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寶藏給我們留下的不僅是靜態的文獻，而且蘊含著很多生動的過程。所以，我們在研究敦煌文學寫本的時候，不僅要
關注文獻的校勘和輯佚等方面的價值，更要深入挖掘寫卷傳達給我們的動態信息。對於敦煌文學寫本文獻來說，同抄內容之間的關聯是無處不在的，就連經頭卷尾的一些看似漫不經心的雜寫也同主體內容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雜寫是寫本文獻的一種常見現象，敦煌文學寫本則尤為突出。這些隨意塗畫的文字常常被人們忽略，其實它們是解讀敦煌文獻的一把鑰匙。鑑於雜寫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我們於此專門討論雜寫與文學文獻的關聯以及它們對於文學文獻研究的作用。一、雜寫的內涵
什麼是雜寫呢？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際上並不好圓滿的回答。在敦煌學領域內，雜寫是個大家約定俗成的名稱，並沒有人給予明確的定義。為澄清雜寫的具體內容，現將“文學核心寫本”中一些被《總目索引新編》①定名為“雜寫”條目輯錄出來分別和《英藏敦煌文獻》②、《法藏敦煌文獻》③的定名列表比較。
《總目索引新編》與《英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文獻》“雜寫”定名比照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總目索引新編》和《英藏敦煌文獻》《法藏文獻》的定名存在較大的差異。很明顯，二《文獻》的定名要比《總目新編》要細緻一些。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是學術界的基本規律。英藏、法藏《文獻》在佔盡人力物力優勢的上，比以劉、王二先生倉促編訂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為基礎《總目新編》細緻一些是很正常的。但二者在“雜寫”的定名、定性問題上卻是互為補充的。整體來看，二《文獻》的定名能夠很好的彌補《總目新編》的粗疏。比如P.2809卷背，《新編》定名為“雜寫滿篇”，但實際上它們是接正面抄寫的5首曲子，只不過書寫水平太差而已。但英、法藏《文獻》過於細緻的定名有時也難免會在一定程度上掩蓋文獻的實質。首先是很多文書空有其名，其實難副。如S.329卷背的“兒郎偉驅儺之法”，其實也只有這樣7個碩大而雜亂的文字，並沒有相應的記述如何驅儺的實際內容，此後的“大順三年二月牒”也是如此。它們顯然都是習字雜寫。其次，從抄寫狀況來看，很多契約、轉帖等生活實用文書的都不是正式使用的文書，也不像是刻意保存的文範，它們在本質上大多是習抄雜寫。如上表多見的“轉帖”，它實際上是當時敦煌民間社團
的通知，是一種當時很常用的文書。敦煌遺書中的轉帖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實際應用的通知，一種是轉帖的文範。前者如S.527，這種實用轉帖後都有被通知人的姓名，很多還在姓名上有點畫的痕跡標明通知到與否；後者如S.4504，此類轉帖一般都和其他文範抄在一起，內容完整，抄寫也相對工整的多。但上表中的轉帖多數只有一個題目、有相應內容的也都是字跡凌亂的殘文斷句，它們明顯不是實用文書，這些雜亂殘缺的文字也無法當做文範使用，大多不過是隨手的習字、習抄、習誦或習作的文字，並非為正式應用或保存文獻而抄，從本質上看它們依然屬於雜寫的範疇。這樣來看，《總目新編》的定名雖有些粗疏，但有時卻更接近這些文獻的實質。 S.329卷背“兒郎偉驅儺之法”
通過上表所列寫卷及其他抄本上雜寫的呈卷情況，我們可以大致概況出它們的一些共同特徵。首先是書寫隨意、多為殘篇。這些文字書寫大小不定，成行列者甚少，大部分都只是某一文書的隻言片語。其次是內容駁雜，五花八門，轉帖、千字文、契約、雜帳、題記等幾乎無所不包。最後，從書寫位置上看，以卷背雜寫為主，但同時也會不時出現在抄本的其他位置。世俗文書的紙張質量一般都比較差，背面更是粗劣難用，很易淪為雜寫塗鴉的陣地。但這並不意味著雜寫只在卷背，雜寫是無孔不入的。除卷背外，最常見的是卷尾，所謂“書後有殘紙，且做五言詩”正好體現的雜寫人的心態。此外卷頭、天頭地腳、字裡行間也都會出現一些雜寫，甚至有的乾脆字上摞字。綜上，我們認為，“雜寫”是個相對的、寬泛的概念，很難給它一個非常嚴密的定義。我們可以嘗試著從雜寫的位置、書寫者的目的和態度三個角度來限定。一般來說，常見於卷背、卷尾或其他空白處的以習字、習抄、習作為目的或根本無目的隨意的塗寫的殘篇零句就可稱為“雜寫”，它是相對於較為規範的以正式應用或保存文獻為抄寫目的的主體文獻而言的。
