關注，各路媒體找到凌鋒，問她是用什麼“靈丹妙藥”治好了劉海若？
凌鋒總是淡淡一句：“沒有什麼妙招。”在記者頻頻追問下，凌鋒仔細覆盤了整個過程，總結出四個字：“用心、理念”。
“我們在照顧劉海若的過程中，事事處處都從尊重、敬畏、照顧生命的角度出發，整個過程極為用心。最後病歷積攢起來差不多一人高，每天都有很多護理記錄。”回想起救治劉海若的情景，凌鋒至今感慨，“所謂的‘奇蹟’都是用心使然。”凌鋒說，“從此，‘用心’這兩個字就紮在了我的心裡。”
回首17歲起當衛生兵迄今半個世紀的“從醫”歲月，“用心”，何嘗不是凌鋒一直以來的寫照？
1968年，“文革”期間，作為“老三屆”，不滿17歲的凌鋒成了衛生兵，“就是到醫院去當勤務員，比較像現在的護工，那兩年我看到了太多病人的痛苦卻束手無策，有一種挫敗感，就想如果能會點東西就好了，那樣能幫助別人。”
1970年，凌鋒因被評為“南京軍區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而被保送上了解放軍第七軍醫大學。“那時流行讀書無用論，我們英文選修課學時是90個小時，開始時大教室能坐下200個人，到最後就剩7個人，我是其中之一。”
3年後，凌鋒畢業分配到原南京軍區總醫院，並逐漸對神經外科專業產生興趣。1977年，她被調到北京301醫院，成為一名神經外科醫生。
回顧自己半個世紀的從醫生涯，凌鋒曾自喻為“三次遷徙，三次創業”：
1977年至1990年，在301醫院工作13年，期間到法國進修一年半，到英國做訪問學者10個月，完成第一本專著《介入神經放射學》。
1991年至2000年，在北京醫院工作近10年，組建了神經外科科室和全國第一個神經介入培訓中心，完成了中英文專著《神經介入影像學》，翻譯4卷6本《顯微神經外科學》。
2000年至今，在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曾同時擔任神經外科、介入中心、康復科3個科室的主任，現在還任神經外科首席專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神經介入研修學院，第一個在全國確切地建立起神經外科八大亞專業分科……
“20世紀70年代的神經外科，由於條件和技術限制，手術死亡率很高，可以說是困難重重。”回憶起40多年前的工作經歷，凌鋒皺起了眉頭。
1980年，巴黎第七大學醫學院院長烏達爾教授訪問中國，在301醫院講授脊髓血管畸形的診斷和治療並查房、座談，查到的脊髓血管畸形患者恰巧是凌鋒負責的，當得知凌鋒採用了脊髓血管造影的確診方法，烏達爾很滿意，邀請凌鋒到法國學習介入神經放射技術。後來凌鋒才瞭解到，脊髓血管造影技術是烏達爾發明的。
凌鋒格外珍惜這次留學機會，抓住一切機會認真學習、參與實踐，不斷積累知識和經驗，在法國16個月，既學了介入神經放射學，還學了顯微外科，拿了兩個證書。
法國留學畢業考試後第三天，凌鋒就回國了。“國外老師也留過我，但我當時心裡想，介入神經放射學，法國很多人都會，多我一個不多；國內可就我一個人出來學，應該把這種痛苦很小的手術方法帶回來，讓更多中國人享受，讓更多中國醫生學會。這就是我的初心。”
凌鋒和外籍專家交流。
一顆同理心
“你的命有多重，病人的命就有多重”
“你的命有多重，病人的命就有多重。”“懷大愛心，做小事情。”這是凌鋒的座右銘。
曾經，一名8歲的兒童患腦幹巨大動脈瘤，在做完雙側椎動脈閉塞手術後的抗凝過程中，發生出血和缺血交替出現的狀況，情況異常兇險。
凌鋒和同事整整7天7夜輪流守在病床旁，適時調整抗凝劑量，一刻不肯放鬆。可儘管如此，患兒的病情仍沒有好轉的跡象。
當時，疲憊已經掛在每個人的臉上，絕望也瀰漫在每個人的心頭，甚至連孩子的父母都堅持不住了，對凌鋒說：“大夫，我知道你們已經盡力了。實在不行就別救了，我們也快熬不住了，放棄吧，我們能接受、理解。”
即使再疲憊不堪，凌鋒和她的團隊也從未想過放棄，她對孩子的家長說：“再堅持幾天吧，也許還有希望。”
回想當時，凌鋒說：“那時真的感覺在與死神拔河，如果我有一絲的鬆懈，可能整個搶救就會失敗，而我絕不能鬆手，只要還有一線希望。”
奇蹟真的出現了：第15天時，孩子甦醒了。
