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诗馆

文字狱的起源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狱，起源于西汉。之后历朝历代，文字狱情况时有发生，其中，宋元两朝较为特殊：元朝基本上没有文字狱，原因在于元朝体制的特殊性：元朝皇帝是蒙古人，官吏大多数是色目人，并且元朝皇帝喜欢运用生意人治国。而生意人只对如何赚钱感兴趣，至于文字狱这种文人喜欢搞的事情，生意人不屑一顾——明朝朱元璋得天下后，认为元朝丢失天下是因为宽仁，一定程度上，也是指不搞文字狱这一现象。

此外，宋朝也较为特殊：因为其他朝代的文字狱一旦兴起，往往要有很多人人头落地，而宋朝的文字狱很少伤及当事人性命。

宋代文字狱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背景

北宋宋仁宗在位期间，北宋的吏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此时大宋朝仅经历了三代帝王，但国力已经出现了衰落迹象——比如宋仁宗在位期间，曾经和西夏爆发大规模战争，大宋朝非但损兵折将没能降服西夏，反而眼睁睁看着西夏国王李元昊进位为西夏皇帝。

痛定思痛的情况下，宋仁宗开启“庆历新政”，但很快遭到失败。之后宋神宗则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苏东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布了一些诗文，最终，引起政敌攻击。“乌台诗案”由此发生。

乌台诗案

宋神宗的变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给民间带来了负面影响，苏东坡当时身为地方官，对于这一现象也表示不满，于是做了一些诗文提及此事，其中《湖州谢上表》中，有这么几句话，为苏轼引来麻烦：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番话被苏轼的政敌恶意理解成：苏轼认为宋神宗所委任的人，都是一些喜欢生事的人，并且暗示自己不生事端才能治理好一方。

这些作品启发了苏轼的政敌舒亶。他花了数月时间钻研苏轼在近期所撰写的诗歌，终于找到了一系列证据：

《山村五绝》攻击宋神宗在青苗法和盐政方面的改革；

《八月十五日看潮》攻击宋神宗在水利方面的改革；

《戏子由》攻击宋神宗在教育方面的改革。

在舒亶等人炮制下，宋神宗勃然大怒，于是命御史台负责办理苏轼的案子——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不过，尽管这一事件在当时属于惊动天子的大案，但最终，宋神宗仅是将苏轼贬官，受苏轼牵连的大臣大多罚款处理。

藤树先生

纠正一下，差点害得苏东坡丢了性命的“乌台诗案”，不是因为一句诗歌引起的，而是因为一句话而引起的。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东坡迁湖州太守。在赴任湖州的途中，苏东坡向朝廷写了《湖州写表》，其中有两句话：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年轻而又精力旺盛的宋神宗登基为帝。王安石出任宰相，主持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大刀阔斧地对朝廷的军政商农展开全方面的变法。

王安石激烈的变法导致民不聊生，苏东坡竭力反对。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一生的命运都搭进去了。从此卷入分别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首的新旧两党的争执，“乌台诗案”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王安石当政以来，因为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他启用了不少朋比为奸的小人主持朝政，比如吕惠卿、李定、邓绾、章惇等人。变法失败，被王安石视为接班人的吕惠卿倒打一耙，将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披露给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大怒，王安石被罢黜，后重新启用，元丰年间再次罢免相位。

此时苏东坡44岁，不改其嫉恶如仇的性格。见到看不惯的人和事，依然“如蝇在食，不吐不快”。苏东坡所谓“新进”、“生事”等语，便是暗讽李定、邓绾、舒亶等一干小人把持朝纲，蒙蔽圣听，祸乱朝政。因为这些不合时宜的话，还有他感叹民生疾苦的部分诗歌，这一次，苏东坡被当权派小人抓住了把柄。

是年六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这四句话挑出来，弹劾他蔑视朝廷。几天后，御史台任职的舒亶，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弹劾他不忠于君。

李定，时任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有四个理由，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苏东坡被李定派人从湖州抓到了御史台的大牢。所谓“乌台”，其实就是指御史台。

