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力量即權力。——蒙森
我們每次都說讓足球遠離政治，但是我們都很清楚，一切事物都不過是政治意義的符號而存在，足球也不例外。
就拿今年伊朗女球迷自焚事件後，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發表的講話和之後採取的一系列行動，迫使伊朗足球看臺最終向部分女球迷敞開大門，也讓我們看到儘管還蒙面一身黑色長袍裝扮的伊朗女孩內心和綠茵場一樣精彩。而這其中有多少與伊朗政治氛圍的碰撞，已經很明顯。
(圖)國際足聯本身就是政壇組織工具
足球裹挾政治這也是必然的，因為從現代足球在英國流行之後，足球運動本身就流行於“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是工人階級為了能共同對付貴族階級，起到團結凝聚作用的一項重要運動。
當貴族階級對在泥潭草地中打滾爭一個球，大肆批判這項運動“不夠優雅，非常粗魯，是窮人的遊戲”時，足球就成了兩個階級群體鬥爭的工具。
冷戰之後濃厚的政治氛圍逐漸變成了娛樂至上，沒有親歷過戰爭(或者階級鬥爭)的人們自然是希望足球作為一項運動更少的被政治包裝。
現在連在球場上敬軍禮，在球場上慶祝動作帶有政治含意，在場邊佩戴具有政治含意的標誌時都是要得到處罰的。而哪怕你離開綠茵場，和政壇人物有所私交，恐怕也會引來全民抨擊的事端。那些曾經在綠茵場上叱吒風雲的人物，為都是褪去了所有足球明星的光環，才能安安心心的從CCTV5走向CCTV1。
(圖)說起來是“去政治化”但這次英超為一戰紀念日默哀又把足球和戰爭聯繫在一起
如今在綠茵場上人們再想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已經變成了“唯恐避之不及”的事。
可是就有這麼一個人，他不僅對涉足政治毫不避諱，甚至非常高調，而且他能在足球明星和政壇好友兩種身份中切換得遊刃有餘。他就是唯一的馬拉多納。
(圖)馬拉多納已經成為“政治符號”
想想馬拉多納的朋友圈裡，政壇人物確實是不老少，往年代遠了數切魏地拉、查韋斯、卡斯特羅，往年代近了數梅內姆、莫拉萊斯、馬杜羅、普京都曾把馬拉多納封為座上賓，甚至和馬拉多納從沒見過面的貝隆夫婦、切格瓦拉也都常常能和馬拉多納的畫像並排放置。
政治是內心陰暗的人之藝術，可是這樣一個看似大條神經，甚至劣跡斑斑的馬拉多納是怎麼成了政壇不少名人追捧的對象呢？
一切還得從馬拉多納的出生來說。
馬拉多納的那些政治啟蒙，都在這百年孤獨的阿根廷
1960年出生的馬拉多納剛好生在了二戰結束十多年，冷戰時期的巔峰期，雖然看上去阿根廷和南美一直遊離於戰亂之外，但早就已經是美國人眼中的“後花園”，歐洲人眼中的“後裔國”，自然也逃不了政治的紛亂。而此時阿根廷早就已經從“上帝的寵兒”變成了“上帝的棄兒”。
這其中也有作為阿根廷代表人物貝隆夫人的“功勞”。
1943年6月，阿根廷政變，軍政府開始掌權，那個著名的上校貝隆脫穎而出。而他的妻子則是另一個被阿根廷封上神壇的人物艾薇塔。
(圖)如今貝隆夫人安安靜靜地安葬在這裡，可當年貝隆夫人可是阿根廷政壇呼風喚雨的女人
