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清廷供職的法國傳教士洪若翰從北京發信回巴黎說，法國的琺琅在清宮上下受到極大的歡迎，大家爭相搶購，現在的數量遠遠滿足不了需求，請求法國商舶運載大批琺琅器來中國。
法國傳教士洪若翰
琺琅，又稱“佛菻”“拂郎”“佛郎”“發藍”，實際上是一種彩色玻璃質釉。
金屬胎琺琅
玻璃胎琺琅
琺琅工藝以長石、石英為主要原料，加入純鹼、硼砂為熔劑，氧化鈦、氧化銻、氟化物為乳濁劑，金屬氧化物為著色劑，經過粉碎、混合、煅燒、熔融後，傾入水中急冷成琺琅熔塊，再經細磨而得到琺琅粉，或配入黏土經溼磨而得到琺琅漿。經過粉碎研磨的琺琅粉調和後，塗施在金、銀、銅等金屬器上，經焙燒後，便成為金屬胎琺琅。若以玻璃為胎，則稱為玻璃胎琺琅。以瓷器為胎，則稱為瓷胎琺琅。
琺琅工藝是西方著名工藝美術品種，發明於古埃及時期，中世紀西歐各國、拜占庭帝國和伊朗都非常盛行。
琺琅器於12世紀從阿拉伯地區傳入我國，工藝技法在元后期傳入我國。琺琅品種有金屬胎的掐絲琺琅、鏨胎透明琺琅和玻璃胎畫琺琅。
金屬胎的掐絲琺琅和鏨胎透明琺琅在元朝時傳入我國，被稱為“琺琅嵌”和“大食窯”。明朝宮廷開始自己製造具有中國特色的金屬胎掐絲琺琅，可能是由於景泰款的流傳較多，釉色以藍色為主，因此後世俗稱為“景泰藍”。
景泰藍的製作工藝複雜煩瑣，先後要經過制胎、掐絲、點藍、燒藍、磨光、鍍金等工序，製造出的器物造型優美，紋飾精彩，色彩華麗，光澤輝煌。
景泰藍早期造型多模仿古代的青銅器，如尊、觚、鼎等，紋飾也以饕餮、蕉葉等青銅器紋飾為主，後來開始製作一些日常用品，也借鑑瓷器的紋飾，比如菊花、纏枝以及各種人物、動物的圖案。其色彩不僅豐富絢麗，而且以藍色為主色調，加上鍍金的輪廓線和銅胎的光澤使得整個器物更顯端莊典雅、輝煌亮麗。
特別是到了清乾隆時期，景泰藍的製作工藝爐火純青，手藝更為精細，器形增多，出現了很多大件製品，並且與漆、木工藝相結合，製作手法上更趨繁複，色彩更為豐富，更顯琺琅之名貴。
此後西歐又出現了金屬胎畫琺琅，尤其以路易十四的內務大臣柯爾伯特於1670年在法國中部城市裡摩日創辦的“利凡特”琺琅工廠生產的器物最為精美，其鼻菸盒、首飾盒等製品不但有油畫般細膩的畫面，而且袖珍精巧、光潔潤澤、風格華麗，因此暢銷世界，並且很快就由法國商舶運到我國當時唯一的對外貿易城市——廣州，進而再販賣或進貢到內地和宮廷，因此又俗稱為“洋瓷”。
在這種情況下，廣州洋行的商人開始在販賣法國的畫琺琅器的同時，在廣州設廠僱員大量製造畫琺琅器，以滿足中國達官貴族的需要，甚至返銷歐洲。
對西方科學與藝術都有興趣的康熙皇帝一定也十分喜愛這種畫琺琅器，所以很可能在他的授意下，清宮造辦處“琺琅作”除了製造傳統的掐絲琺琅即景泰藍外，也開始自制畫琺琅器。
據檔案記載，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廣東巡撫楊琳推薦的琺琅器匠師潘淳、楊七章進入內廷造辦處；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從法國聘請法國琺琅藝術家格雷弗雷來華，在造辦處做指導。
造辦處製造的畫琺琅器既有銅胎畫琺琅器，還有玻璃胎畫琺琅器，並且開始在景德鎮燒造的白瓷上畫琺琅。大概是由於瓷器更適合使用的緣故，由此開創了又一個新的瓷器工藝也是琺琅工藝的品種——瓷胎畫琺琅，或稱洋彩瓷器。