因为关押要犯的监狱旁边有大树，树上经常有很多乌鸦，“乌台”二字，也就源于这些乌鸦。

苏东坡被关押进了乌台监狱，遭受严刑拷打。李定、王珪等人竭力诋毁苏东坡，一面派人搜罗证据，将苏东坡和亲友往来的信件和诗文都一律派人取证，通过苏东坡的信件和诗文中的一字一句罗织罪名。

这些诗文，都是苏东坡在密州、徐州担任太守期间与朋友往来写的抱怨王安石变法的，不妨列举一些如下：

《吴中田妇叹》

抱怨新法害民。

把朝廷中的那些小人比作“燕雀”和“蝙蝠”。

讽刺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是乌鸦。

讽刺那些小人是吃腐鼠的乌鸦。

诸如此类，苏东坡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嫉恶如仇，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不吐不快。这一点，他没有弟弟苏辙那样的隐忍精神。

朝中李定、王珪、舒亶等一干小人群起而攻之，纷纷上表，欲置苏东坡于死地。另一方面，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一批已经退位的元老重臣纷纷上书，请求赦免苏东坡死罪。两派展开舆论攻势，神宗皇帝左右为难。最终，苏东坡曾经反对过的王安石站出来为他说了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

小人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乌台诗案的结果，苏东坡被贬黄州充任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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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书

“乌台诗案”表面看是苏轼因言获罪,实际上是背后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体现。“乌台诗案”是变法派对保守派的打击和清算，导火索就是苏轼的《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句·其四》中的一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斥卤变桑田”和《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其二》中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神宗执政时，军事腐败，官商勾结，北宋朝廷陷入财政危机。面对这样的情况，是因循守旧，还是进行变革，在宋王朝内部形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两个阵营，两个阵营围绕王安石变法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苏轼是司马光保守派阵营中的一员大将，自然受到了变法派的攻击，“乌台诗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王安石变法通过“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保甲法”、“置将法”等等新政，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遭到了利益受损方的反对。司马光、文彦博等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坚决反对王安石大刀阔斧地改革，希望能保持原有的法令制度。

乌台，即御史台。得名是因为有数千乌鸦栖息在御史台的柏树上。1079年夏天，台史皇甫遵奉令到湖州缉拿苏轼，形成了宋代最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除上书反对王安石新法外，还写了很多讽刺新法的诗文。王安石很大度，对苏轼比较宽容。但王安石下台后，改革派对苏轼曾经的讽刺很不满，欲除之而后快，搜集了大量苏轼诗文，随意曲解，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斥卤变桑田”，说苏轼反对“农田水利法”，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是映射神宗皇帝在九泉之下，苏轼罪名最终确立，遂炮制了“乌台诗案”。

凭心而论，不管王安石的变法，还是司马光的反对，初衷都是从北宋王朝的利益出发。但是两派在斗争过程中，被一些心地不纯的小人所绑架和利用，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党争”。

长安遗少

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是苏东坡人生的一个转折，更是苏东坡的作品脱胎换骨的一个转折。

首先，为什么说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的一个转折，是因为，在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立下了规矩，要求不得杀文人，否则就是违反祖宗的家法。因为宋太祖总结了前代甚至是唐朝的教训，看到军事割据给政权的稳定带来的灾难。而赵匡胤取得政权，就是手中掌握了军权。所以宋朝开国之初，就定下了重文轻武的政策，在国内实施开明的文艺政策，这也造就了宋朝文学艺术的发达，促进了宋朝文学艺术形成了高峰。但是在宋神宗的时代，在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残酷的党争中，宋神宗有点坐不住了。当新党的一些奸邪小人千方百计找苏轼的麻烦，从他的诗文中吹毛求疵找各种毛病的时候，宋神宗似乎忘记了祖宗的家法，一开始甚至想把苏轼弄死算了，幸亏苏轼得到了几个太后的欣赏，还有朝内的一些正直之士的求情，才把苏轼贬到黄州了事。这件事情也是开了一个“因言获罪”不好的头。

之所以说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文学艺术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是因为，这场无妄之灾恰恰帮助苏东坡，从一个年轻气盛的才子到儒道佛兼修的哲人，到宋朝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的转变，因为，苏东坡被贬黄州之后，他的哲学思考、作文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轼也从苏轼成为苏东坡。