出生貧瘠的艾薇塔憑藉自己的歌嗓和肉身一步步成了阿根廷當年的流量明星，在認識貝隆前，儘管被很多阿根廷上流社會人物所“不恥”，但已經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購置了大豪宅的艾薇塔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當貝隆攜艾薇塔終於走上阿根廷權力的“鐵王座”時，當艾薇塔被稱為“第一夫人”在民眾眼中視為聖母的形象與耶穌的雕像並排時，當貝隆這兩個字已經成為阿根廷的一種主義時，艾薇塔這才心滿意足，因為只有無上的權力慾望才能滿足她對那些曾經把她踩在腳下的所謂權貴人士的復仇之心。
(圖)當年的貝隆夫婦很懂得足球凝聚人心
而此時艾薇塔所宣揚的“貝隆主義”已經讓病入膏肓的阿根廷經濟更加萎靡，再次錯過二戰後各國發展的大好時機，艾薇塔卻不但不用為這些負責，反而在一曲紀念她的《阿根廷別為我哭泣》的歌聲中，讓自己的“聖母光環”更耀眼。
而從底層出身慢慢突破階級枷鎖，最後揮舞著權力的大棒，一手打倒曾經鄙視他的人，一手捧出新的神聖光環，這樣的“套路”也適用於馬拉多納。
馬拉多納從出生開始就籠罩在貝隆主義的“聖光”之下。儘管那時候貝隆夫人艾薇塔早已與耶穌真正的肩並肩，儘管貝隆本人也歷經了逃亡、流浪的狼狽，儘管阿根廷幾度換屆政府也沒有逃離開“軍政府”三個扎眼的字。但更多人還是願意把貝隆主義封為“阿根廷當代聖經”。而貝隆夫人艾薇塔曾倡導的“足球凝聚民心，頭號運動員是我們的英雄”，這類豪言壯語早已深入人心。毫不客氣地說馬拉多納的“造神運動”正是接過了貝隆夫人的接力棒。
(圖)幼年時的馬拉多納就在這樣的“貝隆主義”氛圍中成長
那麼能讓馬拉多納崇拜的顛三倒四，甚至把偶像的頭像紋在自己身上的切格瓦拉在馬拉多納又是怎樣一個存在呢？
(圖)馬拉多納向對神一樣對待切格瓦拉，儘管兩人沒有見過一面
要知道一個純正的阿根廷人切格瓦拉，在世界被封為“革命符號出道”的時候並不是在阿根廷，而是在雪茄之鄉的古巴。那麼在那個從底層出身的女人艾薇塔高喊“貝隆主義”的時候，出身純正的上流社會家庭的切格瓦拉又在哪裡呢？
他在流浪。
像多數具有思想頭腦，具有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一樣，讀過醫學，讀過哲學的切格瓦拉對民眾之於貝隆夫婦的俯首崇拜，一直是冷眼旁觀的態度，他似乎也認定了阿根廷並不是“革命的熱土”，於是他騎著摩托車，開始了漫長了追尋革命樂土之旅，直到遇見另一個出身大莊園主家庭卻一心向紅旗的古巴“國父”卡斯特羅。
(圖)馬拉多納和卡斯特羅成為忘年交的契機也是因為切格瓦拉
這也是馬拉多納與卡斯特羅成為至交的契機。
很難想象一個小學文化程度的馬拉多納是否真的讀懂了切格瓦拉對於阿根廷甚至整個光怪陸離的南美大陸的革命思考，但這不妨礙切格瓦拉作為一個完美人設——一個出身富餘，才高八斗的高材生，拋棄已有的安逸生活，而投身火熱的革命浪潮，為更多的底層人民呼喊，這就是馬拉多納的完美偶像啊！而切格瓦拉的一句“足球可不僅僅是一種運動，而且也是一種革命工具”，更讓馬拉多納找到“身份認同”。
如果說貝隆夫婦是勾起了馬拉多納對權貴主義復仇之心的啟蒙，那麼切格瓦拉才是引領馬拉多納用足球走向革命標誌的“精神領袖”。
有了啟蒙，有了身份認同，自然就開始自我實現，正好此時馬拉多納在綠茵場上已經聲名鵲起，但酷似嬉皮士的阿根廷老帥梅諾蒂，似乎對這個同樣革命氣質濃郁的弟子馬拉多納抱有不少敵意，1978年世界盃梅諾蒂力排眾議，將已經冉冉升起的新星馬拉多納拒之門外更像是想給這個政治頭腦簡單的毛頭小夥子馬拉多納上一課。
