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過程看，戴笠那一化險為夷的妙招，是在無可奈何之中做出的自我保護之舉。
事變前後情報失靈
戴笠嗅覺敏銳，心思縝密，為天生的特工人才。1932年3月，他被蔣介石指定為復興社特務處處長，同年9月軍事委員調查統計局成立時任二處處長。這位黃埔六期生後來居上，實職和權力一躍超過不少早他幾期的黃埔學長。戴笠的二處為軍警處，負責掌握各軍隊的動向，特別是對非中央軍進行內部滲透、安插、收買、竊聽等，一有風吹草動，各地情報會迅速彙集，由他綜合分析判斷，隨之做出相應措施。
東北軍剛入陝時，由於兵力強盛，與西北楊虎城部有些摩擦，張、楊之間一度也有誤會。後來在高崇民和中共的協調下，張、楊認識到他們之間如加深分歧，正是蔣介石所希望的。為不被蔣各個擊破，雙方應團結一致，共促蔣介石加快抗日。
張、楊都是有心機的政治人物，為麻痺監視他們的特務，雙方往來採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方法，有時還故意暴露一些矛盾對立事件。這些舉措，把戴笠和張、楊身邊的晏道剛都矇騙了，張、楊西安扣蔣事件得以順利進行。
自12月8日張、楊決定兵諫後，東北軍和西北軍都進行了緊張的準備。對於這些調配部署，戴笠的耳目竟毫無察覺和報告。
南京得到西安事變的消息，最早是樊崧甫於12日下午3時許發出的電報：“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獲知西安異動，戴笠如坐針氈，頻頻向西安秘密電臺呼叫，均如泥牛入海。直至次日，特務處西北區區長江雄風才報告：張楊異動，校長被押，情況不明。而此時公開媒體都報出確切消息，張、楊《對時局宣言》也已在12月13日《解放日報》刊出；宋美齡已收到張學良發出的電報，連遠在香港的宋子文也獲知確情。這一切無疑是打了戴笠一記悶棍，他的情報機構全線失靈，他要獲知西安的情況還得通過其他渠道來了解。
戴笠感到事態的嚴重。萬一仗打起來，不但“校長”性命不保，他的人生之路也將發生重大逆轉。“復興社”頭目文強對此時的戴笠有形象的回憶：“我記得事變發生的三四天之內，戴笠哭喪著臉，繞屋嚎叫，一籌莫展，認為蔣介石凶多吉少，很難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辦法是趕快找到能飛簷走壁的夜行者，準備爬越城牆，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文強《復興社在西安事變中分成和戰兩派》）
自由之中立下“遺囑”
正當戴笠萬念俱灰之時，轉折點突然到來。宋子文12月21日從西安返京，即邀戴去他住處，告訴他將再返西安，並請他一道同去營救委員長。戴笠驚喜萬分——宋子文在關鍵時刻還是要起用他。
12月22日中午，戴笠隨宋氏兄妹、蔣鼎文、端納、郭增愷同乘一架飛機經洛陽轉至西安，抵達時，已是傍晚。戴笠此行西安約為兩天時間，從陸續披露的史料看，他沒甚作為。張、楊也沒有為難戴笠，反而給他很高的禮遇、自由的行動。或許為了彌補此前的嚴重失職，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城府深厚的戴笠觸景生情，急中生計，在張學良公館寫下了一份“遺囑”：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領袖蒙難後十二日，戴笠於西安張（學良）寓地下室。”
這份“遺囑”可謂戴笠心機的典型體現，它不是一般的矯情造作，而是在粉飾乃至捧出對蔣介石的一番忠誠，以便事後攫取遇危不亂、成功成仁的政治資本。這份“遺囑”雖未署日期，然從文中“自昨日下午到此”及“領袖蒙難後十二日”句不難推算，當寫於12月23日，戴笠到達西安僅僅還只一天。戴22日傍晚到達，24日離開，他在西安停留的時間再怎麼算也不到兩天整。那麼，這兩天到底發生了什麼？
首先來看戴笠這兩天的活動：22日傍晚，赴西安眾人抵達張學良公寓，稍作停留，宋美齡去了蔣介石處，戴笠則隨宋子文、蔣鼎文與張學良洽商有關西安之事的處理，此事見之於宋子文日記和蔣鼎文紀念集相關記載。是晚戴在張學良公館用餐和住宿，同吃同住的還有蔣鼎文和“西北剿總”的政訓處處長曾擴情。曾擴情在《西安事變回憶》記述：“張（學良）把宋美齡、宋子文、端納三人送到蔣介石處，留戴笠、蔣鼎文和我三人在家晚餐，戴、蔣兩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銀行”。又據《蔣鼎文紀念集》載，宋子文也與蔣、戴一起住在張公館地下室。
第二天，也即23日，張、楊提出西安事變談判建議方案，宋子文感到棘手，趕忙召蔣鼎文、戴笠共商對策。三人緊急會商後提出一個反建議書面方案，並報蔣介石批准，此事宋子文12月23日日記有較詳細記述。反建議這種重要書面方案，討論斟酌顯見不可能一時三刻，且這一方案還要等待蔣介石批准後，三人才可決定或聚或散。而到了24日，戴笠則不辭而別離開西安。宋子文12月24日日記作如是載：“戴（笠）的不辭而別令敵手甚為不悅。”（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