“用心”去做，這是一種責任，一種敢於擔起患者生命的精神，它已流淌在凌鋒團隊每位醫護人員身上。他們都篤定地認為，哪怕有1%的希望，都要盡100%的努力。
“醫學的本真就是為病人救苦解難，我們的工作關乎病人的生命。”在凌鋒看來，醫生要有悲天憫人之心，有幫助別人的意願。
一顆真心
“所謂的‘奇蹟’，都是用心使然”
凌鋒常思考：今天科學技術發達，醫療條件好過歷史上任何時候，但醫患矛盾卻不斷加劇，患者對醫務人員的信任度在下降。到底哪兒出了問題？
“我想，問題出在人文上，一旦人文缺失，人就會異化成服從工具的冰冷機器。只有弘揚大醫精神，才能把缺失的人文找回來，把異化的醫患關係重新拉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凌鋒說。
為了“找回人文”，從2012年起，凌鋒規定，宣武醫院神經外科的所有年輕住院醫生、進修醫生、研究生都要寫敘事病歷，每人每月一篇，作為人文教育的主要抓手。迄今，科裡收集的敘事病歷已達3100多份，每一篇都是一個患者、一個家庭的喜怒哀愁，也是醫生與患者的共情、共鳴。凌鋒非常重視敘事醫學病歷的書寫：“倡導敘事醫學可以喚起醫生的人性之美。”
今年6月，由凌鋒策劃、神經外科醫生口述的《用心：神經外科醫生沉思錄》一書發佈，詳細記錄了宣武醫院神經外科10多位醫生從業時的初心、行醫時的用心、決策時的揪心、出現問題時的痛心等一系列真實的內心感受，通過一個個真實的故事展現我國醫護人員的艱辛和奉獻，幫助社會公眾瞭解醫學知識，體會醫者用心。
“老於事件”一直是神經外科副主任醫師梁建濤的一個心結，書裡真實還原了那場夢魘般的手術：患者老於因術中發生頸內動脈破裂，急性腦膨出，術後未能醒來……
梁建濤是凌鋒的學生，事情發生後，他在電話裡大哭，凌鋒開導他：要有勇氣面對失敗，正視每一段痛苦的經歷，是每一個醫者成長路上需要邁過的一道坎兒。
“有時感覺凌導就像是一位家長一樣，時刻關心、教導著自己的孩子。”梁建濤說，“每一個患者背後都是一個家庭，神經外科手術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尤其需要謹慎，需要用心。”
一顆執著心
“夢想不成真都難”
看準了一件事，凌鋒就要堅持到底，她的血液裡滿是執著的基因。
2000年，凌鋒接到世界著名神經外科專家薩米教授的邀請，前往德國參加漢諾威國際神經科學研究所（INI－Hanover）的落成典禮。這座腦型建築讓凌鋒萌生了一個想法：將它和它代表的科研理念“搬回”中國。
2004年7月，宣武醫院和INI－Hanover簽訂合作協議，中國國際神經科學研究所正式成立。2018年底，擁有345張床位的中國國際神經科學研究所（China－INI）開始運轉，“腦型建築”正式投入使用，成為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WFNS）基金會授予中國的唯一神經外科培養基地。
“她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執著的踐行者。”從1993年大學畢業就一直跟著凌鋒、2014年從老師手裡“接棒”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的張鴻祺說。
這種執著勁，也體現在凌鋒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履職上——她是通過自薦，成為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的，後來又連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從2008年起，凌鋒連續8年上交提案，呼籲“醫鬧入刑”：“我不是單純寫提案，還跟公安部、衛計委、司法部等部門反覆溝通，追了很長時間。”
2015年，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刑法第二百九十條第一款，“醫鬧”入刑：“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顆傳承心