在世界盃拿下冠軍，又轉而向那個年代眾多“嬉皮士”領袖一樣，打著“要做愛不要作戰”的名號把已經搖搖欲墜的魏地拉政府噴了個狗血淋頭，梅諾蒂個人聲望已經達到頂峰。他似乎並不希望馬拉多納崛起，畢竟一山不容二虎。
(圖)站在馬拉多納身邊的高瘦人就是梅諾蒂
然而在另一位阿根廷軍政府領導人加爾鐵裡的強烈干預下，傲氣的梅諾蒂還是和同樣傲氣的馬拉多納成為了真正的師徒。那時候馬拉多納對政治的覺悟實在是膚淺，在記者問到：“你對政治感興趣嗎？”馬拉多納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該選誰當總統，我只是想讓我們祖國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就這一句話就暴露了當年馬拉多納還是一個剛剛“暴富”，只是把自己包裝成一個“不需要仰仗權貴，用自己的努力就能獲得成功”的個人英雄，而並不是一個“革命符號”。
初涉政治，馬拉多納也遭遇“三觀盡毀”
那時候軍政府已經無數次向這個“政治小白”馬拉多納示好，馬拉多納也含糊其辭，也許他那時候是真的不知道在政治上什麼叫鬥爭，什麼叫殘酷，只是覺得讓窮人吃飽穿暖能夠進球場看球就是人生全部意義。直到馬島戰爭的到來，馬拉多納才發現原來還有比貧窮更可怕的戰爭。
那些和馬拉多納年紀相仿的人戰死在了馬島戰爭中，馬拉多納這才感到什麼叫被時代裹挾。那次出征世界盃前的全家福是這樣的:所有球員站在一起，他們身前拉著一張橫幅上面寫道：馬耳維納斯島屬於阿根廷。
(圖)馬耳維納斯島屬於阿根廷的橫幅
然而等踏出和國門來到西班牙之後，馬拉多納才發現自己曾經有多麼幼稚。被加里鐵爾“洗腦”的成功收復馬島失地，不過是謊言，震碎了馬拉多納的“三觀”，他曾經引以為豪的國家，曾經希望為犧牲士兵而戰的那些勇氣，在殘酷的政治鬥爭面前，化為烏有。在馬拉多納作為阿根廷國家隊球員首次征戰世界盃失敗之後，阿根廷在前線也宣佈投降，國內政府再次動盪。而足球上出征的失利，和軍政府實際上的出征失利，讓民眾把失望的情緒一股腦堆在了馬拉多納身上，認為馬拉多納也是軍政府的“玩偶”之一。
馬拉多納這才意識到自己曾經粗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立場，讓他成為了眾矢之的，在阿根廷國家隊在世界盃上被淘汰之後三週，馬拉多納還來不及傷心就得捲入另一個賽場，這個賽場的名字叫巴塞羅那。
在馬拉多納到達巴薩的時候，曾經的大獨裁弗朗哥早已去世，但弗朗哥的影響力依然沒有散去，巴薩似乎急於需要高價的馬拉多納帶來勝利，為加泰羅尼亞證明。可顯然已經遭到了巨大政治打擊的馬拉多納不敢再信任任何政治組織，他也不想為加泰羅尼亞在西班牙的政局中去證明什麼，他只是想重新證明自己，重新贏回阿根廷國人對他的英雄敬仰和那些屬於自己的“英雄待遇”。
(圖)在巴薩的馬拉多納稍顯稚嫩但已經初露野心
但已經在阿根廷被抬到那個高度的馬拉多納，習慣了自成一派，習慣了自立為王，習慣了唯我獨尊，初到西班牙的馬拉多納儘管與球員關係不錯，與不少工作人員結下來友誼，但對於巴薩高層，馬拉多納一直保持著疏離。他甚至覺得巴薩的高層是與加里鐵爾一樣的滿口謊言之人物，以至於馬拉多納在巴薩受傷，他都不願意接受巴薩方面給他安排的治療。
別說那個年代，拿到今天的加泰羅尼亞，若要是對加泰羅尼亞精神“貌合神離”都會收到一定程度的“批判”，更何況是在那個政治氛圍濃重的時代，馬拉多納自己想在加泰羅尼亞建立自己的“英雄帝國”，顯然要遭到“反噬”，在諾坎普的一片噓聲中，馬拉多納離開了諾坎普。