所以，要感谢乌台诗案，感谢那些处心积虑陷害苏东坡的小人们，是他们促进了一个大师的自我实现。这也恰恰证明了孟子的那句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场乌台诗案，让苏轼成为苏东坡，让苏东坡完成了自我实现。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是哪些文章，被小人们找到陷害苏东坡的证据？让苏东坡差一点一命呜呼，也导致苏东坡的夫人因为这件事，一怒之下烧了他的大部分文集？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从徐州调动到湖州。苏东坡在徐州期间，因为带领军民抵御大洪水，颇受神宗的赏识。就把他调到湖州。苏东坡按照惯例，得写一份思想汇报，一方面表达自己的忠心和感谢之情，另一方面也说说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这本来就是例行公事，但苏东坡是个有思想又有点大大咧咧的人，说话不注意，结果在充满尊敬和谦卑的文字中，被人找到了破绽。这篇文章叫《湖州谢上表》：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御史中丞李定是个包藏祸心的小人，他逐字逐句读完之后，发现了一些可以制造事端的句子：

“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苏东坡说湖州这个地方没事可做，这不就是埋怨神宗没有委以重任吗？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这句话苏轼本来就是一谦虚客气的话，但是这里面有个词“新进”很扎眼。因为王安石变法需要大量人的支持和执行，就一股脑地提拔了一些人，这些人基本上没啥大本事，反倒是嫉贤妒能溜须拍马都是能手，社会上就把这些人说成是“新进”，就是最近提拔的那些人的意思，你苏轼说满朝都是些无能之辈，那你不是说神宗是瞎了眼吗？

除此之外，朝中一些小人开始各显神通，争先恐后从苏轼的诗文集中找问题，大搞一起来找茬的游戏。

一个著名的小人，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拿出苏轼在杭州出版的《钱塘集)，指出其中的诗歌处处讽刺新法，侮辱朝廷和当今皇帝。为了激怒神宗，他指出如下罪证:

陛下为救济贫困贷款于民，苏轼讥之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陛下为推行新法令百官学习法令，苏轼讥之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陛下为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苏轼则讥之为“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陛下为增加国家收入实行官盐专卖，苏轼则讥之为“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总之，苏轼就该马上抓来弄死。

后来还有一帮子小人，找了不少的茬，就是为了搞死苏东坡。宋神宗也是个软耳朵，一度想弄死算了，但苏东坡朋友多，太后也支持，王安石也说这样不好，驸马冒着离婚的危险给苏东坡通风报信求情，总之，宋神宗最后是放过了苏东坡，把他贬到黄州了事。

好玩的国学

“乌台诗案”是由苏轼的多首诗文引起的，有人简单将原因归于《湖州谢上表》一文是不当的。苏轼在湖州任上通过诗文公开“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在此不讨论新政得失），可以说已经引起台谏两司注意很久了。于是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首上弹章，指出苏轼四罪，称他“鼓动流俗”“公为诋訾”“不服陛下之化”；接着，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跟进，指责苏轼“议讪时政”。

在宋代，只要御史台一出手，连章弹劾，就是宰相也要下野，更不要说苏轼一个知州事了。宋神宗下旨由知谏院张璪与李定主审，太常博士皇甫僎奉令往湖州押苏轼回朝。这时候在京城的驸马都尉王诜向应天府签判苏辙报信，苏辙又派人给苏轼报信，（光这一条通风报信，二人后来被处罚就不冤），但没皇甫僎的人马快。

十月，御史台经过审理，建议判苏轼两年徒刑，但是由于这月太皇太后曹氏病重，神宗大赦天下祈福，流刑以下全部释放，苏轼自然也要无罪释放。李定等人不愿白忙活一场，坚持要惩处苏轼，最终在十二月神宗做出决定，苏轼贬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关于涉案诗词，舒亶在最早的弹章里就有提到：

1、“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朝廷青苗法；

2、“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讽刺朝廷考核官吏法律水平；

3、“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讽刺朝廷兴修水利；

4、“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讽刺朝廷盐法；

在审理过程中，又查出一批“谤诗”：

5、“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这是寄给司马光的诗，御史台认为是在讽刺朝廷用人，为端明殿学士司马光任相造舆论；

