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一條河、一口港，造就了揚州的千年繁華。操著阿拉伯語、波斯語、希伯來語的海外旅客，穿梭於揚州街頭；瓊樓玉宇間，繡衣朱履，觥籌交錯；富商巨賈府邸，車馬喧囂，鶯歌燕舞；淮揚名物，風華絕代……這就是揚州，既是京杭運河的原點，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絲路航線南移

揚州一詞緣自《尚書·禹貢》，相傳大禹治水時，天下分九州，揚州居其一。今日揚州之地域，與禹貢所載揚州相比轄域甚小。

海上絲綢之路肇始於公元前2世紀的西漢，興於8世紀的唐中葉，盛於10-14世紀的宋元，衰於17世紀的明末。揚州與廣州、泉州、明州（今寧波）、登州（今蓬萊）等，均忝列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港口。兩漢時，長江入海口位於揚州附近，且可近觀“廣陵潮”。

瀕海靠江，浚通邗溝，使揚州成為通津達海的港口城市。西漢初年，因吳王劉濞平定英布謀反有功，漢高祖命其鎮守廣陵，改封吳國，領3郡53城。劉濞採取一系列“休養生息”的政策，促使揚州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他仰仗背海靠山的優越位置，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國用饒足，並積極發展冶煉、採鹽、造船等產業。憑藉強大的經濟實力與軍事力量，劉濞暗中私通其他劉氏諸侯王，在漢景帝時掀起了“七國之亂”，與中央分庭抗禮。“準左名都”一時震懾京師。

東漢末年，兵燹累鉅。三國時，魏吳撻伐頻仍，廣陵成為江淮地區的軍事重地。西晉歷經“八王之亂”與“永嘉之禍”後，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廣陵數度遭災。

魏晉以來，為避禍兵燹，中原百姓渡黃河，涉淮水，直抵揚州。一時間，揚州城內流民摩集，熙來攘往。南北朝時，揚州成為江北準南的大都會，加之政府鼓勵紳民海外經商以增賦稅，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送送漸南移。既往，由膠東半島出海的北線航路，更弦為自建康（今江蘇南京）沿長江而下，經揚州橫渡東海，直抵高句麗、東瀛的中線航路。

貫通南北

隋滅陳，400年的南北對峙重歸統一。一位傳奇帝王與滋繁揚州邂逅，留下不解之緣。隋開皇元年（581年）年僅13歲的楊廣立為晉王；開皇八年（588年），20歲的楊廣率軍平定陳朝；開皇十年（590年），楊廣奉命赴江南任揚州總管、鎮江都，並與楊素一道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亂；隋文帝仁壽四年（604年）七月，楊堅駕崩，楊廣即位，翌年改年號大業元年。旋即，楊廣徵伐民夫開鑿運河，勾稽南北。民間傳說，楊廣因早年封邑揚州，獨愛瓊花美玉，遂鑿運河，以領略淮揚秀色。事實上，運河的開鑿具有深遠而重大的意義：一是長期以來的南北對峙，亟須便捷交通，強化南北融合；二是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俱仰賴淮揚的財貲和物產。

楊廣擷取揚州作為運河中點，構建起一條北至涿郡（今北京）、西至洛陽、南至餘杭（今杭州）的運河大動脈。揚州不僅是運河的中心，也是利用古邗溝最先開鑿的一段，“發準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今淮安）至揚子（今揚州南郊）入江”，從而溝通了淮河與長江兩大水系，浚通後，運河在揚州與長江交匯，揚州漸成水路交通樞紐。

楊廣一生在揚州寓居14年（即位前11年，即位後3年多），而其居隋都長安、東都洛陽不過4年有餘。稱帝后，楊廣3次巡幸揚州。據史載，楊廣為巡幸揚州，所造船量達“數萬艘”，從者數萬之鉅。大業元年的首次巡幸，龍舟船隊從東都洛口起航，耗盡50天才發盡完畢。一代君王的揚州夢始於揚州，也終於揚州。隋末農民起義爆發，楊廣見天下大亂，無意北歸。以宇文化及為首的叛軍將倉皇出逃的楊廣逮獲，遂命令狐行達將其縊弒，草草葬於江都行宮流珠堂；唐軍平定江南後，於貞觀五年以帝王之禮，將其歸葬雷塘。直至2013年4月，隋煬帝陵才在揚州曹莊被髮掘出來。

入唐後，歷經貞觀、開元盛世，江南地區繁榮安定，社會經濟顯著發展，交通運輸日漸便利。一方面，由揚州南下廣州、交州（古代地名）等地的海路順利貫通；另一方面，由廣州溯江而上，翻大庾嶺，人贛江，抵洪州（今江西南昌），沿長江至揚州的內陸交通也得以順暢。除南線外，北線從長安經渭水至洛陽，由汴河至揚州的水道成為國家命脈的重要交通線。揚州儼然成為連接南北、溝通海內外的重要節點。“安史之亂”後，關中大戶競相遷徙江南，揚州因未遭兵燹，漸成全國都會，被譽為“揚一益二”。