雜寫為什麼會出現在文學寫本上呢？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多個方面討論。首先，我們要知道雜寫是下層民間抄本的普遍現象，非獨文學抄本，其他抄本也會出現。只不過文學抄本很多是利用廢棄紙張抄寫的，而且多數是寫給自己用的私人抄本，所以和其他內容的抄本相比較，雜寫的現象更多一些。其次，很多文學作品本身就屬於雜寫的常見對象。如從上表所列P.2976卷背的樊鑄詩歌、P.3197卷背的七言詩和五言詩等，其性質也都是隨意的雜寫。有些文學寫本抄卷儘管沒有被冠以“雜寫”之名，卻也有“雜寫”之實。如P.3353，該卷徐俊定名為“五言詩叢鈔”④，但該組詩歌實以醜怪大字倒書與卷背，是典型的紙頭雜寫。敦煌文學寫本中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作為當時人們喜聞樂見的文學作品，詩歌、曲子詞、變文等內容很多都是寫卷的抄寫者或使用者耳熟能詳的，他們於抄寫或閱讀之餘會很自然的把這些作品的某些字句信手雜抄在卷背或經頭卷尾的空白處，因此它們出現在雜寫中是很普遍的現象。再者，很多文學抄本如詩歌、變文、歌辭等都與蒙學教育有關，有相當一部分是學郎學習記誦的範本。學郎初學習字，喜好塗鴉亂畫，自古至今的學生都是如此。我們看到的學郎抄本，大多都有不同程度的雜寫現象，所以文學寫本上出現雜寫跟學郎的使用是分不開的。同時，我們還要看到，敦煌文學抄本有相當一部分都是現實生活中實際應用的文書，都有其專門的用途，和轉帖、契約、帳歷等雜寫常見內容都是敦煌人生活離不開的，它們之所以雜抄在一起是由抄寫人的社會生活決定的。
P.3353卷背“五言詩叢鈔”
二、“雜寫”在解讀文學寫本時的重要作用
我們之所以花費氣力去界定所謂“雜寫”，主要是因為它在解讀文學寫本的過程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下從四個方面簡要論述。
首先，雜寫是研究敦煌文學傳播與接受的重要材料。我們知道，很多雜寫是抄寫者或使用者留下的痕跡，通過這些零星的線索就可以推斷出該文書在當時被閱讀使用的情況。比如上表所列S.0395號，該卷正面為《孔子項託相問書》，卷背雜寫眾多。從上面這些漫不經心的文字中，我們會發現很多是和正面的《孔子項託相問書》相關的雜寫。其中如“孔子項託相問□□□□□夫子東遊，行至□山之下”實際上就是抄寫了《孔子項託相問書》一文的題目和開頭。很明顯，這些雜亂的文字大都是在閱讀正面的《孔子項託相問書》的時候留下的痕跡。雜寫中出現的時間有天福八年（943）、癸卯年（943）、甲辰年（944）、開運三年（946）、戊申年（948）。題名有“□□□□淨土寺學郎”“□□學郎小此王願昌”“淨土寺學郎張延保”、氾法卿、曹延德、開元寺律師法保等多個。其字跡各異。從這些痕跡我們不難推斷出，該文書曾在至少6年內被以學郎為主的敦煌人多次閱讀過，則《孔子項託相問書》的流行及其與蒙學教育的關聯於其中可見一斑。
S.0395卷背局部
以雜寫的形式被傳抄的作品，往往都是那些深受抄寫人喜愛的作品，這些作品是播於人口的，所以它們可以被抄寫者隨手寫出。如P.2487尾題後雜寫中有“幼齡割愛慾投真，為報慈顏乳哺恩。子欲養而親不待，孝虧終始一生身”兩句，經考恰為悟真的《百歲篇》一詩的開頭部分。該詩在敦煌寫卷中有9個寫本，又能被人隨手寫出，則該詩在當時之流行便不言而喻了。
其次，通過雜寫可以瞭解使用者或抄寫者的內心世界。雜寫看似多為漫不經心的隨意塗畫，但很多時候也夾雜著一些內心世界真實情感的表露。這方面最典型的是學郎雜寫。學郎們天真爛漫，特別喜歡亂寫亂畫，所以他們是雜寫的主力軍。很多經頭卷尾的學郎詩⑤都可帶我們走入他們的世界。如P.2622卷尾雜寫“竹林青鬱郁，伯（百）鳥取（趨）天飛。今照（朝）是我日，且放學郎歸”就表達了學郎盼望假期的真切心情；P.2746卷尾的“讀誦須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詞（辭）仗捶體，願賜榮驅路”一詩則明確表現該學郎讀書求取功名的急切心態；至於書於S.3713的“今日好風光，騎馬上天堂。阿誰家有好女，家（嫁）如學士郎”一詩則完全是頑皮學童的口頭戲謔之語。