6、“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这是寄给黄庭坚的诗，依然在讽刺朝廷人事；

7、“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这是寄给王诜的诗，讽刺朝廷开运河；

8、“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这是给刘恕的诗，讽刺朝中官员。

9、“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分明在讽刺皇帝这条龙不识人，自己只好去找别的“龙”了。

闲语

被称为北宋文字狱的“乌台诗案”究竟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

乌台诗案的主角是苏轼，一个爱写词的吃货。乌台诗案作为一起宋朝的“文字狱”，其实说到底是两党相争的恶性表现，都说神仙打架，小鬼遭殃，而毒舌还爱吐槽的苏轼就成了那个倒霉鬼。

虽然被叫做乌台诗案，可其实并没有具体的哪首诗能定罪，导火索是苏轼在调任湖州时写给宋神宗的一篇《湖州谢上表》，本来朝廷让你调任你上表感恩是例行公事，谁知道爱说的苏轼在文章中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话本身没有问题，也许就是苏轼不经意的一句吐槽，可坏就坏在当时的政治局势和苏轼的立场上。苏轼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因此不受变法派的待见，此次苏轼在文章里说的就被变法派琢磨出其他的意思来了。

你说自己不爱生事难以和我们共事不就是说我们变法派爱生事，我们进行改革被称为生事，那陛下这个支持变法的不成了无事生非，真的是岂有此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苏轼就被当时的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了，说他愚弄朝廷，讥讽变法，就这样，刚去湖州没多久的的苏轼被带进了京城，送去了御史台的监狱，而历史上御史台又被叫做乌台，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宝阿宝呀

应该说乌台诗案不是因为哪一首诗引起的，而是由苏轼的上表引起的。

苏轼同志从徐州调任湖州，照例要上表谢恩。作为变法反对派，这位老兄在作《湖州谢上表》的时候，一时糊涂，结尾夹了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御史台的御史们多是王安石招来的新进勇锐之人，看到此表，有人摘引其中"新进""生事"等语参了苏同志一本，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可是就凭这一两句话也不行啊。恰在这时苏轼的新诗集出版了。御史台的新人们发扬潜心钻研的精神，终于从他的几首诗找了突破口，具体的诗句不再赘述，总之给了他一个谤讪新政的罪名。于是逮捕，入狱，审问。

这些御史新人本想置苏轼于死地，多亏宋神宗还不算昏庸，当朝很多人替他求情，包括太皇太后曹氏、苏轼政敌退休宰相王安石，以及一些变法派大臣(仗义呀！)，最后神宗下令免除苏同志一死，给他安排了黄州团练副使一职，接受劳动改造去了。乌台诗案就此了结。

乌台诗案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苏轼是变法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牺牲品。

乌台诗案有文字狱的意味，但又不同于清朝康熙雍正时期的文字狱。苏案没有十大酷刑，没有株连九族，所以我们后世才能够欣赏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才能够品尝美味的东坡肉。

桃李春华

“乌台诗案”就是北宋年间一场罕见的文字狱，因为牵连到苏轼、苏辙、黄庭坚、司马光等著名人物而被人熟知。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以文立国、厚待士大夫的国策，所以北宋前期的政治氛围非常和谐的，官员批评君王，书生议论国政属于常态，“乌台诗案”中给苏轼定的罪名就有些牵强附会了。“乌台诗案”的爆发可以说是北宋政治氛围从和谐到激烈对抗这种变化的突出体现，目的完全是为了争权夺利。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依靠手中的军权篡夺了后周柴氏的江山。一方面是为了抑制武将干政；另一方面是自己得位不正，需要拉拢士大夫阶层，因此赵匡胤定下了文人统治，厚待士大夫的国策。因为宋太祖赵匡打下的基础，整个北宋的政治氛围比较和谐，没有出现其他朝代皇帝动辄杀戮朝臣的情况，皇帝在讨厌一个大臣，大臣的批评皇帝也得听着，官员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自然敢说话、敢议论朝政。

而且这种开明的政治氛围也使得北宋官员之间的矛盾基本集中在公事，没什么私仇，政治斗争并不激烈，即使有大臣因为什么事情遭到处罚、贬谪，过段时间还有复起的可能。比如宋仁宗年间的名臣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都有过因为朝堂争论离开中枢的经历，大不了去地方任职等待复起罢了；以廉洁公正、不畏权贵著称的包拯当官的时候得罪了多少皇亲国戚，换一个朝代早死了。但是这种政治氛围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就慢慢消失了。

