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互联网大亨跟当年的铁路大亨比,有什么不同?

一个大国的铁路网络,这样基础设施级别的产业,完全由私人来建设和运营,结果就是出现了一群超级巨富。

铁路大亨们的争议和成就

其实,他们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

美国采用私人投资的方式来修建国家的铁路网络,仅从宏观效果来看的话,其实还可以。这种方式让美国修建起了全世界最长的铁路网,最高峰时期超过40万公里。

后来,哪怕经历了经济危机、铁路公司的破产倒闭、铁路拆除、各种关停并转等等,也还有20多万公里,仍然是世界之最。

建立起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铁路网络,除了显而易见的好处,比如连接了整个国家,扩大了联邦政府的影响力,更利于人和商品的流动,刺激了桥梁建设、钢铁、金融的发展之外,至少还带来了三个改变:

第一,铁路网络推动了时间的标准化。

美国的铁路从业人员一直在努力推动跟铁路有关的标准化,既包括标准轨距,也包括标准时间。

但在铁路刚出现的时候,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铁路公司甚至故意采用不同的轨距,因为这样的话,一家铁路公司的车辆没有办法转到另一家铁路公司的轨道上,商人们通过铁路托运的货物,就不会被其他人抢走。至于列车运行采用的时间要不要统一,那就更不是问题了。

但是,随着铁路大亨们不断扩张自己的铁路王国,分散的众多小铁路变成了六七个大铁路网络之后,就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

1883年11月18日,一个星期天,铁路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以及大部分的美国人,都同时把手表调到了新设立的格林威治标准时间。铁路也在推动着人们的准时和守时观念。毕竟,没人想错过火车。

在美国,人们一度把这种新的时间观称为范德比尔特时间。

今天的互联网大亨跟当年的铁路大亨比,有什么不同?

铁路带来的第二个改变是对资本观念的改变。

铁路建设和扩张需要大量的钱,而这不能靠个人企业家来完成,必须依靠银行和公开市场的资金募集。所以,铁路巨头不仅是投资银行的最佳客户,他们发行的债券和股票,也是华尔街的宠儿。

像穆迪这样的全球知名评级机构,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给铁路债券做评级的。

而这带来的就是人们对资本市场的重新理解。

德鲁、古尔德操纵股价,铁路巨头之间频繁发起敌意收购,摩根不断发起兼并重组,这一系列事件让人们发现:股价可以建立在对公司未来价值的预期上,而不是建立在现有价值基础上;扩张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完成,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资本积累;交易可以通过公开市场并购来完成,而不仅仅是公司间握手协商。因为铁路大亨,金融理念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更迭。

铁路带来的第三个改变,是对于管理观念的改变。

经济史学家钱德勒说过一句话:“铁路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他把铁路公司称为最早出现的现代工商企业。

为了管理分布在各个地方的办事处、数量众多的工作人员、复杂的财务状况,铁路公司需要雇用大量的职业经理人,建立起一个包括中层、高层和董事会的管理架构。钱德勒把这种大公司内的管理行为称为“看得见的手”。

大型铁路公司通过管理协调来取代市场协调。最早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就是铁路公司创造出来的。

今天的互联网大亨跟当年的铁路大亨比,有什么不同?

既然这样,为什么他们的形象普遍还是不好呢?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他们代表了财富的过度集中和巨富同大众的对立。

他们生活和发家的那个年代,是人类历史上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时期。而且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一点都不介意展示自己拥有的巨大财富。

范德比尔特、古尔德和亨廷顿等巨富,都建造过像王宫一般的私人住宅。这些大房子就像巨富们为自己建造的胜利纪念碑。今天这些房子有些还在,变成了旅游景点。

他们代表了炫耀性消费的极致。今天人们对炫富细节的想象,当时这些大亨都做过。比如用大面额钞票卷烟,给自己的狗过生日并且送它钻石项圈,给每个参加宴会的女宾送黄金手镯等等。

这些巨富的态度,也在加深他们跟大众之间的对立。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普通工人眼中可以说是“十恶不赦”。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铁路豪华车厢的发明者乔治·普尔曼在1897年去世了,在入土的时候,由于他在工人群体中的名声实在是太差了,他的家人担心工人挖开他的坟墓,用他的尸体泄愤,于是用铅灌封了他的棺材,还用水泥填埋了坟墓。

关于巨富和大众的对立关系,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威廉·范德比尔特的一句话。他在决定要停运一条很多人会搭乘的路线时,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大众的利益?他脱口而出一句话:该死的大众!

