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歲時，一部甲骨文字典《殷虛文字類編》讓商承祚一舉成名，國學大師王國維曾盛讚此書“可以傳世矣”；37歲時，訪古筆記《長沙古物聞見記》揚名考古學界，“自此書後，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世人給商承祚冠上很多學術頭銜：古文字學家、金文篆刻學家、考古學家、書法家。但對商承祚本人來說，做學術研究是興之所至，所依仗的不過是一個“痴”字。正因為這份“書生痴氣”，他可以花整整七年的時間去摹寫一份楚帛書，可以在戰火逃亡途中還不忘搶救文物，可以毫無保留地將最新的材料送給全國的同行分享。
如今，當我們追憶商承祚的時候，除了給他的學術成就一個公允客觀的評價，也許更重要的是，還原他“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學術傳統。南方日報記者採訪了商承祚的助教、中大中文系曾憲通教授與商承祚的研究生、中大中文系陳煒湛教授，追憶這位前輩的學術品格和精神。
學術成就
甲骨文最突出，精於摹寫描述
南方日報：古文字是一門艱深的學問，但商承祚卻在多個細分學科上都有貢獻，如甲骨文、金文、帛書、竹簡等。如何整體看待商先生在這一領域的學術成就和貢獻？
陳煒湛：在古文字方面，他的甲骨文研究是最突出的，他在21歲時出版的《殷虛文字類編》是一部甲骨文工具書，王國維曾盛讚曰：“如錫永此書，可以傳世矣。”後來轉向金文方面也很突出。
從整體上來說，比較“與時俱進”，凡是新出來的第一手材料他都有興趣去研究，這也是為什麼在帛書和竹簡學方面他在當時都是領先的。抗戰時期他就開始研究長沙的古文物，包括後來對於楚帛書、楚竹簡的研究，可以說是開了楚文化研究的先河。1957年，商先生獲得從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拍攝的楚帛書全色照片，開始研究戰國楚帛書，據此寫成《戰國楚帛書述略》，這個研究應該是代表了中國上世紀60年代的學術水平。
曾憲通：《殷虛文字類編》的影響很大，它主要是集合整理了老師羅振玉和王國維的研究成果，他自己考釋的好些單字也得到王國維的充分肯定，贊其“精密矜慎，不作穿鑿附會之說”。
對於楚簡的研究，商先生應該是最早的開拓者。從新中國成立後到“文革”前，一共出土了7批竹簡，他都親自到工地去考察，並根據照片作了初步的整理。上世紀70年代，他又帶著我們幾個年青教師對這些竹簡進行比較全面的梳理和考釋，並油印彙編成了《戰國楚簡研究》，一共5冊，還有摹本和釋文，每一個字都經過反複摹寫和核對，對楚簡的形制和內容都作了詳細的描述。商先生把這份資料寄給了國內的同行共同研究，曾一度在學術界頗為流行。這本書如果能夠在上世紀 70年代出版的話，商先生應該是穩坐楚簡研究的第一把交椅的，因為在當時這些資料是最新的。遺憾的是，這本書直到商先生逝世後的90年代才正式出版，這時新的資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已經大量湧現，所以影響力也就大不如前了。
南方日報：從上一輩的王國維到與商承祚同一時期的郭沫若，民國時代應該算是古文字研究的黃金年代，大家輩出。在這些大家中，商承祚先生在研究上的特別或者過人之處在哪裡？
陳煒湛：商先生研究的面比較廣，除了古文字研究外，其他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我總結為“契齋四絕”——摹拓、辨偽、篆隸、印章。這四條一般學者不能兼具。
第一，摹拓。商先生的摹寫非常厲害，甲骨文、帛書、青銅器的摹本不僅準確、生動，而且還有神韻，在這一點上像陳寅恪、郭沫若都做不到。
第二，他對文物的辨偽能力非常強。因為以前上當買過偽器，所以他曾經專門研究過，寫過一些重要的文章，容庚先生曾稱讚他“富收藏、精鑑別”。