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赵顼继位，他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君主，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困局，启用久负盛名的王安石主持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凡是变法都会动荡朝局、影响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当时朝中的大多数大臣或出于公心，或为了私利纷纷反对变法，像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为“旧党”。

虽然变法遭到皇亲国戚、朝中大臣等一大批人的反对，但是宋神宗赵顼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不会轻易动摇，为了改变王安石在朝中孤立无援的局面，推动变法的进行，宋神宗打破北宋原有的政治生态和规则，以君权的力量将大批“旧党”清出朝堂，破格提拔了一批支持变法的人入朝当职，这就是“新党”。

“旧党”觉得“新党”年轻识浅、不堪大用，“新党”觉得“旧党”顽固不化、因循守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再加上有很多投机分子浑水摸鱼，慢慢的“旧党”和“新党”的辩论就从政见不同变成了人身攻击、争权夺利、排除异己，这样一来栽赃陷害、造谣生事等下作手段自然就有人使出来了。

再说回“乌台诗案”的主角苏轼，苏轼属于年少得志之人，二十二岁第一次进京赶考就榜上有名，文章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许而名扬天下；入朝做官后，苏轼也是政绩斐然，“三年京察”为“百年第一”，按理来说苏轼应该是仕途顺畅、官运亨通的人，可惜直率的性格使得他命运坎坷。

苏轼本人并不反对变法，但是反对以偏概全、急躁的去推动变法，再加上“新党”中确实充斥了大量为升官发财才支持变法的奸佞小人，因此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得罪了“新党”被赶出京城。从1071年到1079年，苏轼受到打压一直在地方任职，但苏轼毫不气馁，一方面结合当地情况革新除弊，因法便民，用自己的方式试行变法；另一方面不断写文章、上书指出“新党”变法中出现的问题，王安石两次罢相也证明苏轼的言论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不甘心变法失败，亲自上阵主持新一轮变法，史称“元丰改制”，这也是“乌台诗案”爆发的时候。

北宋当时反对变法的人很多，为什么苏轼就摊上“乌台诗案”了呢？苏轼在当时虽然仕途不顺，但是他已经是文坛领袖，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引起读书人的热议和追捧，他对于变法以及“新党”部分官员的抨击让这些人如芒在背，这些人一直想找机会收拾苏轼。随着王安石的退隐，以及宋神宗为了推行新法而日趋强硬的手段，“新党”中的部分人趁机炮制出了“乌台诗案”。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给宋神宗写了一篇例行公事的公文《湖州谢上表》，在这篇公文中苏轼不改书生本色，用隐晦的手法又批评了新法，一下子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先是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挑《湖州谢上表》中的问题，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然后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又从苏轼的《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戏子由》等诗作中挑错，曲解附会说苏轼讥谤宋神宗；再之后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先后上书数落苏轼的“罪行”，请求宋神宗严办苏轼，事情一下就闹大了，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的罪名被传唤进京。

苏轼在御史台受审，坦承了哪些诗作抨击了哪些变法措施，御史中丞李定上报宋神宗的时候就说“苏轼承认了全部罪名”，宋神宗大怒让严加审查看有没有其他涉案人员。御史台四处搜罗苏轼写给朋友的诗词一百多首，苏轼的朋友黄庭坚、王诜、司马光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新党”人士李定、舒亶、王珪等人上奏宋神宗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但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善待士大夫的国策，再加上朝中元老、皇亲国戚、甚至于王安石等人为苏轼求情，最终宋神宗没有杀苏轼，将其贬谪到黄州。

“乌台诗案”既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更是北宋政坛的转折点。于苏轼来说，经过这次打击他有些心灰意冷，远离朝政，写的诗文也不再谈论时政、抨击官员，转而畅谈人生哲理。于北宋政坛来说，苏轼差点身死的经历激化了“新党”和“旧党”之间的矛盾，不论是哪一方掌权都不论缘由的排斥异己，恨不得将对方斩尽杀绝，新旧党争不断，使得朝纲不振、北宋国力每况愈下终至亡国。