P.2746正面
除學郎外，其他抄寫者和使用者也會寫一些饒有趣味的雜寫文字。如S.6551釋門文範抄卷，抄到一半戛然而止，然後寫了“不食非食”幾個與正文毫無關聯的大字。我們知道佛教有過午不食的規矩，禪規上就叫做“不食非時食”，但是敦煌的僧尼平時是不守這條戒律的，⑥文中雜寫即或與此事相關。由此我們可以推知，抄寫的僧人在晚飯上桌之際，懷著調侃的心態寫下這幾個字，還是擱筆吃飯去了，這樣，該卷抄未半而中輟的原因也有了合理的解釋。有些雜寫實際上是抄寫人思考過程的表露。如Ф.252《維摩詰講經文》卷背有這樣的雜寫：“義理雖玄妙，安排次第難。從頭須就末，方得愜人意。”從內容看這分明是講經法師在思考講經的技法。從這一雜寫我們可以看到做一個出色的講經法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時時刻刻都要思考如何滿足聽眾的需求。同時也可以看到講經文的重心已經由注重闡發“玄妙佛理”開始向如何吸引聽眾轉變。該雜寫對講經文研究來說就很有意義。
再者，雜寫中一些信息，對確定文學寫本的抄年和抄寫人或使用人很有幫助。研究敦煌文學寫本，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就是確定寫本的抄寫時間。只有給寫本確定了較為準確的時空座標，將其置於產生並應用它們的社會歷史條件中才能進行更深入地究。然而，由於寫卷本身的殘損以及抄本本身的隨意性，大多數抄本都是沒有抄寫紀年的，這給文學寫本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障礙，幸而卷中的雜寫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可供考證抄寫時間的線索信息。如上表中的S.0329“大中二年（848）五月廿三日什物抄”、P.2633“辛己年二月十三日慧慈鄉百姓康不子貸生絹契”、P.3720“大唐天福三年等習字雜寫”、“P.3883辛酉年等雜寫”等。有些雜寫雖沒有確切紀年，也能給我們大致確定抄年提供很大幫助。如由P.3411卷背“敕歸義軍節度使雜寫”，可大致推定正面《十恩德》抄于歸義軍時期。再如P.2633，該卷題記雲：“辛巳年正月五日汜員昌、韓寶上。”其“辛巳年“為何年卻不可確知。但其卷背雜寫中有“壬午年正月九日淨土寺南院學士郎□”一句，可證該卷曾為淨土寺學郎使用。據李正宇《唐宋時代的學校》一文考證，淨土寺學的存在時間為870-973年期間，其間只有一個辛巳年即後梁貞明七年（921年），該卷即抄於此年。⑦有時候一些很不起眼的雜寫也會在確定抄年時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S.6332《晏子賦》抄卷正文末行有倒書“青青河邊”四個字，伏俊璉師即抓住這個很細微的線索為該卷確定了抄年。他首先考證這四個字來自S.173卷“青青河邊草，遊男魂不飛”殘詩，北8347也有相近詩歌，並進一步指出“青青河邊草”及其相似詩歌是敦煌某一時期的流行詩歌，於是根據S.173、北8347相同的干支紀年及其他相關材料把該卷抄年定在975年。⑧雜寫之於抄年確定的作用於此可見一斑。當然，雜寫中的年代與寫本的實際抄寫年代之間的關係也是比較複雜的，要具體而論。但無論如何，雜寫都是判定寫本抄年的重要線索之一。
S.6332《晏子賦》抄卷局部
最後，雜寫是瞭解敦煌人社會生活的一個窗口，因而對文學研究至關重要。
儘管雜寫多是隨意而為，但絕非無源之水！它們都和當時的社會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一些見於雜寫中的文書如轉帖、契約、邈真贊、賬目、書儀等是書寫人生活中經常用到的，它們在雜寫中的頻繁出現恰好說明它們在雜寫人的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雜寫是瞭解當時社會民俗、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實際情況的一個窗口。研究這些雜寫中包含的社會生活是探討文學寫本用途及其傳播等問題的基本前提。
