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茗）晉國的發展誠如孔子預料一般，在缺失制度的背景下，再完善的法律體系也很難完成國家大治。在鑄刑鼎之後，晉國國家安全隱患便如雨後春筍般的滋生，並且愈演愈變，最終撼動著晉國霸主的地位和晉國國君的安危。
首先是在公元前506年在昭陵會盟中，晉國大卿範鞅、荀寅向蔡昭侯索要賄賂，在十八鎮諸侯前晉國顏面盡失，暴露出晉國外強中乾的整體性無能，從而使正在崛起的蔡國轉而投向吳楚，而中原小國則倒戈齊國景公，晉國喪失了中原話語權。
其次，以公元前503年，鄭獻公與齊景公共同策反親晉的衛國進攻魯國，最終形成中原諸侯各國形成長久的反晉同盟，致使晉國霸主命令難以推行，晉國的霸主地位徹底喪失。
第三，在晉國君的名存實亡下，晉國國內也是上演“大卿分封”的武戲，位高權重把持兵權的上卿們不斷地通過武力和戰爭，來吞併他人的封地，實現自己領土擴張和權利升級。
原來，跟隨晉文公流亡的隨從們，後來都被分封，併成為晉文公首創的“三軍六卿”制度的執行主體。晉文公、晉襄公時，狐、趙、先、郤、胥等氏頗有權勢，以後又有韓、魏、欒、範、智氏等強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後，十餘家卿大夫控制了晉國政局。經過激烈兼併，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趙、魏、韓、範、智、中行氏六家。
隨著趙簡子勢力崛起，並在個人恩怨左右下，範氏﹑中行氏兩家先後被其所滅，智、韓、趙、魏四卿成為晉國實際的主宰，四大家族鬥智鬥勇下，其中又以智家智伯瑤最為強大，甚至有著獨霸朝綱的蠻橫慾望。傳說智伯瑤“美鬢長大”“騎射兼通”“才藝超群”“善辯能文”“強毅果敢”，屬於“天下無雙”的人物。
智伯瑤有一個致命弱點，刻薄寡恩。高高在上不懂天下人心的聚攏與善導，獨斷專行而完全不給自己留有後路。一次，智伯瑤發令欲攻打越國，反而讓韓、趙、魏各貢獻一“萬戶之邑”以資軍餉。本來四方在晉君之下，彼此有自己的底盤勢力，心照不宣地保留著微妙的平衡。智伯瑤強制攤派的命令，不僅表現著他驕橫無理的一面，更有著對韓、趙、魏三家投石問路的意味。
但韓、趙、魏三家畢竟有著高超的智囊團隊，一眼就識破了智伯瑤初衷。“給”！韓家家臣段規直接諫言韓康子應該趨利避害，將禍事向外引導：“智伯瑤必定不會滿足這點要求，得手之後會變本加厲”。韓家之後便是魏家，魏家與韓家不謀而合，“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採取驕兵之策，讓對方完全放鬆了警惕。
“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戰爭如是，戰略亦如是。與孔子同期的道家祖師之一文子認為，“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是天道。傲慢將影響對事物的公正看法，精神上的懈怠驅使心理做出主觀臆斷，從而使結果與認知背離，最終與初始意願背道而馳。
在現代的安全監督和應急管理中，懈怠與傲慢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但造成的後果卻是具有不可挽回的災難性。企業層面，安全生產長期的平穩運行，更容易使安全從業者和管理者產生嚴重的懈怠心理，認為自己的安全生產監管包括應急管理制度和水平萬無一失。政府監督層面，因企業或者地方的安全生產狀況較好，甚至導致督導頻率的降低，嚴重低估了潛在安全生產隱患的發生和應急制度因時而易的自然規律。
從事務的普遍聯繫和內在聯繫的哲學角度看，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特別是以人性的自省角度看，獲得成功後，如果懈怠與傲慢，負面與消極的情緒將會滋生，甚至產生嚴重的自我滿足和自我膨脹心裡，更容易走向成功的反面，人由進步退變為落後，實現矛盾雙方的快速轉變。
同理下哀兵必勝是站在極端對立的角度，以利劍危懸的心態洞察一切事物。《老子》雲：“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這裡的哀，並不僅僅具有悲哀的含義，更包含著事無鉅細、謹小慎微的心態以及師直為壯的勇氣。
這便是文子筆下的天道。天道不可以違，從而形成驕兵必敗的因果關係下基本原理。事實證明，水無常形下，很多生產經營單位因為長時間持續向好，而忽略了安全管理，最終會醞釀出較大的安全生產隱患，甚至發生災難性或者毀滅性的事故來。警鐘長鳴不僅僅是句口號，更是一種持久而恆定的實踐與心態。
不幸的是，智伯瑤被表面的平和與順從麻痺，甚至不去思考隱患形成的溫床與條件，一味地張揚權勢與武力。在得到趙家明確地拒絕後，率領韓、魏兩家，幾乎徵調晉國一半以上的軍隊，對趙家進行清繳。
戰爭於公元前456年在晉陽城展開。無論智家還是韓、魏兩家，都對晉陽城的堅固工事無計可施。戰爭進入曠日持久膠著狀態，持續了兩年時間，智伯瑤無奈，只好選擇圍城的戰略和勞兵戰術，試圖利用時間的效力和晝夜攻擊，使晉陽城內彈盡糧絕，不戰自敗。