離開諾坎普來到西西里，馬拉多納那奔放自由，狂野不羈的個人英雄主義在這個人均黑幫的地方綻放出驚人的能量。這時他與那不勒斯最大的黑幫克莫拉建立起了不錯的關係，這在今天看來是驚人的，但放在馬拉多納身上似乎又是正常的。
(圖)來到那不勒斯馬拉多納重新迸發英雄的能力，但也從這裡開始走向墮落
尤其是在那不勒斯這個黑幫大佬與政治大佬只是黑白兩種身份的地方，當馬拉多納能夠放心的在這裡建立他的足球王國時，那不勒斯的黑幫大佬克莫拉也能因為支持馬拉多納而贏得所謂更多的民心，這無論對馬拉多納還是克莫拉都是“安全”的。
在那不勒斯，馬拉多納不僅用腳創立了和傳統意大利北方三強對立的英雄角色，在社會上傍著克莫拉的大力宣傳，馬拉多納無疑成為新的“造革命之神運動”的勝利者。
(圖)2017年馬拉多納重回那不勒斯獲得榮譽市民尚且有這樣的號召力，可想而知當年的那不勒斯之王馬拉多納有多
政治把馬拉多納推向神壇，又重重地摔下
有了新的神，那就只需要一個契機，把神的位置供起來。這個位置就是1986年世界盃，而背後的推手則是後來一直和馬拉多納保持良好關係的阿根廷前總統，貝隆主義支持者梅內姆。
(圖)把世界盃冠軍帶入阿根廷總統府，馬拉多納就已經成為了“神”
1986年世界盃奪冠，1989年親貝隆主義的梅內姆上臺。兩件大事都讓整個阿根廷歡欣鼓舞，梅內姆自然知道怎麼利用馬拉多納這一“神化英雄”，馬拉多納也不再是當年喊著口號說，“只要能讓國家強大就是好總統”的愣頭青。已經遇到嚴重生理問題（染上毒癮）和財政問題的馬拉多納回到阿根廷依然要樹立他的正面形象，而梅內姆的上臺正好給了馬拉多納這個機會，可以說這又是一段互相利用的往事。
作為一直以來反對權威，反對壓迫，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先鋒馬拉多納怎麼可能完全不知道梅內姆政府當時全面接受了“華盛頓共識”。而梅內姆這個連老婆的話都不敢反對的人，又怎麼能容忍馬拉多納那花裡胡哨滿天飛的私生活醜聞，又怎麼能容忍一個所謂阿根廷英雄人物私底下和意大利黑幫政治打得一團火熱，都是逢場作戲。
而這場戲的高潮和謝幕都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盃上。那年在馬拉多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意大利，馬拉多納又哭了，而這一次的哭泣或許不止有傷心，更有失去“靠山”的無助。果然1990年世界盃失利之後黑幫、警察、記者把馬拉多納圍了個水洩不通，然而此時那個世界盃賽前把馬拉多納抬到“阿根廷體育大使”這樣高位置的梅內姆早就坐到一旁吃瓜看戲了。
(圖)1990年世界盃失利再次把馬拉多納打入地獄
在那之後馬拉多納的生活非常糟糕，吸毒戒賭反覆又吸，接受警方調查，離婚還爆出各種私生子，沒有政治庇佑的馬拉多納混得就想人人都能上去欺負一腳的丐幫頭頭。哪怕1994年世界盃還有怒吼向攝像機這樣震撼全世界的鏡頭，也不過是馬拉多納輝煌人生的“迴光返照”。
直到跌入了谷底，終於有一個政治家向馬拉多納伸出援手，他就是古巴國父卡斯特羅。因為馬拉多納與切格瓦拉的神交，因為卡斯特羅是切格瓦拉曾經的“盟友”，因為馬拉多納急需一個地方讓他安心度過生命危機，因為卡斯特羅也需要一個英雄形象來對抗隔海相望的“美帝國”。於是兩個人在各種機緣巧合下成了“忘年交”。
