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宝藏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静态的文献，而且蕴含着很多生动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研究敦煌文学写本的时候，不仅要
关注文献的校勘和辑佚等方面的价值，更要深入挖掘写卷传达给我们的动态信息。对于敦煌文学写本文献来说，同抄内容之间的关联是无处不在的，就连经头卷尾的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杂写也同主体内容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杂写是写本文献的一种常见现象，敦煌文学写本则尤为突出。这些随意涂画的文字常常被人们忽略，其实它们是解读敦煌文献的一把钥匙。鉴于杂写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我们于此专门讨论杂写与文学文献的关联以及它们对于文学文献研究的作用。一、杂写的内涵
什么是杂写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好圆满的回答。在敦煌学领域内，杂写是个大家约定俗成的名称，并没有人给予明确的定义。为澄清杂写的具体内容，现将“文学核心写本”中一些被《总目索引新编》①定名为“杂写”条目辑录出来分别和《英藏敦煌文献》②、《法藏敦煌文献》③的定名列表比较。
《总目索引新编》与《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杂写”定名比照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总目索引新编》和《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文献》的定名存在较大的差异。很明显，二《文献》的定名要比《总目新编》要细致一些。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学术界的基本规律。英藏、法藏《文献》在占尽人力物力优势的上，比以刘、王二先生仓促编订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为基础《总目新编》细致一些是很正常的。但二者在“杂写”的定名、定性问题上却是互为补充的。整体来看，二《文献》的定名能够很好的弥补《总目新编》的粗疏。比如P.2809卷背，《新编》定名为“杂写满篇”，但实际上它们是接正面抄写的5首曲子，只不过书写水平太差而已。但英、法藏《文献》过于细致的定名有时也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文献的实质。首先是很多文书空有其名，其实难副。如S.329卷背的“儿郎伟驱傩之法”，其实也只有这样7个硕大而杂乱的文字，并没有相应的记述如何驱傩的实际内容，此后的“大顺三年二月牒”也是如此。它们显然都是习字杂写。其次，从抄写状况来看，很多契约、转帖等生活实用文书的都不是正式使用的文书，也不像是刻意保存的文范，它们在本质上大多是习抄杂写。如上表多见的“转帖”，它实际上是当时敦煌民间社团
的通知，是一种当时很常用的文书。敦煌遗书中的转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实际应用的通知，一种是转帖的文范。前者如S.527，这种实用转帖后都有被通知人的姓名，很多还在姓名上有点画的痕迹标明通知到与否；后者如S.4504，此类转帖一般都和其他文范抄在一起，内容完整，抄写也相对工整的多。但上表中的转帖多数只有一个题目、有相应内容的也都是字迹凌乱的残文断句，它们明显不是实用文书，这些杂乱残缺的文字也无法当做文范使用，大多不过是随手的习字、习抄、习诵或习作的文字，并非为正式应用或保存文献而抄，从本质上看它们依然属于杂写的范畴。这样来看，《总目新编》的定名虽有些粗疏，但有时却更接近这些文献的实质。 S.329卷背“儿郎伟驱傩之法”