具體到文學寫本的抄寫者和使用者的生活，雜寫也能提供一些更直接的研究線索。我們細緻的對比內容差別可以知道，寫卷中的雜寫會因抄寫人身份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大抵而言，學郎抄本的雜寫多見《千字文》《開蒙要訓》等蒙書習字、應用文習作以及塗鴉亂畫等內容，凸顯了學郎的學習需要以及熱衷頑皮搞怪的性格特點。僧人的抄卷中多見“南無阿彌陀佛”等佛菩薩的名號、《多心經》等常見經典中的隻言片語以及贊文、講經文的細碎片段等與日常宗教生活相關的內容。文吏抄卷也能看出其典型的職業特點。如S.3835。其題記標明為“庚寅年十二月日押衙索不子自手記”，確為官吏所抄。該卷正面首抄《太公家教一卷》《千字文一卷》《百鳥名·君臣儀仗》。
卷背大段空白處書“為憑”等雜寫，後抄“太平興國九年（984）四月二日莫高鄉百姓馬保定賣宅舍契”5行；其後又書“為憑”社司轉帖等雜寫；最後為圖形特體離合詩四首（日日昌樓望等）。卷中多見的怪體大字“為憑”二字是文吏出示官方證據最常用的兩個字，寫好這兩字對於押衙索不子來講至關重要，所以他才在卷背雜寫中不斷練習。而後的特體詩也是官吏們喜好文字遊戲的一種體現。從此例子不難看出雜寫與抄寫人日常生活的密切關係。所以我們研讀敦煌文學寫本必須
關注同卷的雜寫，這樣我們會經常發現一些意想不到的重要發現。如在P.3706《大佛名懺悔文》卷背，我們可以從僧人的雜寫中發現《浦逃酒令》習抄，它的發現可以充分證說明敦煌的僧人平時不但飲酒，而且會行酒令。這條材料對考證寺僧傳抄曲子詞的原因探討起著很重要的作用。三、從雜寫來看敦煌文學文獻的寫本特徵
郝春文先生認為：大致春秋戰國至宋以前是手寫本為主體的時代，宋以後是印刷文本為主體的時代。⑨從這一點來看，敦煌文獻屬於典型的寫本時代的產物。隨著大量寫本文獻的不斷湧現，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意識到寫本文獻和刻本文獻的明顯差別。張湧泉先生曾長期研究敦煌寫本文獻，他總結出此類文獻有著分券不定、符號不定、內容不定、用字不定、文多疏誤五方面的明顯特徵。⑩這些特徵概括地準確、精煉。但是，作為不同的文化傳播時代的產物，寫本不同於刻本的文獻特點其實還有不少。通過對“雜寫”這一抄寫現象的考察，我們還能發現如下一些特性。
（一）實用性
敦煌文學寫本不是皇家圖書館和藏書家們精心收藏的“藝術品”和“保存本”，它們是和敦煌百姓文化生活密切關聯的民間實用寫本，到處可見的雜寫正是它們在生活中應用的明證。在書籍史上，圖書不僅是一種傳播文化的重要載體，也作為一種藝術品存在。古代官方或著名藏書家的典籍書冊往往都比較精良，一般書籍所用的紙墨裝潢等都是比較精美的。比如黃裳《清代版刻一隅》中即形容宛平查為仁的《蕉塘未定稿》“紙潔如玉、墨凝如漆，筆法刀工，風神絕世”。⑪即使在寫本時代，官方的卷軸製作也非常精美。唐張懷瓘《二王等書錄》雲：“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並金題玉躞，織成帶。”⑫韓愈也有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這些精美的書冊更多的時候是放在書架上的收藏品，即使偶或查閱誦讀或者欣賞，也都是非常小心的。如寧波天一閣的借書制度就非常嚴格，要全族開會通過才許外人借書。這些著名書樓的書冊更多的時候是一種藝術收藏價值，或者說為藏書而藏書的存在。它們雖然也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工具，但是過於嚴格的管理無疑限制了書籍的流通，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們的實用功能。清代藏書家曹溶在其《古書流通約》一文中即批評了藏書家們重收藏、輕流通的弊病。敦煌文學寫本與這些書籍相反，它們是在民間實際應用的。那些隨處可見的“雜寫”很多時候都是學郎、寺僧、官吏等在過程中留下的痕跡。它們的存在是寫本參與百姓實際生活的一個有力證據。我們瞭解了敦煌文學寫本的民間實用性特點就應該在研究中充分利用這一特點來發掘其文獻價值。既然它們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們就應該著力研究敦煌寫本和唐代百姓生活的密切關聯。如果我們僅僅是把敦煌文學寫本當成保存文獻的載體，其實並沒有用到它們的“長處”，畢竟在這方面它們和那些官方或藏書家們的精美書籍還是有較大差距的。