但是趙襄子針鋒相對，藉助城牆堅固的有利條件，採取只守不攻的戰術逐步消弭智、韓、魏三家的鬥志。無奈之下，智伯瑤利用晉水以水淹晉陽的方式，對趙襄子和晉陽城發起了最後的總攻。
晉陽城地處太原盆地，依懸甕山而建，周邊河湖漁澤眾多，更有難老、善利等泉水蓬勃而出，智伯瑤憑藉自己聰明才智，修渠築壩，引多股水源匯聚至晉陽城，霎時間人間魚鳧，一片汪洋，晉陽城城牆被泡去多半，離全面潰塌不過三版而已。由於城內被水浸泡時間過長，很多長期不用的灶臺內，已經成為青蛙絕佳的產卵之地，而整個晉陽城勢如累卵，危在旦夕。
晉陽城外的智伯瑤洋洋得意，晉水啊晉水，你能擋住大軍前進的步伐，也能消滅敵人。本來這是智伯瑤無心的一句話，但在他身邊的韓康子和魏桓子聽來，不啻是一聲驚雷。韓家邑平陽，魏家邑安邑，均在河水旁築城，能水淹晉陽，又何嘗不能讓汾水淹平陽、絳水淹安邑。盛夏時節，韓康子和魏桓子汗溼衣襟。
當晚，韓康子和魏桓子就會見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居然是敵對的趙襄子的家臣張孟談。就在晉陽城內趙襄子一籌莫展之際，張孟談理智地認為智、韓、魏三家未必同心而戰，放大合作中的小小罅隙，或許會造成對方聯盟進攻的土崩瓦解。
這是一次偉大的戰略外交。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張孟談隻身獨闖龍潭虎穴，三言兩語就成功策反了韓康子和魏桓子，等智伯瑤第二天醒來，身邊早已是大水漫漫，身處絕境。
晉陽之戰是三家分晉的開始，也是春秋和戰國時期的分野。戰後，趙襄子重守諾言，與韓康子和魏桓子平分了智家的土地。在攻克智家封邑後，韓、趙、魏三家一口氣殺死智家200餘口以絕後患，同時乘勝追擊，攻打宗主晉出公。晉出公在逃亡路上病死，三家立姬驕為傀儡，史稱晉哀公。而韓、趙、魏幾乎佔據了戰國七雄的一半。
張孟談看似偶然的外交策略，事實上有著極為必然的理由。從軍事運籌學上看，一方的強盛，勢必會導致其他各方的戰略合作與戰術聯盟的成立，恰如三國時期吳國在不同時間和環境下，依次聯蜀抗曹或者連曹抗蜀，合作時間和深度取決於外部壓力的大小。而從交際成本分析，暴力或者權利所賦予主體的懈怠與傲慢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是極其沉重的。
危機總是在人們不介意時突然出現，危機產生的結果往往比預防危機所付出的成本成反比，智伯瑤便是一例。除了他的家人遭受無妄之災外，他本人也屍首兩段，憤怒至極的趙襄子把他的頭顱割下，權做夜壺使用。
一代梟雄有著如此下場，完全與他有著過人的才能不相匹配。更有人分析，智伯瑤的失敗，相對應其五項優點，更有著毒舌、貪婪、狂妄、失言、獨斷有關。這些弱點再向隱患乃至事故轉變時，智伯瑤沒有及時消滅隱患，在技術層面是其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比如水灌太原城時，智伯瑤望城而嘆表示水能滅敵時，韓康子和魏桓子面部的輕微細節被他的家臣絺疵捕捉到，並迅速報告給智伯瑤。
如果智伯瑤此時不是狂妄，而是事無鉅細謹小慎微，韓、魏兩家的倒戈將會避免。但智伯瑤放棄了對這個細微變化的理性分析和有效應對，相反將絺疵的話告訴韓康子和魏桓子，反倒被韓、魏二人以絺疵收受趙襄子賄賂拖延戰機為名搪塞過去。
但是作為晉陽之戰最大的受益者趙襄子卻沒有汲取智伯瑤的教訓，相反因為巨大的勝利帶給其膨脹的自信，在一定時期內繼續著智伯瑤懈怠與傲慢的錯誤。智伯瑤苦心經營多年，身邊自然有大批死士存在。豫讓就是一位，面對主人被殺受辱，開始了他為主報仇的刺殺計劃。
開始他偽裝成殘疾的工匠，混進趙襄子府邸整修廁所。趙襄子在如廁時忽然覺得該工匠面生，防範之後不僅搜出兇器還得知了豫讓的真實身份。趙襄子感懷豫讓的忠肝義膽，大氣地釋放了豫讓。本來此時從安全角度考慮，趙襄子應該謹慎出行，並且做好各種防範措施，但是風頭正勁的他卻放鬆了警惕。而豫讓為了達到報仇目的，不惜“吞碳漆身”，宛若脫胎換骨般使人認不出他的體型，辨識不了他的聲音。
於是晉水邊，赤橋村，趙襄子出入必經之地，豫讓埋伏許久。趙襄子和他的護衛們絕沒有想到會有刺客在此存在。慶幸的是趙襄子所乘車的馬兒聞到生人味道而嘶鳴不前。
這次趙襄子對隱患的排查很順利，豫讓也成功被抓。作為死士，豫讓知道自己不會再在世上活著回去。對於他的過去，他表示無論中行還是范家，都沒有像智伯瑤一樣以國士待之，“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豫讓認為他死而無憾。
趙襄子滿足了豫讓的要求，脫下自己的衣服由豫讓砍剁擊刺。豫讓仰天長嘆：“吾可以下報智伯矣”！之後拔劍自刎。趙襄子及周邊軍士被豫讓精神所感動，隨將豫讓藏身行刺的橋命名為豫讓橋。
豫讓之死為智、韓、趙、魏四方爭霸畫上圓滿句號。從安全監管的角度講，豫讓使一個持續性、連鎖的重大安全隱患消除實現了清零措施、閉環管理。（作者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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