通过上表所列写卷及其他抄本上杂写的呈卷情况，我们可以大致概况出它们的一些共同特征。首先是书写随意、多为残篇。这些文字书写大小不定，成行列者甚少，大部分都只是某一文书的只言片语。其次是内容驳杂，五花八门，转帖、千字文、契约、杂帐、题记等几乎无所不包。最后，从书写位置上看，以卷背杂写为主，但同时也会不时出现在抄本的其他位置。世俗文书的纸张质量一般都比较差，背面更是粗劣难用，很易沦为杂写涂鸦的阵地。但这并不意味着杂写只在卷背，杂写是无孔不入的。除卷背外，最常见的是卷尾，所谓“书后有残纸，且做五言诗”正好体现的杂写人的心态。此外卷头、天头地脚、字里行间也都会出现一些杂写，甚至有的干脆字上摞字。综上，我们认为，“杂写”是个相对的、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它一个非常严密的定义。我们可以尝试着从杂写的位置、书写者的目的和态度三个角度来限定。一般来说，常见于卷背、卷尾或其他空白处的以习字、习抄、习作为目的或根本无目的随意的涂写的残篇零句就可称为“杂写”，它是相对于较为规范的以正式应用或保存文献为抄写目的的主体文献而言的。
杂写为什么会出现在文学写本上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讨论。首先，我们要知道杂写是下层民间抄本的普遍现象，非独文学抄本，其他抄本也会出现。只不过文学抄本很多是利用废弃纸张抄写的，而且多数是写给自己用的私人抄本，所以和其他内容的抄本相比较，杂写的现象更多一些。其次，很多文学作品本身就属于杂写的常见对象。如从上表所列P.2976卷背的樊铸诗歌、P.3197卷背的七言诗和五言诗等，其性质也都是随意的杂写。有些文学写本抄卷尽管没有被冠以“杂写”之名，却也有“杂写”之实。如P.3353，该卷徐俊定名为“五言诗丛钞”④，但该组诗歌实以丑怪大字倒书与卷背，是典型的纸头杂写。敦煌文学写本中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作为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诗歌、曲子词、变文等内容很多都是写卷的抄写者或使用者耳熟能详的，他们于抄写或阅读之余会很自然的把这些作品的某些字句信手杂抄在卷背或经头卷尾的空白处，因此它们出现在杂写中是很普遍的现象。再者，很多文学抄本如诗歌、变文、歌辞等都与蒙学教育有关，有相当一部分是学郎学习记诵的范本。学郎初学习字，喜好涂鸦乱画，自古至今的学生都是如此。我们看到的学郎抄本，大多都有不同程度的杂写现象，所以文学写本上出现杂写跟学郎的使用是分不开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敦煌文学抄本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应用的文书，都有其专门的用途，和转帖、契约、帐历等杂写常见内容都是敦煌人生活离不开的，它们之所以杂抄在一起是由抄写人的社会生活决定的。
P.3353卷背“五言诗丛钞”
二、“杂写”在解读文学写本时的重要作用
我们之所以花费气力去界定所谓“杂写”，主要是因为它在解读文学写本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下从四个方面简要论述。
首先，杂写是研究敦煌文学传播与接受的重要材料。我们知道，很多杂写是抄写者或使用者留下的痕迹，通过这些零星的线索就可以推断出该文书在当时被阅读使用的情况。比如上表所列S.0395号，该卷正面为《孔子项讬相问书》，卷背杂写众多。从上面这些漫不经心的文字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是和正面的《孔子项讬相问书》相关的杂写。其中如“孔子项讬相问□□□□□夫子东游，行至□山之下”实际上就是抄写了《孔子项讬相问书》一文的题目和开头。很明显，这些杂乱的文字大都是在阅读正面的《孔子项讬相问书》的时候留下的痕迹。杂写中出现的时间有天福八年（943）、癸卯年（943）、甲辰年（944）、开运三年（946）、戊申年（948）。题名有“□□□□净土寺学郎”“□□学郎小此王愿昌”“净土寺学郎张延保”、氾法卿、曹延德、开元寺律师法保等多个。其字迹各异。从这些痕迹我们不难推断出，该文书曾在至少6年内被以学郎为主的敦煌人多次阅读过，则《孔子项讬相问书》的流行及其与蒙学教育的关联于其中可见一斑。
S.0395卷背局部
以杂写的形式被传抄的作品，往往都是那些深受抄写人喜爱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播于人口的，所以它们可以被抄写者随手写出。如P.2487尾题后杂写中有“幼龄割爱欲投真，为报慈颜乳哺恩。子欲养而亲不待，孝亏终始一生身”两句，经考恰为悟真的《百岁篇》一诗的开头部分。该诗在敦煌写卷中有9个写本，又能被人随手写出，则该诗在当时之流行便不言而喻了。
