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大智者，更是一位偉人，他未滿13歲院試第一名成了秀才，15歲入讀著名的湖南時務學堂成了大學者梁啟超的學生；他18歲參加自立軍起兵，一位儒雅的書生從此進入軍界。之後，他東渡日本留學成了日本士官學校的學員；他22歲歸國，在軍隊裡發揮他的軍事才能，漸漸成了儒將；29歲時，他在雲南昆明領導了推翻清朝統治的新軍起義，起義成功後任雲南都督，掌握著雲南的軍政大權。他是當時軍隊裡的一顆新星，倍受關注，也引起了袁世凱的注意，31歲時，他被袁世凱調至北京，進入了一段曲折而驚險的歷程。
他就是與唐繼堯等一起帶頭起兵討袁護國的著名愛國將軍蔡鍔。
蔡鍔在北京兩年多的時間內，表面上裝出越來越不關心政治，經常出入於北京八大胡同，在花街柳巷尋歡作樂，特別是經常與名妓小鳳仙一起，沉溺於享樂之中。蔡鍔如此肆意享樂的活動方式讓洪憲皇帝袁世凱也誤以為真，蔡鍔以他的睿智騙過了袁世凱。其實，在暗地裡，蔡鍔卻謀劃著反袁活動，他多次潛赴天津，與他的老師梁啟超商量討袁大計，積極籌劃著赴雲南發動武裝起義。
後來，蔡鍔在他的紅顏知己小鳳仙的幫助下，瞞過了袁世凱，在他33歲時冒著巨大風險潛出北京，回到了他的領地雲南，很快，蔡鍔便在雲南組織了護國軍，並起兵討伐袁世凱，他的討袁義舉在全國引起了連鎖反應。
蔡鍔將軍與小鳳仙
顯然，蔡鍔的舉兵討袁行動對於逼迫袁世凱取消帝制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當時各地紛紛起兵反袁，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護國運動，最後袁世凱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後宣佈取消帝制，幾個月之後，袁世凱病死，退出歷史舞臺。
蔡鍔是一位軍事家和軍事謀略家，是赫赫有名的率先舉兵討袁的護國將軍，在人們的想象中，他該是一位威風凜凜的武將，其實，蔡鍔是一位儒將，一位文質彬彬的軍事領袖，這一點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的。
朱德元帥曾在《憶蔡鍔》一書中回憶道：蔡鍔將軍是一位“典型的知識分子，體弱面白，瘦瘦的臉上，兩眼相距甚寬。雙頰略像女性，但卻顯得嚴峻、剛強。為人沉著，態度莊重，對待自己及所有學員都要求甚嚴。時間可以證明，這個瘦弱的人乃是當時最出色最富潛力的領導人之一，擁有與生俱來的組織和行政天才，而且是一個連最狡黠善變的官僚也會中他計謀的領導人”。
儒雅的將軍
蔡鍔十三歲考中秀才，他原本可以走“學而優則仕”的為官之路的，但是，當時的“維新”失敗激起他更強烈的責任感，使他棄文從武，把原名艮寅改名為蔡鍔，意在“砥礪鋒鍔，重新做起”。他投身於革新活動之中，著力於“建造一強有力之國家，以驟躋諸強之列”。蔡鍔起兵討袁，他明知自己的實力無法與袁世凱抗衡，但為了反對復辟，他認為“雲南必須挑起重擔”，他舉兵時明確表示，“這次起事，所爭的不是成敗，而是為四萬萬中國人爭人格”，他說：“我要把全部生命獻給民國”，在蔡鍔心中，成敗不重要，重要的是喚起國人的愛國愛民之心。
蔡鍔將軍畫像
蔡鍔是儒將，他很有傳統知識分子的優秀品德和風範，他有大仁大義，有執著精神，有獨立人格，他能比一般的武將更具有理想和責任，更有為國為民的擔當；蔡鍔是名將，是戰神，他身先士卒、治軍嚴厲、富有韜略，多次創造了以少勝多的輝煌戰例。
護國戰爭時，蔡鍔不懼病魔的折磨，帶病領兵作戰，他率4個梯團（旅）約8000人入川，組織指揮了四川戰役，對北洋軍發起反攻。蔡鍔制定反攻的周密計劃，組織協同各方面部隊，選擇有利時機，在餉彈兩缺的狀況下，以弱勢的兵力與號稱精銳的北洋軍激戰，在奮戰數月之後，阻止敵軍推進，迫使北洋軍瀘州前線總司令張敬堯與蔡鍔達成停戰協議。
