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赐履按：讲刘秀讲到现在，突然产生一个想法，东汉中后期之所以由外戚和太监轮流坐庄，皇帝基本变成摆设，也许，根源恰恰在刘秀自己。我们读史，会发现，
皇帝的能力不同，同样的制度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嬴政与胡亥。强势君主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制度，换一个弱势的或胡搞的或娃娃皇帝上来，就可能变成桎梏。论个人能力，刘秀当然是没得说，包括后面的明帝刘庄、章帝刘炟（读如达），也很厉害。外戚和太监，在这仨强人面前，当然是乖得不得了。但是，只要出现一个弱势皇帝，外戚就如蓄势待发的春笋，一夜之间暴长冲天。为什么？因为朝中根本没有其他力量制衡外戚——刘秀架空了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削了相权啊。这一回，我们从刘秀的宠臣朱浮的两次上书讲起。朱浮字叔元，沛郡（安徽省淮北市）人。刘秀任玄汉政府大司马时，朱浮就给他当主簿（负责文书簿藉，掌管印鉴，大约相当于大司马府的大管家），后迁偏将军。公元24年，刘秀灭掉郎汉皇帝王郎，又让吴汉诛杀玄汉政府任命的幽州（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牧苗曾，然后，拜朱浮为大将军，兼幽州牧，把州政府从无终县（天津市蓟县）迁到蓟县（北京市西南）。
【朱浮，也当得文武双全诶】
公元26年，二月，刘秀封朱浮为舞阳侯，食三县。朱浮和渔阳太守（北京市密云县）彭宠老早就相互看不上，一来二去，到了本年，彭宠又气又怕，干脆造反，自称燕王。彭宠攻取蓟县，幸亏上谷（河北省怀来县）太守耿况救援，朱浮才逃得一命。彭宠之乱，直到公元29年才被平定，我们在《 》一文中已详细讲述过。这一回，我们单表朱浮。
公元28年，尚书令侯霸上奏说，朱浮败乱幽州，构陷彭宠致其谋反，劳师动众不能建功，朱浮早就应该自杀谢罪，皇上啊，必须砍了这家伙的脑袋，以谢天下。刘秀不忍，以朱浮代贾复为执金吾（首都洛阳警备区司令），徙封父城侯（封国在河南省宝丰县东）。
【侯霸大爷，后来做大司徒做了近十年】
衣赐履说：我们以前分析过，彭宠谋反，一方面是他的确有更大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则极可能是朱浮在刘秀的授意下，对他步步紧逼，最后不得不反。也就是说，彭宠之反，最大的推手其实是刘秀本人。随后，刘秀任命朱浮为执金吾，这个职务，非亲信不能担任。我们说彭宠是被逼反的，大家看，当年侯霸也是这么认为的。侯霸本年刚刚归附刘秀，显然对刘秀与朱浮之间的亲密关系还不大了解，才有弹劾朱浮的举动。
随着刘秀的地盘越来越大，任命的官员也就越来越多。刘秀感到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很多都不胜任，只要犯了小错，立即撤职问责，搞得地方上三天两头儿换父母官，老百姓不得安宁。
公元30年，九月三十日，发生日食，朱浮借机上书说：
从前，尧、舜盛世，每隔三年对官员考核一次。我大汉兴起之后，官员在位时间普遍很长，很多人一干就是一辈子，甚至死了以后，子孙继任，因此，有的家族干脆以职务为姓氏（例如，仓氏、库氏，即管理仓库的官员后代）。当时的官员，又怎么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呢？那么，说三道四的人不得吵翻了天？我以为，
天地之功不可一蹴而就，艰难之业必累日才能完成。而近来太守、县令（宰）频繁更换，他们上任后，屁股还没坐热，情况还没熟悉，上级就提出苛刻的要求，并且不断检查督促。官员们内心慌乱，左顾右盼，惶恐不安，哪有心思去干工作呢？有关部门为迎合上级，打着考核绩效的幌子，三天两头儿找地方官员的麻烦，查到一点儿小问题就纠住不放。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前怕遭人弹劾，后怕被人讥刺，于是，谁都不干正事儿，全都争相弄虚作假，只求在上级那里别被挂号。这就是发生日食、月食的原因。物暴长者必夭折，功猝成者必亟坏。如此损害长久大业的基础，只图速成之功，不是陛下的福气。希望陛下将眼光放长远，至少看到一代人之后，则天下幸甚。
【刘秀，修理起臣子来，可是一点也不柔啊】
刘秀把朱浮的奏章交下面讨论，群臣多同意朱浮的意见，自此以后，州牧、太守的调动、更换就减少了。
衣赐履说：本来对朱浮，我是颇有一些看不上的，看过这道奏书，我立即折服。光武说朱浮有才，其言不虚。
“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物暴长者必夭折，功猝成者必亟坏”，真灼见也！
刘秀曾对人说，他是以“柔”治天下的。对功臣、对外戚，是“柔嫩”的“柔”，对其他官员是“柔道”的“柔”，不是”十字绞“，就是”大背跨“，说换就换，说撤就撤，甚至说杀就杀，一点不客气，绝对的铁腕人物。如果不是朱浮这道奏书，我们岂能了解到刘秀用人的这一面？
按照旧制，州牧发现二千石官员不胜任，就上奏朝廷，然后下给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由三公派专人核实，如果属实，或降职或罢退。但刘秀玩儿了个狠的，干脆绕开三公，直接与州牧交接沟通，对认为有问题的官员，该换换，该撤撤，没三公什么事儿了。