当狗容易做人难

北宋自宋太祖赵匡胤确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以来，很少出现深文周纳、陷人以罪的文字狱。特别是宋太祖在太庙立了“誓碑”，发誓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使宋朝的读书人得到了超越其他朝代的优待。

苏东坡才气冠京华，适逢盛世，佳作迭出，因此得到了朝廷的重用。但是，就在他官运享通、文章频出之际，年轻气盛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宰相，推动了“熙宁变法”。当时，苏东坡多在地方任职，看到新法在推行的过程中，有走样的现象，比如“青苗法”，本来是在老百姓青黄不接时政府给予贷款支持，在丰收之际再连本带息收回去，是“雪中送炭”的好政策，但下面为了完成朝廷的配额，强迫老百姓贷款，造成伤民之事，好心办了坏事，结果“雪上加霜”，苏东坡因此上书表达政见，替老百姓说话。

在当时，苏东坡是文坛领袖，也是意见大咖，是振壁一呼、应者云集的人物，是左右舆情的风向标，他的话影响太大，马上引起了宋神宗的反感，而御史们喜欢“观风言事”，看皇帝的脸色说话，便自然也注意到了苏东坡。所以，御史们开始认真研究苏东坡的诗文，终于找到了他们需要的“罪证”，说诗文中有讥谤皇帝、攻击新法之语，弹劾苏东坡，苏东坡因此被捕入狱。

“乌台诗案”的构陷的依据，一是苏东坡的《湖州谢上表》，二是苏东坡的诗歌《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湖州谢上表》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还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御史据此给苏东坡的罪名是，标榜自己，攻击新法，认为这些牢骚暗中讽刺改革所启用的官员，都是一些喜欢惹事折腾的新进，为什么？苏东坡说自己“老不生事”，“难以追陪新进”，朝廷重用的，便自然是生事之徒嘛，把改革喻为“生事”，那还不是攻击新政？因此，御史们马上弹劾！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据说，跟随王安石改革的沈括虽然当时不是御史，但他读到此诗后，也马上检举苏东坡在诗中批评皇帝，说：“皇帝如飞龙在天，苏东坡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如此！”因此指控苏东坡“大逆不道”。

在多方的攻击之下，苏东坡被朝廷从工作的湖州抓到了京城开封，坐牢100多天，因御史台的办公地点又称“乌台”，因此此案史称“乌台诗案”。

帝国的脸谱

乌台诗案对于苏轼来说，无疑是人生一大挫折。

起因是他由徐州调任湖州时，上表皇帝谢恩，本属例行公事，可他犯了文人喜弄文墨的通病，他发了一些牢骚。

当时正值王安石新法推广阶段，保守派和变法派明争暗斗，势同水火，因为宋神宗对新法的大力支持，此时保守派逐渐退出政治中心，变法派风头正盛，但因为新法推行太过操之过急，社会上下反对声也此起彼伏，宋神宗左右为难。

苏轼属于保守派，他对新法比较反感，诗文之中有时候会夹杂着对新法的讥讽之意，这其实是文官的通病，喜欢舞文弄墨，针砭时弊，这对于做官的来说，却是一大忌讳，往小了可以说是无事生非，往大了说就是祸乱朝纲。

此时新法派正愁找不到机会打击保守派，苏轼这首上表恰恰成了攻击政敌的工具，新法派借此大做文章，“新进”明显就是说新法派，“难以追陪新进”含有对新法不满情绪在内，“生事”这个词暗指新法无事生非，徒生祸端。

于是新法派引“新进”、“生事”等词上奏皇帝，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新法派又继续搜集苏轼其他的诗文，潜心钻研，终于有找到其他讥讽新法的词句。

而后，宋神宗依奏，派人将苏轼带回御史台狱受审，苏轼对以往讥讽新法的诗文一概承认，苏轼乃一代文豪，收藏他的诗文的官员甚多，也一并受到牵连，官职最大的属保守派代表司马光。

此事的处理结果，可以说是化大为小，苏轼被贬为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其他牵涉的人员都是或贬官或罚款处理，都无性命之忧，可以说已经宽大处理了，可见宋朝官风还是比较开明的。

试想，如果此事发生在文字狱盛行的乾隆年间会怎样呢？估计又是一番腥风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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