蔡鍔舉兵討袁之舉推動了全國反帝制運動的發展壯大，迫使袁世凱於1916年3月22日宣佈取消帝制。
蔡鍔在討袁護國運動中建立了巨大功勳，袁世凱死後，蔡鍔出任四川督軍兼省長，可惜，由於蔡鍔此前一直帶病堅持領兵作戰，因而在任督軍之後不久，他喉嚨病惡化，在日本醫治無效，34歲時不幸病逝於日本。蔡鍔遺體歸國之後，民國政府為蔡鍔舉行了盛大的國葬，孫中山親筆書寫輓聯：“平生慷慨班都護，萬里間關馬伏波。”
蔡鍔是儒將，是革命家，是護國英雄，他雖英年早逝，但他的貢獻是巨大的，他的一生有三大貢獻：其一，辛亥革命時期，他在雲南領導了推翻清朝統治的新軍起義，動搖了清王朝的統治根基；其二，他在雲南率先舉兵討袁，掀起了討袁護國運動，逼迫袁世凱取消帝制；其三，他在軍事實踐和理論方面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他在軍事行動中屢創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戰例；他在軍事理論方面有卓越貢獻，他的軍事思想對近現代軍事統帥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蔡鍔將軍劇照
蔡鍔將軍留下兩部重要的軍事著作，一部是他撰寫的《軍國民篇》，另一部是輯錄和點評的《曾胡治兵語錄》。
《軍國民篇》的主題思想是傳播當時西方流行的“軍國民主義”。“軍國民主義”產生於19世紀後期的德國，這一理論原來源於一種體育思想，其主要觀點是主張把軍事訓練運用到學校體育教學中，將學生直接培養和訓練成合格的士兵。“軍國民主義”在德國興起後很快傳入日本，蔡鍔、蔣百里等在日本留學時受到了“軍國民主義”的影響，蔡鍔將這一理論介紹到中國。
《軍國民篇》站在“軍國民主義”的立場上分析當時的中國形勢，認為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受到了列強的凌辱，屢屢受挫，經常戰敗，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國人在精神氣質方面存在缺陷，亟待改進。
在《軍國民篇》中，蔡鍔從教育、思想、文學、風俗、體質、武器、音樂、國勢等八個方面對中國的文化教育和精神氣質方面進行剖析，力圖找到失敗的原因。比如，對於甲午戰爭，蔡鍔認為，中國之所以敗於日本，其主要癥結就在中國人在文化傳統和精神氣質方面一直保持著馴順退讓的態度，因而不善為戰，所以失敗了。他認為，在弱肉強食的世界，不好戰至少也須保持足夠實力，方能自立自足，安處一方。所以，蔡鍔主張，中國人首先必須在精神上抖擻、強健起來，鑄造一種能夠適應時代潮流的、全新的民族精神。
與《軍國民篇》相比，蔡鍔所輯錄和評點的軍事著作《曾胡治兵語錄》更受後人關注，其影響更大。
該書是蔡鍔在編撰《軍國民篇》十年之後編寫的，當時，蔡鍔奉調雲南，出任新建陸軍第十九鎮三十七協協統，在抵滇後不久，蔡鍔便精心編寫《曾胡治兵語錄》。
蔡鍔英年早逝，所以，在他生前，《曾胡治兵語錄》還沒有來得及出版，蔡鍔去世的第二年，他的生前師友編好了《曾胡治兵語錄》，於1917年由上海振武書局刊行。
該書出版時梁啟超專門寫了序言，梁啟超在序言中說：“世知松坡之事功，讀此書，可以知其事功所由來矣。”
梁啟超認為讀該書便能知道蔡鍔為何能建立巨大功勳，梁啟超說：“松坡論曾、胡二公之事，謂其為良心血性二者所驅使，則松坡之事功，亦為此良心血性所驅使而已。”就是說，蔡鍔編寫《曾胡治兵語錄》是由他的良心、血性所決定的，編該書與他在軍政事業上貢獻一樣，是本性使然。