“一個人渾身是鐵，能打多少釘子？”
2019年8月，第三屆國之名醫榜單公佈，來自87個三級疾病專科的304位傑出醫生入選，凌鋒和趙國光、張鴻祺、焦力群、菅鳳增同時“榜上有名”：一個團隊竟有5位！
“一個人渾身是鐵，能打多少釘子？”凌鋒一直非常重視學科團隊建設和人才培養，“想來想去，最後我想，應該是靠文化，靠建立共同的理念，來把全科的醫生、護士凝聚在一起。大家共同認可的價值觀是‘珍愛生命，擔當責任’。”
為建立一支好的團隊，凌鋒想了不少辦法。首先就是建章立制：自到宣武醫院，凌鋒就將“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全力以赴，盡善盡美”作為神經外科的科訓，懸掛在辦公室的牆上。
為了讓科訓真正落實，凌鋒制定了“手術預案制度”，要求全科醫生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時上班，一起把當天要做的手術報告一遍，包括病歷簡史、查體陽性體徵、影像學片子、可能遇到的風險及解決方案等，研究生還要用英文報告。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到今天。
宣武醫院院團委書記、神經外科副主任醫師洪韜說：“這個制度曾多次被要求簡化或撤銷，但凌教授堅持保留下來。它像一塊磨刀石，把團隊中的每個人磨練成了‘用心’的精英。”
經過多年努力，2012年，宣武醫院神經外科進入全國首批重點臨床學科行列。
凌鋒眼裡的“團隊”，不僅侷限於宣武醫院，她的視野甚至突破了國界的限制。在凌鋒等人的努力下，2019年9月9日至12日，由世界神經外科最高級別的學術組織，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和中國醫師協會共同舉辦的2019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全球特別大會在京舉行，這是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自1955年成立以來首次在中國舉行全球大會。
凌鋒在2019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全球特別大會現場。
一顆攀登心
“我比較看重兩個獎”
最不缺乏的是毅力，最讓人興奮的是挑戰。出身于軍人家庭的凌鋒，向來對自己要求嚴格。
提起神經外科，很多人腦海中會出現“高強度”“高風險”等字眼。神經外科急重症多，若出現併發症非死即殘，手術時間一般也較長，動輒七八個小時，精力和體力消耗很大。所以，很多醫院的神經外科都是清一色男醫生，少有女醫生願意留下。
凌鋒不僅“留下”了，還走在了前面。她和其團隊將手術和介入手段綜合應用在腦與脊髓血管病的治療上，至今累計治療患者2653餘例，為世界最大病例組，使該疾病的治癒好轉率從原來的46%至63%提高到82.2%，獲得2006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從醫半個世紀，凌鋒獲獎無數。
“您最看重哪一個？”
“我比較看重兩個獎，一個是10年前周光召基金會首次設立的臨床醫師獎，因為評審方式是按照諾貝爾獎的評審方式，沒有申報，評選過程你都不知道。獎金很高，35萬港幣我都捐到了吳階平基金會，供我們科的年輕醫生出國留學用，已經有十幾個人出去了。”凌鋒說，“還有一個，是2004年全國婦聯評的全國十大五好文明家庭標兵戶。因為一個人不管做什麼，如果沒有可以歸宿的港灣，你會覺得很空虛。家庭是我最看重的，雖然我貢獻照顧不多。”
中國志願醫生行動中凌鋒在診斷患者的片子。
一顆公益心
“捐的和募集的，一共8000多萬”
凌鋒和雷鋒“很有緣”：“我的名字經常被人寫成‘峰’，我糾正時都會說‘是雷鋒的鋒’。”
“40年前我就非常崇敬雷鋒精神。”從醫半個世紀，凌鋒始終銘記雷鋒的一句話：“自己活著就是讓別人活得更美好。”
凌鋒穿著中國志願醫生服裝並亮出志願醫生牌子。
作為國內神經外科權威專家，凌鋒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頭銜，她是麗江孤兒學校1350多個孩子的“凌媽媽”。