其次，通过杂写可以了解使用者或抄写者的内心世界。杂写看似多为漫不经心的随意涂画，但很多时候也夹杂着一些内心世界真实情感的表露。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学郎杂写。学郎们天真烂漫，特别喜欢乱写乱画，所以他们是杂写的主力军。很多经头卷尾的学郎诗⑤都可带我们走入他们的世界。如P.2622卷尾杂写“竹林青郁郁，伯（百）鸟取（趋）天飞。今照（朝）是我日，且放学郎归”就表达了学郎盼望假期的真切心情；P.2746卷尾的“读诵须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词（辞）仗捶体，愿赐荣驱路”一诗则明确表现该学郎读书求取功名的急切心态；至于书于S.3713的“今日好风光，骑马上天堂。阿谁家有好女，家（嫁）如学士郎”一诗则完全是顽皮学童的口头戏谑之语。
P.2746正面
除学郎外，其他抄写者和使用者也会写一些饶有趣味的杂写文字。如S.6551释门文范抄卷，抄到一半戛然而止，然后写了“不食非食”几个与正文毫无关联的大字。我们知道佛教有过午不食的规矩，禅规上就叫做“不食非时食”，但是敦煌的僧尼平时是不守这条戒律的，⑥文中杂写即或与此事相关。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抄写的僧人在晚饭上桌之际，怀着调侃的心态写下这几个字，还是搁笔吃饭去了，这样，该卷抄未半而中辍的原因也有了合理的解释。有些杂写实际上是抄写人思考过程的表露。如Ф.252《维摩诘讲经文》卷背有这样的杂写：“义理虽玄妙，安排次第难。从头须就末，方得惬人意。”从内容看这分明是讲经法师在思考讲经的技法。从这一杂写我们可以看到做一个出色的讲经法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时刻刻都要思考如何满足听众的需求。同时也可以看到讲经文的重心已经由注重阐发“玄妙佛理”开始向如何吸引听众转变。该杂写对讲经文研究来说就很有意义。
再者，杂写中一些信息，对确定文学写本的抄年和抄写人或使用人很有帮助。研究敦煌文学写本，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确定写本的抄写时间。只有给写本确定了较为准确的时空坐标，将其置于产生并应用它们的社会历史条件中才能进行更深入地究。然而，由于写卷本身的残损以及抄本本身的随意性，大多数抄本都是没有抄写纪年的，这给文学写本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幸而卷中的杂写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供考证抄写时间的线索信息。如上表中的S.0329“大中二年（848）五月廿三日什物抄”、P.2633“辛己年二月十三日慧慈乡百姓康不子贷生绢契”、P.3720“大唐天福三年等习字杂写”、“P.3883辛酉年等杂写”等。有些杂写虽没有确切纪年，也能给我们大致确定抄年提供很大帮助。如由P.3411卷背“敕归义军节度使杂写”，可大致推定正面《十恩德》抄于归义军时期。再如P.2633，该卷题记云：“辛巳年正月五日汜员昌、韩宝上。”其“辛巳年“为何年却不可确知。但其卷背杂写中有“壬午年正月九日净土寺南院学士郎□”一句，可证该卷曾为净土寺学郎使用。据李正宇《唐宋时代的学校》一文考证，净土寺学的存在时间为870-973年期间，其间只有一个辛巳年即后梁贞明七年（921年），该卷即抄于此年。⑦有时候一些很不起眼的杂写也会在确定抄年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S.6332《晏子赋》抄卷正文末行有倒书“青青河边”四个字，伏俊琏师即抓住这个很细微的线索为该卷确定了抄年。他首先考证这四个字来自S.173卷“青青河边草，游男魂不飞”残诗，北8347也有相近诗歌，并进一步指出“青青河边草”及其相似诗歌是敦煌某一时期的流行诗歌，于是根据S.173、北8347相同的干支纪年及其他相关材料把该卷抄年定在975年。⑧杂写之于抄年确定的作用于此可见一斑。当然，杂写中的年代与写本的实际抄写年代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复杂的，要具体而论。但无论如何，杂写都是判定写本抄年的重要线索之一。
S.6332《晏子赋》抄卷局部
最后，杂写是了解敦煌人社会生活的一个窗口，因而对文学研究至关重要。
尽管杂写多是随意而为，但绝非无源之水！它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见于杂写中的文书如转帖、契约、邈真赞、账目、书仪等是书写人生活中经常用到的，它们在杂写中的频繁出现恰好说明它们在杂写人的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杂写是了解当时社会民俗、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实际情况的一个窗口。研究这些杂写中包含的社会生活是探讨文学写本用途及其传播等问题的基本前提。