為什麼蔡鍔編寫兵書和建立功業皆是出於“良心血性”呢？梁啟超認為：“曾、胡二公，一生競競於存誠去偽，松坡於此，尤闡發不遺餘力。精神所至，金石為開，二公屢言之，松坡亦屢述之。二公之言，不啻詔示松坡，使其出生死，冒危難，掬一誠以救天下之偽。則雖謂松坡之事功，皆二公之事功可也。松坡自謂身膺軍職，非大發志願，以救國為目的，以死為歸屬，不足渡同胞於苦海，置國家於坦途。”
在梁啟超看來，曾國藩、胡林翼一生執著於“存誠去偽”，而蔡鍔也一樣，曾、胡所闡述的兵學理論，蔡鍔反覆闡釋，他們的精神一致，事功上也一致，從根本上說，皆在於“冒危難，掬一誠以救天下之偽”，在於“以救國為目的，以死為歸屬”。
蔡鍔英年早逝，梁啟超感嘆說：“今松坡得所歸矣，而救國志願，曾未達其萬一。護國軍之起，僅使民國生死肉骨。如大病方蘇，元氣已傷，將養扶持，所需於事功者，正復無限。”
梁啟超表示，為了完成蔡鍔的未竟之業，需繼承蔡鍔的精神，而《曾胡治兵語錄》對於後人繼承蔡鍔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梁啟超深情地說：“來者不可見，惟恃此耿耿精神，常留存於吾國民隱微之間，可以使曾、胡復生，使松坡不死，以解除日後之千災百難，超苦海而入坦途。而此語錄十餘章，實揭吾國民之偉大精神以昭茲來許者也。”
《曾胡治兵語錄》被譽為“現代《孫子兵法》”，或許可以說，在中國現代史上，該書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當時，國共兩黨的軍事統帥都十分重視蔡鍔的這一部著作，抗戰時期，延安八路軍《軍政雜誌》於1943年出版《增補曾胡治兵語錄白話句解》，並在1945年重印再辦版，八路軍的許多將領都認真閱讀過蔡鍔的這一部兵書；1924年蔣介石將《曾胡治兵語錄》作為黃埔軍校的必修教材，並增補了“治心”一章，使該書成了十三章的兵書，以暗合《孫子兵法》十三篇之數。蔣介石還將該書的書名改為《增補曾胡治兵語錄》，並將其列為“最要緊的幾種書籍”印發給學員學習，他強調：“願本校同志，人各一編，則將來治軍、治國，均有所本矣。”
據黃埔二期學生陳金城回憶說：“我在軍校，記得1924年年底、1925年初，正好是新春過年的時候，蔣介石集合我們學生講話，他說:‘我家裡有好東西，希望你們到我家裡去。’這時同學們轟動起來了，不知有什麼好的東西可以拿到，大家爭先恐後地跑到校長家裡，誰知拿到的是一本《增補增胡治兵語錄》。”這反應了蔣介石對《曾胡治兵語錄》的重視。
《曾胡治兵語錄》彙集了近代重要的軍事思想，蔡鍔潛心摘取曾國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論，將其分類編輯為十二章，即將材、用人、尚志、誠實、勇毅、嚴明、公明、仁愛、勤勞、和輯、兵機、戰守等，蔡鍔在每章之後細心加寫了評語，全書約十萬字，通俗而精要，但其兵學思想豐富而深刻。
首先，在第一章，所論的是“將材”，這一章的觀點是全書的核心思想。第一章一開頭即強調：“帶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於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蔡鍔在這一章中首先摘錄的是論將領的素質和對將領的要求，比如；“上將之道，嚴明果斷，以浩氣舉事，一片肫誠。”“將以氣為主，以志為帥。”“為小將須立功以爭勝，為大將戒貪小功而誤大局。”這強調的是為將者須具有的基本素質。
又如，第一章說明要成為將領，必須具備一些條件：“必求智略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辛苦。三者兼全，乃為上選。”此外，為將者需“安閒肅穆，厚重強固。萬幕無譁，一塵不驚。處事接人，平和正直，不矜不伐”。