和孤兒們的緣分始於偶然。20年前，凌鋒接診了一位疑似腦瘤的患者，她是當時雲南麗江民族孤兒學校的校長。手術前，校長擔心自己下不了手術檯，把心裡一直念念不忘的學校的300多個孤兒託付給凌鋒。
後來，校長的手術很成功，返回了麗江。但凌鋒還是忍不住跑到麗江孤兒學校，認養了兩個孤兒——拉姆和興鳳，並開始全身心投入學校慈善救助工作，成為這些孩子的“凌媽媽”。
儘管有很多人像凌鋒一樣關心學校，但麗江孤兒學校的經濟狀況依然窘迫；2005年，學校面臨解散。凌鋒找到了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在基金會支持下成立了民族孤兒救助基金，14年來，共募集善款7000餘萬元。
“成立基金會，可以在公眾監督下，陽光地去做一些事情。”2017年12月，凌鋒和愛人一商量，賣掉了一套房子，湊齊了200萬註冊資金，以個人名義註冊了北京凌鋒公益基金會，資助貧困家庭生活、就學、病患就醫，開展扶貧公益活動。
從2005年起至今，凌鋒堅持在辦公室義診——所有的診費，直接由基金會轉入麗江民族孤兒學校的賬號。
“我出的門診都是義診，所有的錢都給基金會，會給捐贈者證書和發票，堅持14年了。我在私立醫院手術、門診、查房的費用也都捐了。現在，凌鋒公益基金會的基金快1000萬了，兒基會是7000多萬，捐的和募集的，一共8000多萬。”凌鋒說。
凌鋒組織的中國志願醫生團隊走進地方。
一顆永不停歇的心
“醫生是不是也得有‘瓦爾特’？”
“人都是站在朝向死亡的履帶上，向死而生。每個人都不可能長生不老，卻可以在有限的生命裡，去儘可能多地做一些利他的事情。這樣在生命終結的時候，才可以坦然地說：我此生沒白活！”凌鋒在“鬼門關”走了一遭後，這樣感慨。
凌鋒辦公室的牆上，貼著一張略顯特殊的表格——804個國家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及集中連片特殊困難縣列表，其中不少縣名已被蓋上紅色的小腳印印章。
2017年3月，凌鋒倡議組建中國醫師協會醫師志願者工作委員會；6月，“中國志願醫生行動”啟動。迄今為止，“中國志願醫生行動”已有註冊醫生2100多人，涉及38個專業——表格上的“紅腳印”，就代表志願醫生們的足跡，截至目前他們已與146個國家級貧困縣的縣醫院、中醫院、鄉村衛生院建立聯繫，義診18932人次，設專家個人工作站151個。
“不是有個老電影叫《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嗎？一提起游擊隊長瓦爾特，老百姓就覺得有信心對抗法西斯。我們醫生是不是也得有‘瓦爾特’呢？是不是得有一支天天在行動、為人民服務的隊伍，讓老百姓相信你、尊重你呢？”談起自己發起活動的初衷，凌鋒這樣說。
“既然我這次大難不死，那就要把我所有想做的事情都去努力完成，不給自己留任何遺憾！”“鬼門關”走一遭後，凌鋒的時間抓得更緊，前行的腳步更加迅速——在和99歲的父親、90歲的母親一起榮獲共和國成立70年紀念章並參加國慶觀禮後，她和中國志願醫生們又馬不停蹄地奔走在路上，從西藏波密、墨脫，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加納……
凌鋒把丈夫崔建軍叫作“老秤砣”。退休以後，富有外事工作經驗的崔建軍除了原來幫助妻子翻譯書籍等工作外，更多地“卷”進了凌鋒的“中國志願醫生行動”，為之出謀劃策、奔波努力。
“秤不離砣，砣不離秤。她工作起來充滿熱情和激情，有點急，我是做機關工作的，有時候得幫她穩一穩。”伉儷情深，提起風雨同舟的40餘載，崔建軍不禁說，“她的執著，我不得不佩服。”
“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她，是執著，還是用心？”記者問。沉吟片刻，崔建軍回答：“是‘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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