具体到文学写本的抄写者和使用者的生活，杂写也能提供一些更直接的研究线索。我们细致的对比内容差别可以知道，写卷中的杂写会因抄写人身份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大抵而言，学郎抄本的杂写多见《千字文》《开蒙要训》等蒙书习字、应用文习作以及涂鸦乱画等内容，凸显了学郎的学习需要以及热衷顽皮搞怪的性格特点。僧人的抄卷中多见“南无阿弥陀佛”等佛菩萨的名号、《多心经》等常见经典中的只言片语以及赞文、讲经文的细碎片段等与日常宗教生活相关的内容。文吏抄卷也能看出其典型的职业特点。如S.3835。其题记标明为“庚寅年十二月日押衙索不子自手记”，确为官吏所抄。该卷正面首抄《太公家教一卷》《千字文一卷》《百鸟名·君臣仪仗》。
卷背大段空白处书“为凭”等杂写，后抄“太平兴国九年（984）四月二日莫高乡百姓马保定卖宅舍契”5行；其后又书“为凭”社司转帖等杂写；最后为图形特体离合诗四首（日日昌楼望等）。卷中多见的怪体大字“为凭”二字是文吏出示官方证据最常用的两个字，写好这两字对于押衙索不子来讲至关重要，所以他才在卷背杂写中不断练习。而后的特体诗也是官吏们喜好文字游戏的一种体现。从此例子不难看出杂写与抄写人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所以我们研读敦煌文学写本必须
关注同卷的杂写，这样我们会经常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重要发现。如在P.3706《大佛名忏悔文》卷背，我们可以从僧人的杂写中发现《浦逃酒令》习抄，它的发现可以充分证说明敦煌的僧人平时不但饮酒，而且会行酒令。这条材料对考证寺僧传抄曲子词的原因探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三、从杂写来看敦煌文学文献的写本特征
郝春文先生认为：大致春秋战国至宋以前是手写本为主体的时代，宋以后是印刷文本为主体的时代。⑨从这一点来看，敦煌文献属于典型的写本时代的产物。随着大量写本文献的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写本文献和刻本文献的明显差别。张涌泉先生曾长期研究敦煌写本文献，他总结出此类文献有着分券不定、符号不定、内容不定、用字不定、文多疏误五方面的明显特征。⑩这些特征概括地准确、精炼。但是，作为不同的文化传播时代的产物，写本不同于刻本的文献特点其实还有不少。通过对“杂写”这一抄写现象的考察，我们还能发现如下一些特性。
（一）实用性
敦煌文学写本不是皇家图书馆和藏书家们精心收藏的“艺术品”和“保存本”，它们是和敦煌百姓文化生活密切关联的民间实用写本，到处可见的杂写正是它们在生活中应用的明证。在书籍史上，图书不仅是一种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也作为一种艺术品存在。古代官方或著名藏书家的典籍书册往往都比较精良，一般书籍所用的纸墨装潢等都是比较精美的。比如黄裳《清代版刻一隅》中即形容宛平查为仁的《蕉塘未定稿》“纸洁如玉、墨凝如漆，笔法刀工，风神绝世”。⑪即使在写本时代，官方的卷轴制作也非常精美。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云：“二王缣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又纸书玳瑁轴五帙五十卷，并金题玉躞，织成带。”⑫韩愈也有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这些精美的书册更多的时候是放在书架上的收藏品，即使偶或查阅诵读或者欣赏，也都是非常小心的。如宁波天一阁的借书制度就非常严格，要全族开会通过才许外人借书。这些著名书楼的书册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艺术收藏价值，或者说为藏书而藏书的存在。它们虽然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但是过于严格的管理无疑限制了书籍的流通，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实用功能。清代藏书家曹溶在其《古书流通约》一文中即批评了藏书家们重收藏、轻流通的弊病。敦煌文学写本与这些书籍相反，它们是在民间实际应用的。那些随处可见的“杂写”很多时候都是学郎、寺僧、官吏等在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它们的存在是写本参与百姓实际生活的一个有力证据。我们了解了敦煌文学写本的民间实用性特点就应该在研究中充分利用这一特点来发掘其文献价值。既然它们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就应该着力研究敦煌写本和唐代百姓生活的密切关联。如果我们仅仅是把敦煌文学写本当成保存文献的载体，其实并没有用到它们的“长处”，毕竟在这方面它们和那些官方或藏书家们的精美书籍还是有较大差距的。