再如，第一章強調人才的重要性，認為領兵要“以得人為主。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強調打仗處事要冷靜、穩重：“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精到，又要簡捷。”
還有，第一章論及了得人治事的要領：“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祥思、約守。”
此外，蔡鍔認為：“為將之道，以良心血性為前提。”“良心血性”這一提法非常重要，在蔡鍔看來，此乃為將者的核心意念和基本準則。這是因為，有良心意味著有責任感，有擔當，有仁愛；而有血性意味著有勇氣，有膽識，有氣魄。中國當時正處於積貧積弱、戰亂紛擾的年代，蔡鍔強調良心血性，正是民族精神的體現，這在當時有利於激勵將領，鼓舞士氣，激發民眾的鬥志。梁啟超非常重視這“良心血性”的說法，他對蔡鍔的這一說法大加讚賞。
其次，蔡鍔是儒家，他非常重視把儒家的理念結合到治軍之中，在第八章專門論“仁愛。蔡鍔強調：“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在古代兵法中，論治軍把“仁”看得比“恩”更重要，把“禮”看得比“威”更重要的，是很少見的，蔡鍔治軍明顯跟一般的將領不一樣。蔡鍔還認為：“大將以救大局為主，並以救他人為主。須有嘉善而矜不能之氣度，乃可包容一切，覺得勝仗無可驕人，敗仗無可尤人。即他人不肯救我，而我必當救人。”這表現了睿智儒雅大將的胸懷與度量，“救大局”“救他人”，這就是大度，能包容一切。
再次，蔡鍔在講“仁愛”的同時，並沒有忽略“法”對於治軍的重要性。在第六章講的是“嚴明”，強調“法”對於維持軍紀的重要性，他強調：“立法不難，行法為難。凡立一法，總須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又說：“居今日而為政，非用霹靂手段不能顯菩薩心腸。”他強調要“賞罰嚴明，煦煦為仁”。
最後，蔡鍔十分重視軍事謀略，在第十一章專門論“兵機”。 他在各種軍事謀略中，他特別重視三個方面：
其一，強調要隨機應變，他說：“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隨物變化。”他又說：“凡善弈者，每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為功。” 善於隨機應變是軍事謀略的精髓。
其二，強調要以靜制動，要以逸待勞，他說：“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整御散，必勝之道也。”又說：“戰陣之事，恃強者是敗機，敬戒者是勝機。”這有一些道家思想色彩，以退為進，以柔克剛。
其三，強調要蓄勢穩打，他說：“不輕敵而慎思，不怯戰而穩打。”又說：“敬則勝，整則勝，和則勝。”“凡用兵，須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戰場用兵，不輕敵，不怯戰，但要慎思，要穩打，不能盲目，更不能狂妄；用兵要善於蓄勢，要留有餘地。
總之，在近代兵書中，蔡鍔編撰的《曾胡治兵語錄》的影響非常之大，書中的兵法非常深刻，現代的很多將領都受過蔡鍔軍事思想的影響，時至今日，蔡鍔所編錄的這一本“語錄”不僅仍是將軍們非常喜歡的兵書，而且，也是當代不少企業管理者喜歡閱讀和借鑑的重要謀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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