(圖)這段忘年交有著太多的政治意義，兩人都心知肚明
也許很多人會說，他們就是“英雄所見略同”的互相吸引，沒有那麼複雜。可是我們想想為什麼偏偏是這個時候卡斯特羅站出來幫助馬拉多納，那些年馬拉多納在阿根廷，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困頓和墮落的時候卡斯特羅的“援手”又在哪裡？在馬拉多納高高興興建立自己的帝國，享受著所謂馬拉多納式英雄主義帝國帶來的福利時，他又何曾想過一直在偏遠的古巴艱難對抗美國的卡斯特羅。
而在卡斯特羅逐漸隱退之後，與卡斯特羅關係甚好的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自然就與馬拉多納成為了“摯友”。以至於後來在2010年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斷交，對抗國際足聯限制在玻利維亞的高原主辦比賽，馬拉多納都是歷史見證者。
也有人會說，到了千禧年後馬拉多納的影響力已經不如從前的一呼百應，和政治聯姻也沒有太大用處，只不過去“打醬油站站臺”而已，可是在拉美這個動不動就造神的地方，至今馬拉多納的影響力還在。想想馬拉多納與格隆多納的“對噴”能夠引起多少民憤，想想馬拉多納如何炮轟國際足聯引來一片叫好，想想馬拉多納如何攻擊伊卡爾迪成為“叛徒”導致伊卡爾迪至今與阿根廷國家隊無緣，都可以看得出馬拉多納在阿根廷，在拉美的精神影響力不亞於任何一個國家政府。
(圖)馬拉多納生生地把自己活成了旗幟真的是好事嗎？
在阿根廷，你可以叫不出總統的名字，但叫不出馬拉多納的名字，恐怕會要被認為是“山頂洞人”。
這就是為什麼馬拉多納的醜事一而再再而三的曝光，至今不得消停，而拉美足球，拉美政壇一如既往把他當神明一樣供奉。
同樣也有人會拿貝利與馬拉多納來比較，為什麼同樣稱為球王的貝利沒有作為拉美政壇影響力的代言人。比起貝利更願意“坐享其成”當巴西足球的名片，只是在足球圈內發發“烏鴉嘴言論”，馬拉多納一次又一次對阿根廷政壇種種進行大嘴抨擊行為誰更能成為政壇人物排除異己的武器呢。
馬拉多納到底是誰？
當切格瓦拉已經成為現代互聯網的一個梗，當卡斯特羅、查韋斯等人都紛紛離世，當他曾經所抨擊貝利也坐上了輪椅，普拉蒂尼、布拉特、阿維蘭熱也幾乎永遠離開了足球圈，不知道馬拉多納是否還有戰鬥的慾望，是不是也會感到一場生命狂歡之後的孤獨。
馬拉多納曾說，“為了紀念格瓦拉，我把他的頭像刻在我的手臂上，他是個叛逆者，我也是，他為了追求自由願意獻出生命，我也願意。卡斯特羅是個慈祥的老人，也是個堅定的鬥士，在他的身邊，我永遠也不會感到孤獨，也永遠也不會感到害怕……”
(圖)陽光與陰影到底誰才是馬拉多納
馬拉多納也曾說，“如果我死去，我想來世再做球員。我想再做馬拉多納。我是一個給了人們快樂的球員，對於我這已足夠。”
這個既複雜又矛盾的結合體，真的就想是上帝留給足壇，留給阿根廷的一個未解之謎。到底哪一面才是真正的馬拉多納，到底馬拉多納活成現在這個樣子是不是到處那個從棚戶區夢想長大的樣子，我們也不得而知，可也正是因為這份不得而知，讓我們人類的八卦之心，在這麼多年之後，依然在馬拉多納身上熊熊燃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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