（二）随意性
从上面的表格可知，其实有些杂写如P.2809卷背的词，不过是因为字迹潦草而已，并非杂写。这样的“杂写”和经头卷尾的随意涂画都指向敦煌文学写本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抄写的随意性。和写本文献相比，刻本书籍最大的特点是规范，从版本的选择、内容的校勘这些内在的要求再到字体、装帧形式等外在的要求都力求做到业界规范。同样，写本时代的官方或专门机构的书册也大都是由专业抄手、装潢手、校勘人等众多专业人士制作的“规范书册”。敦煌遗书中的很多官方赐予的精美佛经道典即属此类。从根源上看，规范的写本书册和刻板书籍之所以“规范”，敦煌文学抄本之所以“随意”都是由背后的服务对象的不同决定的。刻本书籍或规范抄卷是为公众服务的，书稿一旦变成书籍就意味着定版，意味着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一定的“公信力”，所以要力求规范。而敦煌文学写本往往是为少数个体服务的，很多是自抄自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题记中得以佐证。如P.2488背题“辛卯年正月八日吴狗奴自手书”、P.2718题记“开宝三年（972）壬申岁正月十四日知术院弟子阎海真自手书记”、P.3780题记“丙子年（976）五月十五日学士郎杨定千自手
书记之也不乱人取”等等。诸题记中的“自手书写”本身就有抄写自用的意味，这些都是文学写本为个人服务的证据。既然是自抄自用，那么从内容到抄写方式上都会很自然地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因为不用担心别人阅读或使用的不便。敦煌文学写本这种根源于自用的随意性其实也决定了写本从内容到形式的个性，尽管它们缺少刻本书籍的“规范”。即使是统一内容的不同抄本，也会呈现出抄写字体、抄写方式、同卷内容、装帧形制以及抄写人或使用人等方面的差异。很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在整理这些抄本时，往往会把同一内容的不同抄卷整合在一起，校对比勘，旨在整理出二十四史式的定本。这种整理方式在我们研究敦煌文学文献的过程中虽然是必须的，但是从本质上说，思路还是刻本文献学的，忽略了写本本身的个性。（三）复杂性
和标准“书籍”相比，敦煌文学写本的实际应用形态是复杂多样的。无论是抄本时代的官方规范写卷还是刻本书籍，都肩负着保存传播文献和供人们阅读使用重要功能。“书籍”作为文化传承的符号，其功能和作用是相对固定的。但是，作为民间下层的实用抄本，敦煌文学写本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形态却是复杂多样的。从“杂写”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类似P.3168习字杂写以及S.4504这样的习抄杂写，在某种程度上讲，和我们今天在废弃纸张上随意涂画有类似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写本在某种意义上是当做草稿纸来对待的。当然，和我们今天一样，草稿纸并非只是用来习字涂鸦的，敦煌文学写本中也有不少真的是在打草稿，这样的写本也有很多。比如S.2104即是一个七夕宴饮仪式用诗的草稿。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敦煌文学的很多抄本都是私有性质的，仅供个人和小部分分人阅读使用，有不少是个人的摘抄本或记录本。比如S.5643，册页装，抄失名书仪、曲子7首、舞谱、《崔氏夫人训女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云何偈子》《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等，时见杂写。从抄写格式和内容来看，该册应是僧人的私人笔记本。因为有不少文学抄本是学郎在寺学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抄写的，所以在敦煌文学的抄本中，除了一部分是具有书籍功能的“课本”以外，还有一些是他们的作业本。此外，讲唱僧的抄本也有不少，有一些变文、俗赋、讲经文等讲唱文学的抄本中，不可避免的有一些讲唱艺人的仪式底本。艺人的仪式底本中有些是较为正式的整理本，也有不少是杂写满篇的简易底稿。如比如S.2702卷背，笔者曾撰文论证该卷内容的仪式底稿性质。⑬类似这样的“略抄本”，荒见泰史先生整理出很多个，多数写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杂写。敦煌文学写本应用形态的复杂性也提醒我们在整理和利用文献时不能仅仅
