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負，減負，為了切實減輕中小學生過於繁重的課業負擔，各地教育部門可謂使出了渾身解數，一是嚴格控制學生在校時間，二是嚴格控制學生家庭作業量。但遺憾的是，這些越來越細的減負規定幾乎無例外地均未到預期效果。這其中，不是學校和教師不執行，關鍵面對突然多出來的時間，閒下來的孩子，許多家長不知所措。於是，在各種培訓機構天花亂墜的提質（分）新概念、新方法的輪番轟炸下，家長不僅雙休節假將孩子送進各種課外補習班、興趣班，就是每天“三點半”放學後，也要把孩子進各種“託管班”而且這“一託”就是拖到“八點半”。“學校減負，家長增負”，讓學校的所有減負努力都化為烏有……
因此，要切實減輕學生過重的學業負擔，一味盯著學校、盯著教師做“減”字文章，是治標不治本，學校“減”下來的大量剩餘時間給學生帶來了更加沉重的二次負擔，同時也給家庭帶來更多的焦慮和困擾。非但如此，學生放學後被囿於在逼仄的、各種設施、光線、照明等多不合的培訓教室，蜷縮在狹窄的書桌上，除了做題就是做題，對其身心健康也是極為不利的，會造成眼睛近視、脊柱彎曲變形等身體病病，心理上也會變得孤獨、孤僻、乖舛，嚴重者會犯上心理抑鬱症……
而要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將減負落到實處，就要標本兼治，在縮短學生在校時間，減輕學生家庭作業量的同時，教育部門要指導好學校要合理規劃好“減”出來的時間。
在這方面，早在上世紀初，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就給我們做出了榜樣。當時的南開學校，有一項“三點半”政策：下午三點半後，所有同學不許留在教室裡，都要出去運動，出去玩。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不活動者都要受罰。張老自己也常和學生一起打球……其時，南開學校在校學生僅有千餘名，可是卻建有15個籃球場，5個足球場，6個排球場，17個網球場，兩個400米跑道的田徑場……更令人稱奇的是，作為私立學校，南開的各類球隊竟然威震中華內外：1930年，南開籃球隊先後獲全國運動會冠軍和遠東運動會冠軍，1935年以南開學生為主的“中華足球隊”獲國際足球賽冠軍……
張老的“三點半” 政策告訴我們，學校並不意味著只是把學生囿於在教室死讀書的地方，更是讓學生在陽光下奔跑跳躍的活動場。這個“三點半” 政策，不正是我們當下素質教育所倡導的嗎？
與百年前的南開相比，我們現在的學校有運動場、有圖書室、有閱覽室、有實驗室、有音樂室，有美術室，還有各類的練功房……非但有活動場地，還有活動器材，還有指導教師……無論是讓學生進行體育鍛煉還是發展愛好興趣，校園才是最佳的地方。因此我們與其把學生“趕”出教育的“轄區”，莫如效仿張伯苓先生的“三點半” 政策，把學生留在校園裡，讓豐富多彩的活動把學生從學業負擔中置換出來……
近年來，各地教育部門雖然“減負”新令不斷，措施越來越強，實際效果卻總是差強人意。筆者以為，問題的癥結在於這些“減負令”只是一味地在對“上課，補課、作業”等“違規”行為進行單方面的限制，卻沒有給出學生負擔減輕後的“填補”措施。要想讓土地上的雜草清除後不再重生，最好的辦法是種上莊稼。想要讓“減”下去的負擔不再捲土重來，就應該用“有益的活動”來佔領“減”出來的時間。
學校，不是創造分數的“加工場”，而是學習和成長的重要基地，作為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要深刻領悟素質教育之要義，嚴格按照素質教育要求辦事，不但要讓學生學好統考科目，更要根據每個學生的個性潛質，發展興趣，培養特長，讓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的“減負”，就不能學習“剪箭柄”的庸醫，把學生趕出校園就算完事，而當效仿前輩張柏苓先生的“三點半”政策，讓學生生龍活虎在校園裡，在校園裡“詩意地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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