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書法，在民國之前，都值得一觀。如此看來，那被贊為學者“第一人”的，估計也差不到哪去。
楊守敬，1839年出生，湖北省宜都市陸城鎮人。一生勤奮治學，博聞強記，長於考證著名於世，是一位大學者。他一生著述達83種之多，被譽為“晚清民初學者第一人”，代表作《水經注疏》，是酈學史上的一座豐碑。
楊守敬先生的書法在其眾多的成就中，位列第三，但這絲毫不影響其在中國書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的地位，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對於書法理論，他有創新。楊守敬主張書法要“變”，變即是創新。他闡述後人的書法與前賢的書法“筆筆求肖，字字求合，終門外漢也”。
他認為“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一要學富，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於行間”。應該肯定，這是其數十年對書法、對人生的感悟。
楊守敬於書法，真草隸行篆諸體皆擅，文從沈夢認為，最具特色的當推其行楷。其門人熊會貞稱楊守敬“傳世書法古茂，直逼漢魏，蓋世無雙”。雖有些過譽，但仍可窺見一斑。
在書文之時，楊守敬不作憑空臆造，不作無稽之談，而是身體力行去實踐自己的理論，並使之光大。這樣，促成了他的書法風格獨特，有異人之趣的筆意。同時，也讓人們看到了其書法高古、深遠、質樸、秀逸的一面。
第一通 行書尺牘
一八八〇年任清政府駐日欽使黎庶昌之隨員，東渡日本凡四年，致力於蒐集國內散佚書籍，並影印摹刻大量碑拓，日本稱為“楊守敬旋風”，對日下部鳴鶴、巖谷一六、松田雪柯等啟發極大，渡邊寒鷗在《論書百絕》中讚頌道：“齎來拓本萬餘通，復古思潮撼日東。鳴鶴喻霞開耳目，一新明治舊書風。” 作為書家，楊守敬楷、行、隸、篆各體俱能。《清史稿》稱其“摹鐘鼎至精”。確實，他的篆書饒有金石之氣。中年宗法蘇東坡，後廣學北碑，晚年潛心於顏魯公，尤致力於行書。博採眾長，化為己有。
楊守敬學書早年就教於鄉賢朱景雲（字槐卿，湖北江陵人），從楷書歐體入手，得其穩健遒實之致。《楊守敬學術年譜》（宜昌、宜都市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湖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版）謂：“楊守敬就讀朱先生館，六年如一日，臨禊帖，習正書，常以苦楝紙、古墓磚練字。”三十年後（1891），朱景雲謝世，楊以楷書撰《清故歲貢生文敬朱先生墓誌銘》，該墓誌銘既有歐體之平中寓險、剛中見柔之意，又有北碑蒼勁之韻。師古法而不泥古法，中鋒運筆而兼側鋒取勢。其行書同樣在歐體基礎上參以北碑之體勢，縱肆而成。同時融會宋代蘇東坡行書筆意。
第二通 行書尺牘
第三通 行書尺牘
以上三通行書尺牘，是楊守敬的代表性書體。通篇用筆老辣生澀、豪邁遒勁，氣息渾厚古樸、淋漓恣肆，明顯地反映出其長期浸淫漢魏六朝碑版的成果。筆筆實又筆筆虛，筆筆厚又筆筆奇，通篇又是隨心所欲，一氣呵成，系晚年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
辛亥革命後，楊守敬避居上海。一九一四年，也就是去世前的一年，大總統袁世凱雅重楊守敬，商之副總統黎元洪，將楊聘為顧問，一再致書，敦催上道，而楊“以年老無意出山”，袁旋覆函催他上道，有“請趁早扶杖北行為京華光”之語。楊終亦不便深拒而赴京。袁對他優禮有加，復以“參政”相屬，楊謂“政治學非所長，力辭不獲”。寫給“小川宗兄”的三通尺犢，正是記述了楊於一九一四年從上海赴北京擔任參政期問的故事，內容反映出楊守敬嗜書如命、潛心學問及對待學問、藝術的嚴謹態度；同樣也反映出他在艱難時勢下迫於生計，為家奔波、操持，又精於經商的複雜人格。於書法理論，楊守敬在著名的《學書邇言》中十分強調學書的字外功，在前人提出“天分”、“多見”、“多寫”三要的基礎上又增以“品高”和“學富”兩項，謂“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於行間，古之大家，莫不備此，斷未有胸無點墨而能超軼等倫者也”。又提出“自來學前賢者，未有不變其貌而能成家”。
楊守敬的書法實踐正是上述理論的最好註解。因此，楊守敬的意義正在於他的創造性。生活在碑學籠罩的時代，他的書法同樣也以超邁峻峭的北碑意趣打底子，又博採顏魯公、蘇東坡、黃山谷等家，然後食古而化，自成家數。同樣，豐富深厚的學養、慎獨高貴的品行也成就其厚重、質樸、渾穆的藝術情趣。這種高境界非凡夫俗子所能為。一九一五年一月，楊守敬無疾而逝。四月，由政府派專車從北京護送回湖北宜都，歸葬祖塋。
楊守敬 行書尺牘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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