清乾隆琺琅彩纏枝花卉紋蒜頭彩瓶高18.6釐米，口徑2.8釐米，底徑5.3釐米，紋樣完全為仿歐洲洛可可風格的西洋卷草花。
乾隆時期洋彩器裝飾最多的就是洛可可風格的西洋卷草花，或吸取其表現方法，變形為我國的蓮花、牡丹、牽牛、玫瑰等大型花卉。這些花葉翻轉捲曲，均呈多方連續法組合，形成規矩嚴謹、煩瑣堆砌的圖案。
有的中間還穿插八吉祥、蝙蝠、萬子綬帶、雙魚、戟、磬等寓意紋樣。這些紋樣均以各種彩色精心渲染描繪，每一朵花的花瓣都顏色嬌嫩，每一片葉的筋脈都纖毫畢現。很多還描金鑲邊，頗似銅胎掐絲琺琅，並且這些紋樣一般都在黃、綠、洋紅、藍等色地及金地之上，而這些色地上又多軋刻成極細密規矩的花紋，有幾何式的，有卷草的，呈現出錦緞般的效果。
故當時這種裝飾就被雅譽為“錦上添花”。乾隆彩瓷的這種裝飾具有其他任何藝術，甚至織錦也無法相比的華美精緻的效果，有些洋瓷的琺琅彩繪畫也改為在“錦上添花”地上的圓形開光中呈現。
開光這種藝術表現形式很可能也是受西洋瓷器的影響，因為當時法國路易十五的寵姬蓬帕杜爾夫人的塞佛爾瓷廠生產的瓷器裝飾特點，就是以藍、綠、黃、玫瑰色為地，中間開光畫人物故事或寫生花卉。
乾隆彩瓷開光中的山水畫內容有西湖、盤山、景州塔等名勝，有各種四季景色及春耕、讀書、烹茶、漁樵等主題的畫面，多青綠工筆畫法，筆法細膩，色彩明淨豔麗，畫面意境寧靜祥和，而且一般都相應地配有乾隆的御製詩，還有焦點透視法畫的西洋風景。這一時期的洋彩瓷器結合了中國的藝術和西方的技法，洋溢著田園牧歌式的優美安寧的氣氛。
乾隆時期的裝飾藝術，表現出與歐洲洛可可式相同的特點，而這與其說是乾隆皇帝個人的審美愛好，不如說實際上是18世紀社會風尚的產物與反映。
我國藝術的發展其實與世界藝術史上藝術風格的變化具有相同的規律。在歐洲，隨著社會的發展，藝術風格由中世紀的莊嚴肅穆，經歷了14~15世紀文藝復興式的現實感與人文性，16~17世紀巴洛克式的熱情奔放和強烈運動感，到了18世紀，隨著貴族階級的衰落與資產階級的日漸興起，藝術呈現出洛可可式的纖巧華麗與矯揉造作，帶有濃烈的脂粉氣。
沒落宮廷藝術的奢靡典雅與新興市民藝術的富貴華麗融合在一起，它們既是人類歷史上最精緻的工藝傑作，也是等級社會中統治階級最驕奢淫逸的腐化生活及封建社會走到終點的標誌。
乾隆八年（1743年），唐英與他的副手催總老格又研製出了我國整個古代制瓷史上設計最精巧、工藝最複雜的作品——轉心瓶、交泰瓶。
轉心瓶是以瓶心、夾層、瓶身、底座等分燒組合而成。一種是瓶分內外，外瓶身鏤空花紋的套瓶；一種是以如意雲頭或雷紋等形式將瓶身分上下部分，上部套在與底部連接的內心上，呈交錯狀的套瓶，取義天地交通，國泰民安，故曰“交泰瓶”。
一種是瓶頸與夾層連在一起，套在腹內內心上，底部與內心連接，腹部開光或鏤空花紋，轉動瓶頸，由外部開光看到夾層旋轉變化的圖案，猶如走馬燈；更神奇的是有的瓶口裝水，利用水輪機原理，憑水珠滴漏的重力，推動夾層轉動；還有一種頸部寫天干，與腹的地支相對，組合成變化無窮的萬年曆，思維巧妙；最複雜的是集交泰與轉心於一體的交泰轉心瓶。
乾隆皇帝見到這些奇巧之作後，未加讚美也未加批評，而是告訴唐英：“不必照隨常瓷器一樣多燒，嗣後按節進十數件。”可能是乾隆皇帝也覺得其工藝過於複雜、費工而不易生產製作，故而存世量很少，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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