以上是三個親歷者記錄他們與戴笠在一起的活動。
再來看戴笠此行的身份：戴笠是由宋子文提名，由張學良出面邀請的，是同宋子文、宋美齡、蔣鼎文一樣的南京方面的使者，實際上是代表南京方赴西安談判的代表之一。宋子文12月21日日記載：“一、應讓蔣夫人來西安照顧委員長，並改變其聽天由命的態度。二、由戴雨農（笠）代表黃埔系前來西安，親身觀察此地之局勢……我把我的決定通知張、楊，獲其同意，且張（學良）給蔣夫人與戴（笠）寫了信。”
經過如此官方商定程序奔赴西安，且是解決事變問題的關鍵時機，張學良不可能也不會拘禁一個南京所派的官方使者。
其三，張學良是一位重義守信，有點江湖俠義之人。孔祥熙、宋美齡、黃仁霖還是陳誠等都多次提及這一點。孔祥熙說：“張學良平素為人，素重信義。”（孔祥熙《西安事變回憶錄》）黃仁霖說：“張學良雖然輕率魯莽，卻還是一位信守諾言的人。”（《黃仁霖細說西安事變》）宋美齡說：“餘固知張學良之為人，不至如此（不守信義），今更得證明矣。”（《宋美齡回憶錄》）至於在對待當時南京所派，特別是由他出面所邀使者的接待誠意，陳誠《西安事變紀事》記錄張學良的態度可予印證：“12月18日，今日張（學良）來，謂子文、墨三均擬來陝。一民（朱紹良）問張，他們來了，保能不失自由嗎？張答，那我不能失信。”（陳誠著《西安事變回憶錄》）以戴此時南京使者的身份，又事前徵得張學良所同意，張不可能失信把戴笠監視扣押。
其四，從蔣鼎文和戴笠的自由行動來反證。這兩天蔣鼎文除與戴一起參加了上面所述的相關談判和商討，還共住在張學良公館地下室（包括宋子文）。現在所能看到的資料，只是蔣鼎文比戴笠多了會訪陳誠，面見蔣百里，會見周恩來，其餘時間宋、蔣、戴等都是集體商討對策和活動。難以設想，對同住一屋的幾個大員，一個讓他有合適的行動自由，一個會去做“離死不遠”的囚徒式看管？客觀事實也說明，張、楊沒有對戴笠這樣做。
其五，如前所述，戴笠與“二宋”同來，且戴是宋子文向張學良推薦並獲張同意所來西安之人。按照張、宋的關係，即或張有除戴之想，在這特定情況下，張也要看在“二宋”的面上，何況這時候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在即，閻王都要放了，何必再殺戴笠這種小鬼？
其六，還有史料證明張學良對戴笠這趟西安之行不但不作“囚徒”監管，還予以相當禮遇。五十多年後，張學良89歲在美國接待郭冠英訪問，郭對張舊事重提：“您在西安事變時，對戴笠不錯啊！”張學良默然無語。（《張學良口述西安事變》郭冠英著錄）
“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假如事實真如戴笠所述“離死不遠”，那末戴笠就是死囚監管的待遇，他不可能參加談判，不可能參加會商，更不可能在24日自由離開西安。須知，其時張、楊若要為難你，或要除掉你，就像除掉籠中之鳥一樣容易。
實情僅是遭張嘲弄
張學良當年為什麼同意宋子文把戴笠帶來西安，從當時的情況看，還是晚年張的口述中，似乎是對戴笠的特務行徑有所不滿，這位公子哥兒出身的政治家在縱情地戲謔這位不可一世的特工王。
還在西安事變發生前，即8月底，在西安的特務們不通過張學良，就抓捕了張身邊的人，包括東北大學的學生宋黎、馬紹周和關時潤等。張憤然道：“捉人居然捉到我的頭上來了！”於是乘機武力查抄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並收繳到特務們彙報的關於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情報，及有關於張學良本人的。這次行動羞辱了C C和戴笠們的卑劣行徑。戴笠這次到西安，張學良給他一個小小的下馬威。
其後，張學良語帶機鋒地問戴笠：“老戴，你們的特務工作是怎麼做的，我與楊司令搞了這麼大的事情，你們都不知道？”戴笠一臉茫然，囁嚅半晌回答道：“我們從來不對副司令做特務工作啊！”（慄又文《西安事變與張學良將軍》）
戴笠短短兩天的西安之行，借所謂“遺囑”來表忠心。為了自我保護，轉移失職之過，他竟違背實情，矯揉造出如此“大作”，其心機之深，可謂無以復加。而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戴笠在南京儼然以功臣自居，與鄭介民等彈冠相慶。
戴笠也許沒有想到西安事變的當事人張學良、宋子文、蔣鼎文、陳誠以及曾擴情等都會有各種文字通過不同渠道披露出來，稍稍梳理分析就可知當時的基本真相。這些角度不同且無意之中的記述，並非針對戴笠而寫，然通過對照佐證，可以還原當時情況，足證戴笠的“遺囑”是沽名掩世的“遺作”。聰明反被聰明誤，一代特務天王留下了一個著名的歷史笑柄，供後人茶餘飯後把玩。可見要掩飾歷史實情，有時也是很難的。《南方都市報》
閱讀更多 中國網文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