揚州造船技術的發達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重要條件。唐代的揚州以造船舉世著稱，早在初唐年間，揚州即為唐太宗征伐高句麗的戰船製造基地，並專設有“揚州道造船大使”一職，專司其務。從考古發掘中也得以佐證，揚州出土的大型古船皆出自唐代。唐政府在揚州遍設造船工場，可造各類江船、海船。唐代宗大曆年間，轉運使劉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共造2000餘艘船，每船可載1000石，同時，民間造船業也興旺發達。大曆、貞元年間，揚州富商俞大娘所造之船，每艘可載糧萬石，操縱工匠達數百人，甚至“養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間”，造船業的發達，成為揚州海運勃興的縮影。

唐宋以來，揚州的對外交流已形成了固定的海上航路，當時主要分南、北兩條線路。北線從日本九州中部始發，經朝鮮半島南部，沿西海岸北上，向西至膠東半島北部的登州（今蓬萊）登岸，轉由濟水入淮河，沿淮南運河抵揚州；或由江蘇北部的楚州沿海登陸，沿淮南運河抵揚州。南線則由日本九州南部的薩摩半島或由北部的博多灣一帶渡海，斜穿東海，直達長江口的揚州，日本數次遣唐使及鑑真和尚東渡，皆取南線。同時，沿長江至江州（今江西九江）、洪州（今江西南昌），再經大庾嶺，可至閩粵一帶：或自長江口直徑南下，可抵東南亞一帶。這些航線的開通，鞏固了揚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日本，朝鮮等地遣唐使，大多由揚州經運河，抵達長安。鑑真和尚為東傳佛經，歷經6次奇險，不幸雙目失明，最終抵達日本。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景觀，就仿製揚州大明寺，寺內“盧舍那佛坐像”“藥師如來立像””千手觀音菩薩立像”均為鑑真弟子——揚州興雲寺僧義靜所造，如今皆為日本國寶，揚州成為與廣州、泉州、明州並稱的四大港口之一，唐政府還在揚州設立市舶司，管理藩商與外籍船舶，徵收商稅，成為近代海外貿易管理機構的雛形。

鑑於朝延寬鬆的對外政策，中外商旅鹹聚揚州。唐宋時，揚州城內商賈雲集，湧現了不少來自新羅，高句麗，東瀛，大食，波斯，婆羅門的胡商與藩客，他們寓居揚州，經商從學，港內一時間千帆競渡、百舸爭流。揚州境內的真州（今儀徵）、瓜洲等地日趨繁盛，素有“京口瓜洲一水間”。

南宋鹹淳年間來揚州的穆斯林普哈丁，在揚州寓居10年，並長眠於此，其所創建的仙鶴寺為江南四大古清真寺之一。元代來揚州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更是在這裡寓居3年並擔任官職，其遊記中載有大量關於揚州的描寫。當時，蕃客、胡商多居於番坊內，鮮有雜處，建築樣式頗具穆斯林風格。此外，為了保佑漁民出海平安，在儀徵陳集還建有祭祀媽祖的天后宮、天后樓以及海神廟等建築。

兩淮鹽路

明清時期，受海禁政策與地理環境的影響，揚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日益孱弱。自唐開成年間以來，長江下游淤沙沉積，長江入海口漸次東移，揚州由瀕海都會漸為內陸城市，因江口淤塞，海船已不能直抵揚州港，揚州在海運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南宋末年，本設置於揚州的市舶司遷移至松江華亭（今上海），元代增設溫州、澉浦、上海，明代遷至太倉黃渡（今蘇州太倉），揚州的地位逐漸被取代。

明嘉靖年間，為了應對日本倭寇的侵擾，確保鹽運司課銀的徵收和鹽商大戶的安全，揚州城整體東移，遷至舊城外環河，沿運河築新城。倭寇平定後，舊城廢置，新城繁盛，鹽商駢至，商民聚集。萬曆年間，南北鹽商多達100餘家，“四方之託業者輻輳焉”，揚州逐成享譽一時的都會。清朝建立後，出於肅靖海匪、鎮壓抗清武裝的政治考量，“海禁”政策更為嚴苛，揚州與海外的溝通日漸贏弱。此時，因鹽引專營，揚州由外銷城市逐步轉為內銷城市，一度成為全國鹽業的集散中心。為追逐淮鹽之利，城內商鋪鱗次櫛比，鹽商浮華奢侈，多子街兩旁皆綢鋪，翠花街“市肆韶秀，貨分隘列，皆珠翠首飾鋪”鹽商財力雄厚，“天下稅賦鹽稅居半，天下鹽稅兩淮居半”，全國各地的豪商巨賈，僑寄揚州者不下數十萬，“商賈什九，土著什一”；南河下一帶華屋連苑，盡成富商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