（二）隨意性
從上面的表格可知，其實有些雜寫如P.2809卷背的詞，不過是因為字跡潦草而已，並非雜寫。這樣的“雜寫”和經頭卷尾的隨意塗畫都指向敦煌文學寫本的一個較為明顯的特點，那就是抄寫的隨意性。和寫本文獻相比，刻本書籍最大的特點是規範，從版本的選擇、內容的校勘這些內在的要求再到字體、裝幀形式等外在的要求都力求做到業界規範。同樣，寫本時代的官方或專門機構的書冊也大都是由專業抄手、裝潢手、校勘人等眾多專業人士製作的“規範書冊”。敦煌遺書中的很多官方賜予的精美佛經道典即屬此類。從根源上看，規範的寫本書冊和刻板書籍之所以“規範”，敦煌文學抄本之所以“隨意”都是由背後的服務對象的不同決定的。刻本書籍或規範抄卷是為公眾服務的，書稿一旦變成書籍就意味著定版，意味著從形式到內容都有一定的“公信力”，所以要力求規範。而敦煌文學寫本往往是為少數個體服務的，很多是自抄自用，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題記中得以佐證。如P.2488背題“辛卯年正月八日吳狗奴自手書”、P.2718題記“開寶三年（972）壬申歲正月十四日知術院弟子閻海真自手書記”、P.3780題記“丙子年（976）五月十五日學士郎楊定千自手
書記之也不亂人取”等等。諸題記中的“自手書寫”本身就有抄寫自用的意味，這些都是文學寫本為個人服務的證據。既然是自抄自用，那麼從內容到抄寫方式上都會很自然地呈現出一定的隨意性，因為不用擔心別人閱讀或使用的不便。敦煌文學寫本這種根源於自用的隨意性其實也決定了寫本從內容到形式的個性，儘管它們缺少刻本書籍的“規範”。即使是統一內容的不同抄本，也會呈現出抄寫字體、抄寫方式、同卷內容、裝幀形制以及抄寫人或使用人等方面的差異。很遺憾的是，我們今天在整理這些抄本時，往往會把同一內容的不同抄卷整合在一起，校對比勘，旨在整理出二十四史式的定本。這種整理方式在我們研究敦煌文學文獻的過程中雖然是必須的，但是從本質上說，思路還是刻本文獻學的，忽略了寫本本身的個性。（三）複雜性
和標準“書籍”相比，敦煌文學寫本的實際應用形態是複雜多樣的。無論是抄本時代的官方規範寫卷還是刻本書籍，都肩負著保存傳播文獻和供人們閱讀使用重要功能。“書籍”作為文化傳承的符號，其功能和作用是相對固定的。但是，作為民間下層的實用抄本，敦煌文學寫本在生活中的實際應用形態卻是複雜多樣的。從“雜寫”的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出，類似P.3168習字雜寫以及S.4504這樣的習抄雜寫，在某種程度上講，和我們今天在廢棄紙張上隨意塗畫有類似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寫本在某種意義上是當做草稿紙來對待的。當然，和我們今天一樣，草稿紙並非只是用來習字塗鴉的，敦煌文學寫本中也有不少真的是在打草稿，這樣的寫本也有很多。比如S.2104即是一個七夕宴飲儀式用詩的草稿。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知道，敦煌文學的很多抄本都是私有性質的，僅供個人和小部分分人閱讀使用，有不少是個人的摘抄本或記錄本。比如S.5643，冊頁裝，抄失名書儀、曲子7首、舞譜、《崔氏夫人訓女文》《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云何偈子》《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等，時見雜寫。從抄寫格式和內容來看，該冊應是僧人的私人筆記本。因為有不少文學抄本是學郎在寺學學習文化知識的過程中抄寫的，所以在敦煌文學的抄本中，除了一部分是具有書籍功能的“課本”以外，還有一些是他們的作業本。此外，講唱僧的抄本也有不少，有一些變文、俗賦、講經文等講唱文學的抄本中，不可避免的有一些講唱藝人的儀式底本。藝人的儀式底本中有些是較為正式的整理本，也有不少是雜寫滿篇的簡易底稿。如比如S.2702卷背，筆者曾撰文論證該卷內容的儀式底稿性質。⑬類似這樣的“略抄本”，荒見泰史先生整理出很多個，多數寫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雜寫。敦煌文學寫本應用形態的複雜性也提醒我們在整理和利用文獻時不能僅僅