衣赐履说：监督郡县官吏是否称职，是州牧的职责之一。刘秀这个举动，相当于把三公的人事权夺了，没了人事权，三公基本上就是摆设了。
朱浮于是又上奏书说：
陛下清明，亲作表率，宗室诸王、外家后妃的亲属，也都遵纪守法，没有结党营私的。可以说现在是法令整齐完备，没有作威作福之人（先拍马屁）。但是，形势虽然一片大好，却仍有灾异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呢（古人认为，出现灾异，比如日食、地震、蝗灾等，就说明朝廷里一定有问题，一定要找个人出现背锅的）？我以为，天道不会欺骗我们，这个事儿有必要讨论一下。我私下里琢磨，陛下痛恨以前天子大权旁落，不能主宰国家命脉（应指西汉成帝刘骜、平帝刘箕子等几位，权力被王氏外戚把控，最后被王莽夺了天下），因此，您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任州牧之官，废除三公之职（黜鼎辅之任），以至只要有人弹劾二千石官员，就加以免退，复核案情，也不通过三府（三公的办事机构），因罪受罚的，可能也没有核查清楚。陛下以使者（指刺史或州牧）为腹心，而刺史又以从事（州里的百石级别的小官）为耳目，对二千石大员的调查任免惩处，本应由尚书（宫廷秘书署）来负责，现在却取决于百石小吏的汇报，这帮小子，一个比一个苛刻，一个比一个刁滑，都觉得自己了不起，再加上私心作祟、憎爱不同，怎么做有好处他们就怎么做，所以有罪者对法律并不畏服，清白的反被各种法条牵累，这样的作法，恐怕不宜传于后世。臣朱浮愚钝，不胜恳切，愿陛下留心千里之任，对那些不实之奏多加警觉。
【皇权与相权斗了两千年】
衣赐履说：这里没说刘秀的态度，说明这道奏书被搁置了。为什么？朱浮的意思是，皇上啊，该你管的你管，该三公管的让三公去管，你不能把什么都揽自己手里啊，你得把三公的权力还给人家诶。刘秀当然不搭理他。现在大家清楚了吧，在刘秀朝，官当到三公，都没什么权力，二千石官员的任免、调查，都与三公无关，实际上，通过这道奏书，我们可以知道，刘秀把他认为重要的权力，全部收到自己手里。
本质上是，在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中，皇权完胜，相权完败。我个人认为，皇权和相权，最佳的组合方式是，皇权略高于相权，相权也对皇权有一定制衡，这样，不容易出大的错误。当皇权完全践踏了相权，三公都成了摆设之后，如果皇帝很强，当然问题不大，比如，汉武，汉宣，包括光武；但当皇帝不行的时候（有时候是皇帝太次，有时候是未成年），相权根本起不到辅助支撑朝政的作用，外戚们立即跳出来填补权力的真空。读到东汉中后期后，我们会发现，所谓三公，大部分只是有个尊贵的身份，对朝政是真的说了不算，形成这样的局面，光武有没有责任？公元31年，又任朱浮为太仆（交通部长）。公元44年，代窦融为大司空。公元46年，以卖弄国恩被免职。
衣赐履说：在太仆位子上一干十几年，刘秀跟朱浮的关系可见一斑。卖弄国恩，不晓得是什么情况。
公元49年，徙封新息侯（封国在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刘秀感觉朱浮经常欺蔑其他官员，对他很恼火，但爱惜其功劳才能，不忍加罪。
衣赐履说：细心的读者可能立即会想起伏波将军马援来。我们前面讲过，公元43年，马援因平定交趾郡（越南河内市）徵侧、徵贰姐妹叛乱，被封为
新息侯。公元49年，马援征讨武陵蛮，染瘟疫逝于军中，但依然被以刘秀女婿梁松为首的一帮人构陷，刘秀大怒，夺了马援新息侯的爵位，随即徙封父城侯朱浮为新息侯（详见拙文《 》），也就是说，刘秀根本不给马援平反的机会。我们不知道，在马援受冤的问题上，朱浮是否也起了作用，但是，这个新息侯可不是好当的诶。永平年间（公元58年-公元75年），有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控告朱浮（有人单辞告浮事者），显宗刘庄大怒，赐朱浮死罪。长水校尉樊鲦（读如条）进言说，唐尧当年诛杀四凶，尚昭告天下，让人民群众都知道四凶的罪恶，朱浮的事虽然很清楚，但人们并不知情，应该由廷尉审理宣判他的事。
刘庄于是有些悔悟。
衣赐履说：樊鲦是刘秀舅舅樊宏的儿子，是刘庄的表舅。有人没有证据控告朱浮，这个“有人”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刘庄的皇后姓马。马皇后是谁？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当年，马援死后蒙冤，老马家受尽欺凌，隐忍了十余年后，老马家又出头了，马美女由太子的小老婆，变成皇帝的大老婆——永平三年（公元60年），皇太后阴丽华钦点马美女为皇后。于是，我们就可以发挥想像了，当年陷害马援的，落井下石的，补打黑枪的，都等着吧。作为刘秀的宠臣，朱浮占了马援的爵位；作为刘庄朝的退休老干部，刘庄要为含冤的老丈人讨一个公道，朱浮将会是什么结果？头上顶着“新息侯”的爵位，还需要别的证据吗？呵呵。
【粉嫩欲滴的明德马皇后】
另外，当年对马援构陷最甚的刘秀的驸马爷梁松，于公元61年，因一封匿名信下狱而死，封国废除。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陷害别人的时候，似乎应该多想想这句话。
这就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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