关注写本保存文本资料的功能，还要关注到写本背后所关联的社会生活的蛛丝马迹，这样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掘敦煌文学写本文献的文献价值。
册页装S.5643局部
总之，“杂写”是敦煌文学抄本中的常见现象，也是其写本文献特征凸显的所在。通过认真研读“杂写”，我们可以获得很多解读文学文献的“生动”信息。“杂写”所凸显的，文学写本的“实用性”、“私有性”、以及用途的“复杂性”都给我们充分发掘敦煌文学写本文献的价值指明了方向。从1900年藏经洞打开到今天，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持续了近一百二十年，很多方面的文献整理研究工作都有了集大成之著作，非独敦煌文学。今天我们很难看到哪一类专门的文献还没有经过校勘整理和研究。可以说，单纯地从刻本文献的角度，把敦煌文献当做保存传承稀有文献的“书籍”功能的研究思路已经步履维艰，很难开拓。敦煌文学写本常见的“杂写”在其他很多敦煌文献上也经常出现，这些内容所凸显的写本学特点，也提醒着我们，每一个写本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形态。它们都具有刻本书籍所不具备的独特个性。我们今天要进一步发掘敦煌写本文献的文献价值，就应该真正从写本学的角度出发，去
关注类似“杂写”这些写本才有的独特内容。① 敦煌研究院：《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页、第14页、第141页、第247页、第255页、第262页、第270页、第271页、第281页、第293页、第295页、第303页、第331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卷第133-136、182-183页，1992年第6卷第119-120页。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1年第17册第16-19页，2001年第18册第342-345页，2002年第20册第298-300页，2002年第22册第80-81、128-138页，2002年第24册第131页，2002年第27册第14-31页，2003年第29册第82-83、84-86页，2005年第33册第344-345页。
④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24页。
⑤ 尽管多数学郎诗都是信笔涂鸦之作，但也并非所有的学郎诗都可归入杂写，具体还要看它的抄写状况是否符合杂写的条件。
⑥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8页。
⑦ 参见李正宇：《唐宋时代的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
⑧ 伏俊琏：《俗赋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34-335页。
⑨ 参见郝春文：《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⑩ 参见张涌泉：《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敦煌学集刊》2010年第1期。
⑪ 黄裳：《清代版刻一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7页
⑫ 张彦远：《法书要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第117页。
⑬ 参见冷江山：《敦煌写卷S.2702〈净名经集解〉卷背诸内容之关联性分析》，《敦煌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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