關注寫本保存文本資料的功能，還要關注到寫本背後所關聯的社會生活的蛛絲馬跡，這樣我們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掘敦煌文學寫本文獻的文獻價值。
冊頁裝S.5643局部
總之，“雜寫”是敦煌文學抄本中的常見現象，也是其寫本文獻特徵凸顯的所在。通過認真研讀“雜寫”，我們可以獲得很多解讀文學文獻的“生動”信息。“雜寫”所凸顯的，文學寫本的“實用性”、“私有性”、以及用途的“複雜性”都給我們充分發掘敦煌文學寫本文獻的價值指明瞭方向。從1900年藏經洞打開到今天，敦煌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持續了近一百二十年，很多方面的文獻整理研究工作都有了集大成之著作，非獨敦煌文學。今天我們很難看到哪一類專門的文獻還沒有經過校勘整理和研究。可以說，單純地從刻本文獻的角度，把敦煌文獻當做保存傳承稀有文獻的“書籍”功能的研究思路已經步履維艱，很難開拓。敦煌文學寫本常見的“雜寫”在其他很多敦煌文獻上也經常出現，這些內容所凸顯的寫本學特點，也提醒著我們，每一個寫本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態形態。它們都具有刻本書籍所不具備的獨特個性。我們今天要進一步發掘敦煌寫本文獻的文獻價值，就應該真正從寫本學的角度出發，去
關注類似“雜寫”這些寫本才有的獨特內容。① 敦煌研究院：《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0頁、第14頁、第141頁、第247頁、第255頁、第262頁、第270頁、第271頁、第281頁、第293頁、第295頁、第303頁、第331頁。
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卷第133-136、182-183頁，1992年第6卷第119-120頁。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法藏敦煌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1年第17冊第16-19頁，2001年第18冊第342-345頁，2002年第20冊第298-300頁，2002年第22冊第80-81、128-138頁，2002年第24冊第131頁，2002年第27冊第14-31頁，2003年第29冊第82-83、84-86頁，2005年第33冊第344-345頁。
④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224頁。
⑤ 儘管多數學郎詩都是信筆塗鴉之作，但也並非所有的學郎詩都可歸入雜寫，具體還要看它的抄寫狀況是否符合雜寫的條件。
⑥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68頁。
⑦ 參見李正宇：《唐宋時代的學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
⑧ 伏俊璉：《俗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34-335頁。
⑨ 參見郝春文：《敦煌寫本學與中國古代寫本學》，《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
⑩ 參見張湧泉：《敦煌文獻的寫本特徵》，《敦煌學集刊》2010年第1期。
⑪ 黃裳：《清代版刻一隅》，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17頁
⑫ 張彥遠：《法書要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6年，第117頁。
⑬ 參見冷江山：《敦煌寫卷S.2702〈淨名經集解〉卷背諸內容之關聯性分析》，《敦煌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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