第三，他的書法。中年時期，甲骨文、金文寫得非常漂亮，晚年時期他專攻秦隸，寫得也是非常漂亮。
第四，篆刻方面也頗有研究，他的印章很精緻。
曾憲通：商先生找一手材料千方百計、無孔不入。如他找“土夫子”瞭解楚帛書的出土地，他還帶著我們到全國各地的博物館、考古工地跑，去看那些竹簡、青銅器。為什麼說他精於辨偽，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看的東西很多。
商先生另一個過人之處就是他非常善於做基礎性的研究，他的功夫在收集、整理、分類和臨摹，這幾條他做得非常細緻，非常出色。他對研究對象的描述十分到位，往往能夠讓人有身臨其境的感覺；他對字形的分析十分精到，看到一個形體，就能夠根據偏旁部件的分析，大體說出見於哪片甲骨或哪件青銅器。
南方日報：王國維將商承祚與唐蘭、容庚、柯昌泗並列稱為“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學者”，但從現在的名氣和學術評價上來看，對於商承祚的評價還是不及唐蘭、於省吾等同輩。如何看待對於他學術上的一些負面評價？
曾憲通：商先生在提供研究材料方面確實是第一流的，基礎性的工作做得特別紮實和細緻。但如果論及具有獨創性的解決難題的建樹方面，就略有遜色。商先生非常重視對字形的考究，但對字音和字義並非特別注重，尤其不太重視運用古音韻去通讀出土的文字資料，這使他在通讀出土文獻的過程中受到一些侷限，比如古代中山國國君中山王墓出土了一批很重要的青銅禮器，商先生親自到墓地去指導摹拓銘文，為學術界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資料。在大鼎上有一句告誡後輩的話：“吏少女長，吏愚女智”，古代史、吏（使）、事三字同源，商先生最初從字形出發，釋成：“使少女長，使愚女智”，意思是使不聰明的女兒智慧起來，這個也讀得通；但如果從字音文義來分析，還可以讀作“事少如長，事愚如智”，那就涉及如何做人的問題了，比較符合通篇銘文的語境。後來商先生還是把“使”讀為“事”，把“女”讀為“如”了。
上世紀70年代，商先生帶我到北京“紅樓”參加秦漢簡帛的整理工作，商先生和傅熹年先生負責《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的摹本工作。來自全國各地的古文字學家和語言學家各擅專長，又通力合作，商先生作為老一輩的學者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治學態度
不到一千字的帛書摹寫了整整七年
南方日報：商先生從事古文字研究非常強調看實物，在這方面他是如何身體力行的？
陳煒湛：他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隨著金陵大學南下時，路過長沙，就實地調查，甚至跟那些盜墓的“土夫子”交朋友。2002年在北京故宮召開的紀念商先生誕辰一百年座談會，會上考古學家們就說，考古學界有一句話“有了《長沙古物聞見記》，世人方知有楚文物”。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商老實際上是楚文化研究的鼻祖了。考古工作他解放後一直在做，哪裡有出土的墓，商先生都去看過，包括北京路的地磚，他都很有興趣看。
曾憲通：一般非科學發掘出土的文物很難了解到詳情，但是商老就會去找，他會先去找那個收藏的人，但收藏的人都騙他，不讓他知道是誰挖的。商老總能通過各種途徑找到盜墓的“土夫子”，不僅找到一個，還能找到第二個、第三個，彼此互相印證。
他經常帶我們去各地的博物館，以及考古工地還有人家收藏的地方看。唐蘭先生說古文字的學問在古文字之外，做這一行光靠書本還不行，一定要出去學習，多接觸實物、要知道文物是怎麼挖出來的，看它所存在的地層。那個時候靠容老、商老的關係，我們到過很多博物館的庫房去看那些不展出的文物。