今天的互联网大亨跟当年的铁路大亨比,有什么不同?

第二,人们对他们财富来源的正当性有质疑。

在整个建造铁路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腐败行为,不管是争取补贴和土地,还是打击竞争对手,大亨们都在求助政府。

比如著名的伊利铁路大战,政治和法律都变成了铁路大亨彼此竞争时的工具。每一个铁路大亨都有一群供自己驱使的议员和法官。

亨廷顿说过这样一段话,非常能反映当时大亨们的心态,他说:如果你必须花钱来做正确的事,那么花钱就是正当且公平的。如果一个人有做坏事的能力,除非他被人贿赂,他才会做正确的事,那投入时间去贿赂他就是值得的。

其实在我看来,除了贫富差距和财富来源正当性这两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也是我想和你一起探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

像铁路网络这样的基础设施,它掌握在私人手中是否是合理和有效的?像这样服务于公共利益、人人都需要的基础设施级别的产品,到底应该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来运营更为合理,还是交由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运营更为合理?

“强盗贵族”称号最开始的出现,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一开始人们称铁路大亨为“强盗贵族”,就是因为他们和当年在莱茵河畔修城堡的德国贵族一样,向来往的“商船”收通行费,雁过拔毛。

而且,他们简单的一个动作——调节运费,就能影响到一家公司甚至普通农民的命运,影响财富的分配,让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因为越是富有的人越有能力跟他们谈判,从而享受到运费折扣。

今天的互联网大亨跟当年的铁路大亨比,有什么不同?

这些铁路大亨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如此不佳的名声,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启发呢?

在我看来,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就是基础设施级公共产品由谁来提供的问题。

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当代历史学大师托尼·朱特曾经抱怨说,他很怀念自己童年时的伦敦巴士,因为伦敦公共交通的私有化,导致现在的伦敦公共交通设施上贴满了广告,而且交通工具缺乏修缮。

在他看来,涉及公共属性的产品,政府之手还是需要伸出,以保证它的高效和舒适。如果是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来提供基础设施级的公共产品,至少就可以避免“强盗贵族”的过路费商业模式,也可以避免“强者越强”现象,可以平等地对待每个用户。

即使政府不直接提供,它必定要属于强监管行业。

其次,是商业和大众的关系问题。

和铁路巨富们不同,当代巨富比如像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人,主动呼吁给富人加税。

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来解决一些普遍问题,比如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普及教育,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给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福利等。

和那一代巨富不同,今天的巨富们其实普遍更重视避免完全同大众脱节,更是不敢说出“该死的大众”这样的话。商业的意义还是要为大众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个人建造帝国。

今天的互联网大亨跟当年的铁路大亨比,有什么不同?

今天的互联网是不是像铁路那样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是不是由私人公司在修建和运营?它会带来什么问题?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今天的整个互联网,已经是基础设施了,如果停摆,不敢想象,最基础的建设,是几大运营商,国家规划中,各种应用的玩家,私人参与的非常多,当然国家的宏观监管,细分到具体领域的监管,也非常多问题。

带着手铐跳舞,很多领域已经世界著名,也有遗憾,比如操作系统、算法、芯片等核心硬件的落后……未来,赶超吧,国家的规划,各类领域企业的规划,都很明确……还有一股势力,银行系统和私人资本。

今天的互联网大亨跟当年的铁路大亨比,有什么不同?

相同点:资本的影响很重,监管无处不在,国家是终极玩家……不同点:法制更完善,更高的技术,更快的迭代,知识和人才的作用更大,更强的竞争,舆论监督更活跃,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上了新台阶。

我感觉今天,不会有可能出现像摩根那样,整合整个行业的人……业务形态太复杂,寡头格局在,国家的影子很重,技术不断创新,自由人才不断涌现出来,社会的稳定,国与国的竞争激烈,多样化需求吧。

今天的互联网大亨跟当年的铁路大亨比,有什么不同?

铁路的出现,除了让一批人造富以外,还带来了人们时间观念的变化,资本开始切换长期视角,企业经营模式也有了新的突破,同时带来了新的争议问题,社会基础设施应该政府买单还是市场化运作。

在当下互联网时代的跑马圈地,硬件、系统、超级App其实非常类似当年的铁路,并且同样形成了寡头近乎垄断的市场,一些企业家个人已在领域内有极强的号召力,但技术的变革速度越来越快,原有的优势可能在下一波浪潮中快速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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