南方日報：羅振玉曾評價商先生“論聰明，錫永遠不如昌泗，但錫永知道自己短處，實事求是地刻苦，將來有成就的還是他。”商先生在治學方面的嚴謹體現在哪裡？
陳煒湛：商先生那種嚴謹的態度是現在的學術界很難做到的。他在上世紀50年代就拿到了楚帛書，但直到1967年摹本才發表，一共不到一千字，他摹了整整七年，一遍一遍反複地摹，反複地改。這種態度現在是很少見的，對竹簡也是，對每一個字都認認真真地看。
曾憲通：他研究楚簡和帛書的時候，學校給他配了一個助手叫曾畏，專門幫他摹寫，他一個字可以叫曾畏摹十幾次，改十幾次，今天看不對叫他改，明天看了又再改，直到滿意。
他收集資料的每一步都非常認真，非常講究。他在教學生作拓片的時候，說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掌握上色（用墨）的溼度，因為舌頭的溼度是恰到好處的，既不乾，又不溼。他便不斷用拓包蘸墨在舌頭上調溼，等到拓片拓好了，他的整個舌頭也都變成黑色的了。
南方日報：商先生的教學方式也很特別，聽說不用上學，也不用考試？商先生那一輩的學術傳統和治學態度有哪些方面值得現在的學者學習？
陳煒湛：那個時候不講課，完全自主學習，商老和容老讓我們自己找課題來做，有問題可以來問，學生與老師不只是課堂上的聯繫，學生寫的文章，老師再改一改，寫得好可以發表。不過，商老還是強調打基礎的，他讓我們第一年多讀書，古文字方面的經典著作都要讀，但他從來不要求我們讀他寫的書，他總是讓我們多讀讀郭沫若、王國維他們的書。
民國時期的治學傳統和我們現在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的四書五經功底非常厲害，另一方面是民國時期正處於西學東漸的活躍期，學者們接受了西方的理論和方法，最典型的就是王國維的雙重證據法。而這兩點我們現在都是欠缺的，國學功底自不用說，西方的理論又太龐雜，很多時候根本不知道從何處著手，生搬硬套。第三點是民國時期的學術環境比較寬鬆，現在的學者“總是被打擾”。要求幾年內要寫多少文章，出什麼成果，搞學術研究本來就有失敗的可能，這樣的硬性要求對於做學問來說是一種打擾。以前商老他們那輩的學者拿到資料要研究幾年才出一個成果，但現在拿到材料馬上就去寫論文，這種治學傳統自然不可相提並論。
曾憲通：不上課、不考試，這是容庚、商承祚二老的特點，他們有放鴨式和填鴨式兩種方法：平時是放鴨，抄字書，讀專著就是填鴨。他們沒有要求一定要讀自己的著作，但兩位老先生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第一年要抄三本字典：《說文解字》《甲骨文編》《金文編》，並且是作為習作，他會批閱，圈出哪個字字形錯了，哪個字出處錯了。當然這不是單純地抄，而是要注意這個字在哪個器物上，是什麼意思，有什麼特點，並且很強調寫書評。
現在的資料多了，學生也不用去看實物，直接在網上就有很多資料可供選擇，可以做到快、準、多。但這是“拿來主義”，不容易在腦子裡生根。以前我們抄過那三本字典之後，那些字形是從腦袋裡自然而然生出來的。如果現在的學者能做到既有紮實的基礎，再加上這些先進的研究手段，在學術上的造詣應該會超越前人的。
晚年生活
愛管一切不平事，自稱“多事商”
南方日報：商氏家族是廣東有名的書香世家，這種家學傳統對商老有什麼樣的影響？
陳煒湛：商老的家學淵源還是很深的，特別體現在書法、篆刻這些基本功上，他的書法是從小練就的“童子功”，篆刻功夫則是從老師羅振玉那裡學到的。商老一直認為像書法這些都是雕蟲小技，字寫得好是應該做到的本分。所以當年中大有這樣的傳統，容庚、商承祚二老招研究生的時候，首先看字，字寫得不好直接就被剔除了。
曾憲通：商老的父親商衍鎏是晚清探花，商老曾經多次說過自己的楷書比不上父親。由於商家是書香世家，家裡有很多名帖，所以商老的學習環境很好。我去商老家裡，經常看到他和老太爺在切磋書法，討論字畫。由此可見，這種家學淵源是一直延續下來的。
商老在書法上一個特別之處在於，他不僅書法寫得好，而且有理論，他晚年寫的《說篆》談到了怎樣寫才能達到字形平衡，怎樣才能寫得好看。許多人字寫得好，但是沒有理論，但是商老既有理論，又有實踐。
南方日報：在您印象中，商老的性格是怎樣的？
陳煒湛：商老是個很隨和的人，誰求他都很容易，有一個1978級的學生黃榮章畢業論文《古今楹聯拾趣》要送到花城出版社出版，想請商先生題個書名，雖然商先生不認識他，但還是欣然同意了。
商老喜歡散步，每天都在中大校園裡走來走去，跟門衛保安聊天，一般的工人都能求到他的字，比知識分子還容易。他每次看到學校裡的牌匾寫得不好，就要自己重寫，中大“教材科”牌子就是商老寫的，至今還保留著。有趣的是，他還給商店小賣部題牌匾，他經常去小賣部喝酸奶，看到沒有招牌，就跟店家說：“你這兒都沒有招牌，我幫你寫啦。”以前的“康樂糖菸酒商店”也是商老寫的。
曾憲通：雖然商老的家境很優越，但是能屈能伸。他帶我們出去，吃住都和我們一樣，1961年大饑荒的時候，我們在鄭州考察，每天吃高粱、玉米拌的糊糊，吃生大蒜，雖然他一直養尊處優，但是吃這些他一點怨言都沒有。為了照顧他的營養，上級領導都會每週給他買只雞，他都是和大家一起吃。在北京歷史博物館整理竹簡的時候，食堂只有發黴的番薯乾，他照樣在窗口排隊，從來沒有抱怨。
他對晚輩很好，我們在北大紅樓整理秦漢簡帛時，由於地方不夠，我和商老還有北大的一位孫先生都擠在一間地下室裡，他們倆都抽菸，冬天窗戶不開，房間裡煙霧繚繞，每次我被嗆到咳嗽，他們倆就立刻說：“就最後一口了。”然後把煙熄了。
受父親在德國大使館工作的影響，商老年輕的時候喜歡穿西裝，騎摩托，但晚年大家都興西裝的時候，他又寫信給胡耀邦，認為不應該過度提倡西裝，就是招待外賓時穿西裝也不妥當。晚年的商老總是穿著一身唐裝、白褲子，拿著一把扇子在校園裡散步。還好管閒事，看到學校裡的佈告有錯字，便在上面改正並署名。當時他住的地方和中文系之間有個小門常年不開，他老寫信向學校反映，開頭還署名，後來寫多了就乾脆自署“多事商”。
南方日報：商老和容老師出同門，又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但因為兩人的性格不同經常爭得面紅耳赤？
陳煒湛：容老曾說商老是“甲骨文的逃兵”，因為商老最早是因為甲骨文研究出名的，容先生認為商先生的《殷虛文字類編》應該出第二版、第三版，不斷補充。但當時商先生因為去了金陵大學，一直在顛沛流離當中，沒有條件做研究，他自己也在《我的大半生》中說那是他最痛苦的一段時間。後來新中國成立有條件後，他的興趣就轉移了。
容老和商老經常“抬槓”，但基本是容老罵商老，商老會讓著他。容老性格耿直，商老則性格很溫和。
曾憲通：關於容老和商老“抬槓”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1978年古文字研究會第一屆成立大會在吉林大學召開，那時是冬天，容老已經84歲了，天氣太冷，路途太遠，所以容老早就跟學生們說不去長春了。但商老沒有徵求容老的意見就敲定了到長春開會的名單，當商老宣佈自己同一班青年教師一道到長春參會後說：“容老因年紀大，這次就不去了。”容老聽後馬上發火道：“誰說我年紀大就不去，你比他們大三四十歲都能去，為什麼我比你大八歲就不能去？”
容老和商老平時相處得還相當融洽，兩人在一起的時候，商老講話比較多，容老則不太愛講話。當商老說到容老不愛聽的話時，兩人就會抬起槓來。由於他們有著共同的學術淵源和愛好、有著共同的學術圈和朋友圈，他們彼此只是性格上的不同，沒有本質上的矛盾。而我們這些在二老身邊的弟子更是他們之間的緩衝區和潤滑劑。每當容老面紅耳赤的時候，商老就會自己找臺階下，大家把話題一岔開，氣氛立刻就緩和下來了。
商老和容老有著60年的交情，一直都是相當要好的朋友。特別是到了晚年，容、商二老一住樓上，一住樓下，形同一家。容老去世後，商老特地叮囑容師母，有事或打電話、或敲地板，他都能聽見。
閱讀更多 北京墨緣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